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0年的朱明江山，在崇祯朝土崩瓦解。学界从明朝的内忧外患及其统治机器的衰朽等多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明王朝为什么不能摆脱中国古代政权治乱兴衰循环往复的命运，也是和前代王朝一样，自身出了问题，外因是有，但是内因也有很大成分。
明朝末年,朝有党争、墨吏,野有农民暴动,外有满洲崛起,朱氏江山是不能不亡 了。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败象早在明中叶即已出现。嘉靖时期,朝廷财政, 每年收入约二百万两,而支出“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 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 ”。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统治者不愿制定约束开支巨幅增长的制度和政策,而不管多大的开支,都存在通过官僚网络向全国平民分摊的可能性。赋役的增加迫使 日益众多的农民走向破产,土地集中于享有减免赋役特权的豪门贵族,激化了阶级矛盾。我们可以透过《大明王朝1566》给我们展示的历史了解到，当时的现状使当时的国家府库已经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况，每年都是要求人民增加税收，更不要谈什么国家会对一些穷苦人民的捐助了，即使出现海瑞那样的清官，也可能是于事无补。
也许是有征于晚清弊政和中国封建传统的强固,今人通常把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描述成保守、僵化、不能顺应社会发展思谋改革的坏形象。其实, 恪守祖宗成法固然是一种统治策略,但从国家大局着眼锐意变法革新的举措,也并非与古代政治完全无缘,唐朝的两税改革、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就非常有名。明朝中后期志在 起衰振敝的呼吁和行动也是此起彼伏,史载嘉靖以后,朝廷“视法如土硬,变法如猾毛,移文旁午,议论纷纭。’,其中张居正的改革最著影响。
张居正在他的改革中最看重的是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税制改革,新的税制简化了收税手续,以资财为基本税收对象,这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很显然 , 新制度必须首先建立起独立的税收系统,否则怎样收税仍旧是各级地方官僚的统 治意志。新的制度还必须要有相应的会计制度、银行制度以及中央结算制度等保 障,才能具备生命活力。建立这样的制度势必改变整个官僚系统的政治结构。所有这些,张居正既无法洞见,也无力做到,他只能将他的新制度的基础建立在对全国耕地的清查和对各级官吏的严厉督责之上。大土地所有者当然不愿意按土地 多寡纳税,在实际丈量中又有一些官员好大喜功虚增业主的地产面积,因而引出许多怨声。张居正死后,有人将清丈土地中的弊端上奏皇帝,万历一道圣旨,张居正 时期的土地丈量被宣布作废,新税制的基础也就倾刻崩塌了。改革不考虑社会现实，即使昙花一现，也免不了失败的结果。
皇帝制度下,没有必然的圣君,只有必然的昏君。明朝中期如果从 正德皇帝 算起,到亡国之君崇祯,凡六任皇帝。在位1 6年的正德讨厌正常秩序所要求于皇帝的程式化生活,在宫外筑豹房居住,喜欢体会领军冲锋陷阵的滋味,后因巡游江南溺水,不久驾崩。嘉靖皇帝以旁系人继大统,为大礼仪之争导致朝政的混乱,后迷恋于道术,为求端葵几乎被宫女谋去性命,奸相严篙因而得以长期柄政。继嘉靖而
立的隆庆皇帝在位只有6年,但大狱迭起,社会凋弊,朝纲不振,边患频仍,时人已有 国危之叹。万历皇帝即位时只有8岁,朝政委托张居正,国事颇见起色,但张居正死 后皇帝已长大成人,年轻的皇帝可以否定张居正的改革,但却拿不出治国治民的更 好办法。天启皇帝即位后把政事交给魏忠贤,自己在后宫操斧弄锯,尽兴发挥其不 俗的木工技艺。继天启而立的崇祯是明朝中后期最勤勉于政事的皇帝,大明江山却恰恰为他所葬送,虽然不能因此要崇祯为明亡承担全部责任,但至少可以说他是一个无能的皇帝。
明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和历代王朝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统治集团官僚体系自身的崩溃，官吏的贪婪腐败，加速了封建王朝的不断没落。官僚队伍的腐败是引发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这种腐败在封建社会呈现为必然趋势,官僚政治内在的体制缺陷和矛盾使之无力从腐败中自拔。
明朝的政治舞台上并不缺乏正气,也不缺乏为正义和道德献身成仁的勇气 , 但是其政治理念过于陈腐,不能正确引导统治集团朝救国济民的方向去用力。与其说是他们的麻木无知，倒不如说他们是自身的自甘堕落，并且还拒绝了时代的进步，造成了自己的步步危机，最终成为历史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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