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顺帝时期，朝中有位侍御史叫张纲。此人敢怒敢言，嫉恶如仇；才华横溢，忠心耿耿。面对极度黑暗的朝政，他感慨疾呼：“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埽国家之难，虽生，我不愿也。”他公开弹劾了当朝大将军梁冀等一帮重量级“大老虎”，一时令“京师震惊”；他又单刀赴会，口若悬河，一番“思想政治工作”之后，“广陵贼”张婴便率数万人“面缚归降”……张纲可谓是历史上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四百多年后，一位叫李纲的成了他的铁杆“粉丝”。他原名李瑗，因为崇拜张纲，才改名李纲。李纲少时“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自许”，进入仕途后更将这一高贵品质发扬光大，可谓隋唐朝的“张纲”。
忠肝义胆 “顶撞”杨坚
最初，李纲被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参军。这宇文宪可不是等闲之辈，出身显赫又文武兼备。他是北周文帝宇文泰的第五子，曾任骠骑大将军和益州刺史。镇服蜀地，灭亡北齐，为北周兴国立下了不世之功。宇文宪还有着高尚的政治道德，不贪功，不恋栈，灭了北齐之后他就打算激流勇退，隐居乡野。然而，在他打算付诸实施的时侯，578年，他的哥哥周武帝宇文邕驾崩，太子宇文赟继位，即为周宣帝。周宣帝秉性顽劣，无德无才。当太子时，他老爹总担心和怀疑他不是继承大位的料，但又不愿意坏了规矩弃长立幼，便把希望寄托在了棍棒教育上。太子每有犯错，就用棍棒和皮鞭揍他。老皇帝一死，宇文赟身上的“死灰”全面“复燃”，他毫“无戚容”，刚登帝位“即逞奢欲”，还抚摸着身上的疤痕，大骂他爹：死得太晚了！武帝还没下葬，宫中还在大丧之中，他便“阅视高祖宫人，逼为淫欲”。这么一个滥东西，宇文宪忧心忡忡，深知凶多吉少。然而，还未等得及他隐退，侄儿已磨刀霍霍了。一个月后，宇文宪便被杀了。
宇文宪死后，宣帝召来齐王府的人及齐王部下，要他们揭发宇文宪，提供他犯罪的证据。开府仪同大将军于智、郑译等人早就成了宣帝的帮凶，而参军李纲则“誓之以死，终无桡词”，即便杀头也不落井下石，用生命捍卫了宇文宪的清白，表现出了崇高的气节和良知。宇文宪被绞杀后，官吏用没有帷盖的车子将他的遗体拉出宫殿，故吏看见躲之唯恐不及，深怕惹上麻烦，“惟李纲抚棺号恸，躬自瘗之，哭拜而去”。宇文宪死后留下一个“孀居孑立”的女儿，李纲便担当起了照顾她的责任。隋朝灭亡后，李纲曾隐居乡间成了一介草民。唐朝建立后，他又成了朝中重臣和名臣。不管是落难也好，显贵也罢，他都一直精心照顾着这个失怙女的生活，直至自己死去方罢。真是忠肝义胆，不忘初心。
隋文帝开皇末年，李纲任太子洗马。一次，太子杨勇宴请东宫臣子，太子左庶子唐令则有音乐天赋又善于逢迎，为讨太子高兴，即兴弹起了琵琶，还高歌了一曲《媚娘》。然而，李纲却认为这样做“不合时宜”，甚至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对太子说：唐令则身任宫卿，职当调理和保护太子，引导太子走正路，而如今“乃于宴座自比娼优，进淫声，秽视听”，此事若传到皇上耳朵里，肯定要治唐令则的罪，同时也必然连累殿下。为争取主动和避免事态扩大化，请太子先追究唐令则的责任。杨勇则答：“我欲为乐耳，请勿多事。”斥责李纲不要多管闲事。后来，杨广靠阴谋诡计和两面派手法，把自己打扮成了正人君子，而把杨勇宣传成了一个荒淫无度之徒，成功迷惑住了杨坚和独孤皇后，最后扳倒了杨勇自己取而代之。
更换太子，这是国之大事，也意味着东宫诸臣子的严重失职。很快，隋文帝召见东宫官吏，要追究他们的渎职罪。面对皇帝的追问，众人吓得无一敢吭声。然而此时李纲站出来说话了，他对文帝说：“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太子“器非上品，性是常人”，他并非是出类拔萃的大才和天才，但“若得贤明之士辅导之，足堪继嗣皇业”。当今朝廷人才济济，应当择其贤者而教之。然而，“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侍侧，至令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也”。 李纲简直是吃了豹子胆，这是在斥责文帝呀！你派了像唐令则这样一帮人去教导太子，怎么能教导好呢？责任不在你又在谁？李纲“顶撞”文帝时，辞气凛然，义正词严，“左右皆为之失色”。杨坚惊奇和欣赏李纲的这番发言，当时尚书右丞正空缺，吏部正在请求任命，文帝指着李纲说：“此佳右丞也。”李纲遂走马上任尚书省。
