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化的数字图书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古代藏书楼的特点和发展，古代藏书楼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数字图书馆的兴起和发展。
发展图书馆是人类智慧和知识的宝库，是搜集、整理、典藏和向读者提供文献资料的机构。历来人们都把图书馆看成读书治学的场所。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院就留下了永恒的脚印，列宁在流亡中到过欧洲好多图书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学生时代利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思想，著名科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是借助图书馆藏书的帮助而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图书馆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收集、加工、整理、科学管理了人类智慧的结晶——各种珍贵的文献资源。早在我国的上古的殷商时代，人们就会利用龟甲等兽骨来记录日常生活的大事小情。其中大部分的记录是关于占卜的，统治者对于这样的记录很重视，因而派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图书馆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这些官方机构、民间团体或私人收集典藏文献记录的处所不叫图书馆，而唤作藏书楼。但藏书楼并非皆以“楼”名，而是多以斋、阁、堂、室、观、居、轩、馆、亭、秘府名之，尽管名称千差万别，但其作用大体相同。中国的藏书文化传统悠久，相形之下藏书楼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尤其是在金、元两个历史时期，连年的战争与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藏书楼的发展。直至明朝，由于私家藏书的大规模兴起，藏书楼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明代藏书楼的设计特点，主要在于解决藏书中的火、霉、蛀三害问题，营造宁静舒适的阅读环境。因为是专用的性质，设计上没有考虑公共阅览的要求。这些环境优美的藏书之所，是多少文人骚客心中理想的阅读场所。延至清代，由文渊阁统管藏书的馆阁制度已经日臻完善，另有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杭州孤山文澜阁等作为清代藏书楼的代表。
中国的藏书文化传统悠久，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与积淀，作为古代藏书文化载体的藏书楼，为现今的人们保存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私家藏书与官方典藏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文化保存和传播的两大重要渠道。
1 古代藏书楼的分类与发展变迁
官方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一起，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官方藏书是我国藏书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收藏典籍的方式。上古时期的史官收藏文化典籍开启了我国的藏书史。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设立了专门的王朝藏书机构，官府藏书就此分成宫廷藏书与国家机构藏书。藏书、供祭和讲学构成书院生活的三个主要内容，书院藏书随即应运而生。寺院藏书，是佛教传人进入中土以及大规模兴建寺院之后兴起的，其作用主要是保存佛教典籍。
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发展。汉高祖刘邦为了妥善地保存搜集来的文化典籍，特设了皇家图书典藏与编校机——“石渠”、“天禄”、“麒麟”三阁。延至汉朝末年，官方藏书的事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文献典藏的数量有了大幅提升。随着隋唐盛世的到来，官方藏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大力拓宽搜集藏书的渠道，另一方面精心修缮藏书之所，从数量和品质两方面着手发展官方藏书事业。其中嘉则殿是那个时期藏书楼的典型代表，其藏书量攀至古代官方藏书史上的最高值。
到了两宋时期我国藏书体系全面完善，并且官方藏书允许政府高级官员、殿试考生等借阅浏览，藏书的数量和品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明清两代，官府藏书事业日臻成熟，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建文渊阁，其后弘文馆、华盖殿等藏书楼也随之建立。到明宣宗时期，藏书数已经达到古代官藏的顶峰。杨士奇曾查勘文渊阁藏书，编成《文渊阁书目》，其中收录典籍达43 200余册，7 000余种。清早期的皇帝对文化事业非常重视，为了编纂诸多文化典籍，屡次搜访民间遗书和珍本秘籍。到乾隆令纪晓岚主持修编《四库全书》、修建著名的皇家七阁，使官方藏书事业在收藏品质、环境设计等诸多方面更加完善。藏书事业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而到了清朝末期，京师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纷纷建立，这意味着官府藏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转型，也意味着我国古代藏书楼历史的终结。
私人藏书是古代藏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天道篇》有云：“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从中可以推知先圣孔子就有他的私人藏书。再根据那一时期诸如《礼》、《易》、《诗》、《春秋》等文化典籍的佐证，我们可以推知孔子拥有的藏书量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古代藏书史上首位私人藏书家。并且从数量上说，他是那个时代私人藏书量最大的藏书家。在秦朝由于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私人藏书事业的发展。但就是这一文化黑暗时期，依然涌现了孔鲋、吕不韦等私人藏书家。到了汉朝，民间藏书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禁止私人藏书的“挟书律”被废除了，这就给私人藏书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藏书家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参与藏书的人不只限于达官贵胄，一些有条件的学者、太学生等也纷纷加入其中。其中以东汉才女蔡琰为代表，她是古代藏书史首位女性藏书家。