近300年的朱明江山，在崇禎朝土崩瓦解。學界從明朝的內憂外患及其統治機器的衰朽等多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滅亡的原因。明王朝為什麼不能擺脫中國古代政權治亂興衰循環往復的命運，也是和前代王朝一樣，自身出了問題，外因是有，但是內因也有很大成分。
明朝末年,朝有黨爭、墨吏,野有農民暴動,外有滿洲崛起,朱氏江山是不能不亡 了。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敗象早在明中葉即已出現。嘉靖時期,朝廷財政, 每年收入約二百萬兩,而支出“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 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 ”。在專制集權體制下,統治者不願制定約束開支巨幅增長的制度和政策,而不管多大的開支,都存在通過官僚網絡向全國平民分攤的可能性。賦役的增加迫使 日益眾多的農民走向破產,土地集中於享有減免賦役特權的豪門貴族,激化了階級矛盾。我們可以透過《大明王朝1566》給我們展示的歷史瞭解到，當時的現狀使當時的國家府庫已經達到了入不敷出的境況，每年都是要求人民增加稅收，更不要談什麼國家會對一些窮苦人民的捐助了，即使出現海瑞那樣的清官，也可能是於事無補。
也許是有徵於晚清弊政和中國封建傳統的強固,今人通常把中國的封建統治者描述成保守、僵化、不能順應社會發展思謀改革的壞形象。其實, 恪守祖宗成法固然是一種統治策略,但從國家大局著眼銳意變法革新的舉措,也並非與古代政治完全無緣,唐朝的兩稅改革、宋代的王安石變法就非常有名。明朝中後期志在 起衰振敝的呼籲和行動也是此起彼伏,史載嘉靖以後,朝廷“視法如土硬,變法如猾毛,移文旁午,議論紛紜。’,其中張居正的改革最著影響。
張居正在他的改革中最看重的是以一條鞭法為核心的稅制改革,新的稅制簡化了收稅手續,以資財為基本稅收對象,這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很顯然 , 新制度必須首先建立起獨立的稅收系統,否則怎樣收稅仍舊是各級地方官僚的統 治意志。新的制度還必須要有相應的會計制度、銀行制度以及中央結算制度等保 障,才能具備生命活力。建立這樣的制度勢必改變整個官僚系統的政治結構。所有這些,張居正既無法洞見,也無力做到,他只能將他的新制度的基礎建立在對全國耕地的清查和對各級官吏的嚴厲督責之上。大土地所有者當然不願意按土地 多寡納稅,在實際丈量中又有一些官員好大喜功虛增業主的地產面積,因而引出許多怨聲。張居正死後,有人將清丈土地中的弊端上奏皇帝,萬曆一道聖旨,張居正 時期的土地丈量被宣佈作廢,新稅制的基礎也就傾刻崩塌了。改革不考慮社會現實，即使曇花一現，也免不了失敗的結果。
皇帝制度下,沒有必然的聖君,只有必然的昏君。明朝中期如果從 正德皇帝 算起,到亡國之君崇禎,凡六任皇帝。在位1 6年的正德討厭正常秩序所要求於皇帝的程式化生活,在宮外築豹房居住,喜歡體會領軍衝鋒陷陣的滋味,後因巡遊江南溺水,不久駕崩。嘉靖皇帝以旁系人繼大統,為大禮儀之爭導致朝政的混亂,後迷戀於道術,為求端葵幾乎被宮女謀去性命,奸相嚴篙因而得以長期柄政。繼嘉靖而
立的隆慶皇帝在位只有6年,但大獄迭起,社會凋弊,朝綱不振,邊患頻仍,時人已有 國危之嘆。萬曆皇帝即位時只有8歲,朝政委託張居正,國事頗見起色,但張居正死 后皇帝已長大成人,年輕的皇帝可以否定張居正的改革,但卻拿不出治國治民的更 好辦法。天啟皇帝即位後把政事交給魏忠賢,自己在後宮操斧弄鋸,盡興發揮其不 俗的木工技藝。繼天啟而立的崇禎是明朝中後期最勤勉於政事的皇帝,大明江山卻恰恰為他所葬送,雖然不能因此要崇禎為明亡承擔全部責任,但至少可以說他是一個無能的皇帝。
明朝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和歷代王朝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統治集團官僚體系自身的崩潰，官吏的貪婪腐敗，加速了封建王朝的不斷沒落。官僚隊伍的腐敗是引發社會危機的重要因素,這種腐敗在封建社會呈現為必然趨勢,官僚政治內在的體制缺陷和矛盾使之無力從腐敗中自拔。
明朝的政治舞臺上並不缺乏正氣,也不缺乏為正義和道德獻身成仁的勇氣 , 但是其政治理念過於陳腐,不能正確引導統治集團朝救國濟民的方向去用力。與其說是他們的麻木無知，倒不如說他們是自身的自甘墮落，並且還拒絕了時代的進步，造成了自己的步步危機，最終成為歷史的王朝。
閱讀更多 歷史有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