李纲这里表现出了高贵的政治品质。一是能在别人不敢言之时，自己以“何敢畏死”的大无畏精神，实事求是地讲出了真话和真相。二是始终能从爱护人和保护人出发。他劝谏杨勇惩治唐令则的时候，爱护的既是“受害者”杨勇，又是“害人者”唐令则。假如此时杨勇听从劝告，远离歌儿舞女、声色犬马，不被杨广和独孤皇后抓住把柄，他的太子就不至于被罢黜，乃至于最后被隋炀帝赐死。而唐令则呢？断不会落个遭砍头的下场。李纲的超人之处就在于，见微知著，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三是敢于为失败者说话。当杨勇太子被废、成为天下攻击的箭靶、谁也不敢为他说话的时候，李纲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批评皇帝，为杨勇辩护，其精神着实可贵。
死不同污 敢谏新帝
尚书右丞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李纲的职务也不算低。但是，把持朝政的是左仆射杨素和右仆射苏威。杨素是开国元勋，才兼文武，但品质很坏，尤其是做了宰相之后，“专以智诈自立，不由仁义之道”，是历史上有名的权臣和奸相。而苏威呢？“从己则悦，违之必怒”，人品、政德也很低下。正所谓“正邪自古同冰炭”，故李纲根本无法与他俩同心同德“拧成一股绳”。两人“阿谀时主”，李纲则不予配合，而且坚持自己的意见，“由是二人深恶之”，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602年，交州（今越南境）俚帅李佛子叛乱，经杨素推荐，朝廷任命瓜州刺史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率大军前去讨伐。杨素又上奏：林邑（古国名，位于今越南中部）多珍宝，只有派李纲这样廉洁而又刚正的领导者，辅佐刘方才能使军纪严明，杨坚遂任命李纲为行军司马随大军前往。就这样，杨素略施小计，便以崇高的名义把李纲踢出了中央。然而，更阴险和毒辣的阴谋还在后面。杨素吩咐刘方把李纲往死里整，而这位大军统帅也甘心为虎作伥，“刘方承素之意，屈辱纲，几至于死”。隋军班师后，杨素命李纲不得回朝，将他贬为齐王府司马。这还嫌便宜了李纲，没过多久，苏威又将他派往遥远的南海县，承办与林邑交往事宜，且“久而不召”。这实际等于将李纲流放到了岭南。李纲后来回京奏事，苏威又弹劾他擅离职守，令相关部门予以处罚。如此残酷迫害，百般折磨，乃至差一点死掉。但即便如此，李纲始终不向恶势力低头，更不与其同流合污。
唐高祖李渊平定长安后，乱世中的李纲投奔了他，李渊大悦，任命李纲为丞相府司录参军，封新昌县公，专司掌选人才。李渊称帝后，拜李纲为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武德二年（619年），16岁的齐王李元吉任并州总管，镇守晋阳，李渊派殿内监窦诞和右卫将军宇文歆辅佐他。李元吉是个典型的恶少和纨绔，骄横而又奢靡，仅奴婢侍妾就达数百名。他嗜好打猎，其“名言”是：“我宁三日无食，不能一日无猎。”窦诞与他沆瀣一气，是他游猎的忠实伙伴，这群人常常肆意践踏百姓庄稼。齐王“又纵左右夺民物，当衢射人，观其避箭”，他把这当成了看娱乐节目。夜里闯人民宅“宣淫他室”。晋阳百姓天怒人怨。宇文歆屡屡谏劝，但齐王不听。无奈之下，宇文歆便将其所作所为全部奏报了李渊。高祖虚晃一枪，将齐王免职治罪，但很快又官复原职。
几个月后，也已称帝的军阀刘武周率军逼近晋阳，李元吉对其司马说：“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然而，这全是假话，齐王当天便借着夜幕，丢弃并州携其妻妾直奔长安逃跑而去。晋阳百姓饱受李元吉之害，刘武周大军刚至城下，士绅薛深等人便打开城门献出了城池。李渊闻之大怒，对李纲说：晋阳有精兵数万，粮食足够吃十年，又是王业兴起之地，怎么轻易就丢掉了呢？“元吉幼弱，未习时事，故遣窦诞、宇文歆辅之”，他把怒气都撒在了辅佐者身上，说宇文歆首先主张逃跑，“我当斩之”。李纲说：齐王年轻但骄奢放纵，士民愤怒，这就埋下了丢城的根因。若要追究辅佐者的责任，窦诞应是首罪，因为他不曾规谏，反而替齐王掩盖。宇文歆多次劝谏，齐王不改，便将情况上奏，“乃忠臣也，岂可杀哉”。第二天，高祖又召见李纲，说：“我得公，遂无滥刑。元吉自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这是一句公道话。最后李渊不但赦免了宇文歆，连窦诞也没事了。
