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王健大師將在上交音樂廳演出埃爾加《大提琴協奏曲》、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和趙麟的大提琴與笙雙協奏曲《度》。初為人父的王健將在音樂演繹上有怎樣的變化十分令人期待。
第一次聽說王健這個名字是大約22年前，DG出版了一張勃拉姆斯《鋼琴三重奏》，其中擔任大提琴獨奏的正是當時27歲的王健。在這張唱片中，王健用他溫暖、深情的琴聲打動了製作人，也打動了購買這張唱片的所有樂迷。後來，這位“中國人的驕傲”從未讓人失望，活躍在世界舞臺上，低調、穩健，胸有成竹。
第一次聽王健對我說是7年前，他語氣和善，說自己是個很敏感的人，對樂譜的反應猶如守門員對射門的本能撲救。所以他很少聽自己的唱片，否則會讓自己麻木。但聽別人的音樂會、錄音，會讓自己有新的感覺。
在音樂之外，王健大多選擇在巡演的旅途中看書，比如歷史。他說，可能我的靈魂比較孤單吧，最感人的甜酸苦辣就在每個人的歷史裡；人生就是這樣，沒有結果，解決了一個問題還有下一個問題；古典音樂是珍貴的，它把一種記憶轉移到你的記憶裡，這不就是永生嗎？
不過現在的王健除了陪他32年的阿瑪蒂大提琴，有了一個幸福的家和可愛的兒子，已經不再孤單了。說起王健這把琴，很奇妙，它幾乎不需要打蠟，不需要上油，它需要的保養就是經常演奏，像一個跑了400多年的運動員，仍然筋骨強壯，彈性十足。
這把琴發音既柔和，也很具穿透力，不論在安靜的教堂，還是上千人的大廳；不論與幾個人合奏，還是抗衡大樂隊，都能夠繞樑三日。
王健與埃爾加大提琴協奏曲
埃爾加創作此曲時，勳伯格憑藉新的無調性體系震動了音樂界，同胞古斯塔夫·霍爾斯特首演了自己的《行星組曲》，現代派畫家畢加索、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崛起。就在新老交替、秩序改變的歷史時刻，這首大提琴協奏曲傳遞了多重的信息。
1933年，生命臨近終點之時，埃爾加把《大提琴協奏曲》第一主題哼給一位朋友聽，並說：“如果在我死後，你聽到有人在馬爾文山上哼這首曲子，別害怕，那隻能是我。”正如埃爾加的傳記作家戴安娜·麥克維（Diana McVeagh）說，這部作品裡“深秋的哀傷揮之不去”，“但不是悲觀的哀傷，而是一種悲憫。”
王健非常認同這種“悲憫”，他尖銳地感嘆：“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文化開始之後，西歐的文化在墮落。它對真正樸素的感情已經不大願意承認了，他們需要更加理性的東西。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掛的東西，真是看得我目瞪口呆，這真的是藝術嗎？繪畫是從‘偉大的’畢加索開始的，音樂是從‘偉大的’勳伯格開始的。絕大多數現代音樂我是不會去演、不會去聽的。埃爾加寫作《大提琴協奏曲》時現代音樂的風氣已經很強了，無調性的音樂慢慢起來，埃爾加被認為是保守的、反潮流的。其實這首協奏曲在結構上非常專一，每個樂章都有一個獨立的主題。以前的作品都會重複之前的主題，埃爾加的前三個樂章就像三幅獨立的畫面，到了第四樂章才有主題的復現。”
2008年10月31日王健與阿什肯納齊、悉尼交響樂團現場錄製了此曲。回顧合作，他說：“所有浪漫音樂都有這個特點，埃爾加也有這個特點，它讓你感覺到時間的流逝。外國人寫評論，說這個音樂讓時間靜止了，這是最大的誇獎，因為它讓你感覺到時間。基本上每次在第四樂章中轉到第三樂章的主題時，就是埃爾加從命運的抗爭到命運的屈服的時候，阿什肯納齊都會流眼淚。”
很有趣的是，很多作曲家在晚年都會有傑出的大提琴作品，埃爾加如此，貝多芬如此，舒曼如此，肖邦如此，勃拉姆斯的雙協奏曲也是晚年作品。
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和趙麟的大提琴與笙雙協奏曲《度》雖然不是晚期作品，但以鮮明的情感取勝。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聽眾已經很熟悉，《度》則是一首中國大提琴家鍾愛的優美作品。
儘管笙這件樂器表現力有限，不過與樂隊融合地非常完美，大提琴的歌唱性亦令人印象深刻。作品的藝術價值遠遠超越了標題的意義，具有高度的傳奇色彩。如果讓我選擇，願意將《度》解讀為一個東方氣質的《英國病人》似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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