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 景陵
安史之乱后的中国进入一个无法自我定位的尴尬局面，但按照传统体例编写的史书却能很难反映出其中的关键线索。后人往往将其归结为“藩镇、宦官、朋党”等枝节现象，却描述不了背后的复杂性。只要放开视野就可以发现，其主要线索有几条：
大唐从世界帝国跌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它的“世界部分”与“自体部分”之间产生严重的异质感
这种挫折感首先表现为杂乱无章、前后错乱的对外政策。肃宗、代宗、德宗三代仍然处于乱局余波之中，对周边各种势力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吐蕃、回鹘、藩镇、南诏等等，曾经都是大唐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但如今却处处显示出敌意，难于融合。这些势力属于大唐的世界部分，只愿意融入天可汗体系，不愿意被纳入一个二流中等国家，这才是纷乱的根源。
尤其是藩镇，唐室一方面依赖这些胡人兵马平乱，一方面又深知这些胡人兵马早晚是致乱之源。想杜绝藩镇干预中央的隐患，又担忧中枢层面被官员集团挟持，因此只能居中平衡，长期处于摇摆之中。于是才看到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本纪中的种种动荡、阴谋、斗争。甚至到了宪宗初期，仍可看到藩镇刺客暗杀宰相的记录。
《旧唐书·宪宗本纪》：六月辛丑朔。癸卯，镇州节度使王承宗盗夜伏于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盗于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伤首而免。是日，京城大骇，自京师至诸门加卫兵；宰相导从加金吾骑士，出入则彀弦露刃，每过里门，诃索甚諠；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随。
唐代壁画 疾行
唐初武德功臣之中，曾有多位胡人，如安兴贵、安修仁、尉迟敬德、阿史那氏等。但安史之乱后却要李唐王室痛苦切割，当然就非常困难。因为唐朝的武力和版图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胡人盟友。而此时，异质感却无处不在，显得狐疑不定、异常痛苦。李世民天可汗的荣耀，这时成了实实在在的痛苦。
丝绸之路被分割占据，财政崩溃指日可待
大唐曾经是欧亚经济体系的主宰者，但安史之乱后，吐蕃控制了河西走廊，西域陷入混乱，天山南北两线丝路之利已不复存在；草原丝路被回鹘控制，海上丝路掌握在淮南藩镇之手。因此唐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产生了杨炎VS刘宴之争。
唐代海上丝路
要么重建本土的农业经济，要么继续盛唐的世界经济，这对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来说实在是最痛苦的选择。由于王室对胡人愤恨极深，最终无法重建世界经济，也没有积极培育淮南为中心的海上工商贸易经济，更糟糕的是也无法重建本土农业经济。这样就陷入了坐吃山空的局面，最终引发贫民暴乱（裘甫、黄巢）。
最受冲击的是大唐曾经的“世界大脑”。
肃宗、代宗、德宗三代内政往往前后不一，历代评论家都认为是君王自身缺乏定见，实际上这是大脑的变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定型。
乾陵蕃臣
大唐曾经有一颗世界的心，也有一颗世界的大脑。但一朝反转，内卷化带来的痛苦却是撕裂性的：是要一个二流的、相对封闭但很稳定的国家，还是继续追求那个空前伟大多少有些虚幻、沉重的世界帝国？这个选择对李唐王室而言不是问题，从肃宗开始就选择了相对封闭但稳定的中等国家。问题是这个转变需要上下同欲，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
这是最难的，好在顺宗时期出现了伟大的柳宗元。他的《封建论》一锤定音，为大唐转型提供了一整套合理化理论。这套理论被唐宪宗执行的非常坚定，于是中国历史走向了“唐宋转折”。这个过程大约在唐武宗时期基本定型，历史即不再有其他可能性了。随着《元和姓纂》《元和郡国图志》的编纂，唐朝才终于换了一个大脑。作为诗人的李商隐敏锐感觉到这个历史转身，写下了非常夸张的赞叹——“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
柳宗元
后人憧憬大唐辉煌，往往对唐宪宗的转折评价甚低，甚至认为正是这一百年最终成型的国家定位，导致了后来的彻底灭亡（南宋）：没有武力，没有开放性，没有世界眼光、心智退化，……等等。但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只要发挥联想就可以看出：今天的美国实际上正在走入这个漩涡。它的世界性和自体部分之间天天都在发生激战，它的“世界大脑”正在迟钝、消退，它的自我定位已经陷入混乱……曾经的世界景象成了诅咒、曾经的世界经济成为重负……
更可怕的是，它的世界经济实际上不可能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操作来作切割的，其情形与大唐宰相杨炎-刘宴之争一模一样，你能看见下图脸上的裂痕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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