公而忘私 老而弥坚
大约是唐武德末年，李渊要拜舞蹈艺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该职虽无实权，但很重要，“入则规谏过失，备皇帝顾问，出则骑马散从” ，是皇帝身边的高级谏官，一般由那些高才英儒担任。像安叱奴这样拔尖的舞蹈艺人，让他去做皇帝的政治、军事幕僚，显然有些突兀和荒唐。其一，安叱奴没有政治才华，唐立国近十年，从未见他提出过任何有见地的建议。其二，也没有像魏征那样敢言能言的性格和能力。其三，唐军与各路群雄厮杀数年，他未建寸功。其四，皇帝选一“戏子”做谏官，用人导向有问题。所以，在众人都保持沉默的情况下，李纲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从两个方面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一是历史上前无援例。春秋时晋国有个艺人叫子野，有极强的辨音能力，琴弹得很棒。卫国有个艺人叫师襄，是击磬和弹琴的高手，孔子都曾向他学琴。两人的弹奏艺术炉火纯青，然而，却终身“不移其业”，国王始终没有让他们入朝做官参政。北齐的曹妙达，出身于琵琶世家，把琵琶弹得玉珠走盘，一次北齐后主高玮听他演奏后连呼“佳音，佳音”，随之颁旨封曹妙达为王。这件事才过去四十多年，一直被人讥为是亡国之兆，“有国有家者以为殷鉴”。李纲告诫李渊，应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二是现实不允许。陛下“方今新定天下，开太平之基”，当务之急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安抚功臣和延揽人才。然而，“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这两件事不做，却“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顾非创业垂统贻厥子孙之道也”。李纲所言句句在理，且一针见血，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胆与识。
其实，李纲还很善于发现人才。李渊入关尚未称帝之时，李纲便向他推荐了正在终南山隐居的王珪，李渊任命他为世子府谘议参军，即之后的太子李建成的军事参谋。王珪后来名满天下，成为贞观前期的名相。
李渊称帝后，李纲拜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做了太子李建成的老师。一开始李建成对老师还很尊重，自己也遵循法度，但后来就变了，“渐狎无行之徒，有猜忌之谋”，李纲怎样劝谏他也不听。面对李建成这样的“学生”，李纲直截了当地向高祖提出个辞职。这活我干不了，请另请高明，我已是一把老骨头了，已过古稀之年，现在要求退休。李渊一听大怒：你愿意给何潘仁当长史，“何乃羞为朕尚书”？——这里需要解释几句。隋大业末年，“贼帅”何潘仁拉起了数万人的队伍，李纲也被裹挟其中，被迫做了何潘仁的长史。李渊说的正是这段历史，也含有揭短的意思。李纲听过之后顿首陈谢，曰：“潘仁，贼也，诚在杀害，每谏便止，所活极多，为其长史，故得无愧”。话说得很坦荡，因为在长史位上他救了很多人的命。然后话锋一转，直指李渊：陛下如今功业圆满，但居功自傲，我说的话就像水泼在石头上一样一滴不进，“安敢久为尚书”？再说侍奉太子他也不听，“既无补益，所以请退”。语言尖锐，毫不客气。李渊听后向李纲道歉说：知公直士，还是留下来帮助我的孩子吧。在高祖的强力挽留下，李纲最终还是留任了，但前提是李渊承认错误。
贞观四年（630年），李纲已84岁高龄，这年他又被唐太宗拜为太子少保。李纲因脚疾“不堪践履”，但太宗仍要求他按时上班。不过，太宗特赐他一顶轿子，李纲可以从家一直坐到宫殿“办公室”门口。老臣虽已到了垂暮之年，但秉性仍如以往，不管是唐太宗“问以政道”，还是具体教导太子，他“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真可谓刚正一生。次年李纲因病逝世。宇文宪的女儿在灵前披头散发放声痛哭，“如丧所生焉”。这位老妇的大哭，也为李纲的一生，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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