到了隋唐盛世，科举制的兴起与发展刺激了人们对学术文化的热情，而在客观技术层面蔡伦造纸术的发明更为文化典籍的收藏提供了实现条件。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无论是从数量规模上还是质量品质上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藏书场所也开始出现，田弘正的“于府舍起书楼”为其中代表。到了两宋时期，封建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私人藏书文化事业也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凭借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也变得不是那么困难了。珍籍易得，藏品可传，为私人藏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文人学者大都拥有自己的藏书楼，譬如南宋大儒朱熹的寒泉精舍，司马光的读书堂，文学家贺铸的企鸿轩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世代藏家，如安阳韩氏、宋城王氏等。到了明朝，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繁荣期，私人藏书跟着蔚然成风，随之而来藏书建筑的设计与建造的精益求精，浙江宁波的天一阁、毛氏汲古阁等为其中典范。天一阁也成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及至清朝，由于统治者重视文治，私人藏书事业不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品质上都日臻成熟，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藏书家仍多分布在江南。藏书建筑更为精致，其中以清晚期浙江湖州的丽宋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与山东聊城的海源阁为其中代表。到了清末民初，随着京师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等的纷纷建立，近代图书馆的时代开启了。
2 古代藏书楼存在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2.1 文化典籍的保存。早在秦朝，文化藏书的这项基本功能已经得以体现。即使在秦朝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下，依然有很多藏书家敢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把文化典籍以各种方式藏匿起来，为文化珍籍的保存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藏书楼保存典籍的优秀范例便是浙江的范式天一阁。天一阁总藏书量达7万余卷，现尚存1.7万余卷，大多是明代刻本和钞本，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为特色。其中不少典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孤本。
2.2 典籍的传播。其一是经阅览的途径进行传播。从宋代的李氏山房直到清朝末期的古越藏书楼，已经有很多藏书家有了将藏书楼向公众开放的意识，允许有识之士进入阅览，使一家之藏为大家所用，从而拓展了这些珍贵遗存的受众面和利用率，在此过程中也传播了文化。其二经借抄的途径进行传播。藏书家不吝惜珍本秘籍，慷慨提供底本，使原书得以复制繁衍出诸多副本，这样更有利于文化典籍的传播。当很多刻本不复存在时，抄本书的存在就显得弥足珍贵。其三是刊印的途径。由于流失与损毁等原因，古代刊印业能依照的原本相对来说比较少，这其中藏书家所能提供的藏书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很多藏书家同时也是当时有名的出版家。五代时期的毋昭裔，是首位既藏书又刻书的典型代表。其后，不少著名文人学者也兼具藏书大家与出版大户双重身份，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有明朝的范钦与毛晋，清朝的纳兰性德与黄丕烈，还有民国的刘承干，他们握有相当丰厚的藏书资源。藏书家热衷刻书由此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优秀传统。
2.3 典籍的维护与完善。一是对典籍的维护。北齐的《颜氏家训》有云：“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对于典籍的爱惜和维护已经成为士大夫的必备素质之一。为了保证典籍的完好，很多藏书家汲取民间保护修缮纸张的经验与智慧。不断创造和改良各种有效的典籍保护方法，譬如珍籍的曝书和中草药治虫等方法。著名的范式天一阁及就将芸草夹进典籍中以达到防虫的目的。二是对典籍内容的校勘补正。因为抄写或刊刻过程中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故此，古本珍籍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疏漏、错讹之处。针对这些错处，历代的藏书家在收藏刊印的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对心爱的古本珍籍进行校勘补正工作，使其更加完善。例如，明朝藏书家赵用贤曾经花费八年时间，完成了对五卷本《洛阳伽蓝记》的补阙订讹，其间共参考了五种不同的抄本校雠，从而使后人看到更为完善的《洛阳伽蓝记》。三是对残破典籍的收佚集全。藏书家收集而来的典籍往往有很多是残本，影响阅读与传播。对于这些残本，不少藏书家亲力亲为，历尽数年艰辛，执著觅访，竭力使残本得延津之合，臻于完美。明人陆俨山、赵琦可谓是其中典范。
2.4 典籍的创造与生产。所谓生产，指的是对现有珍藏典籍进行加工与再创造，在博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以汇编等方式生产创造出更为完备的文化典籍。古代文化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文化典籍都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官方藏书诸如宋朝的《太平广记》、《文苑英华》，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在研究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私人藏书方面，多位藏书家苦心孤诣、历尽多年艰辛编制而成许多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文化典籍。其中以朱彝尊的《词综》、张月霄的《金文最》、黄宗羲的《明文海》等最为著名。清朝乾隆年间纪晓岚主持编修的《四库全书》，征集了全国各地大量官藏与私藏的文献典籍，并加以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古代文化史上又一鸿篇巨制，实乃官藏与私藏各自发挥所长、相互协作的典范。
2.5 典籍的捐公。到了现代社会，藏书家自觉地继承了古代藏书者致力于文化传播的优良传统，无私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也被越来越多的藏书家所接受。为了使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播，他们纷纷将自己拥有的珍贵藏本捐献出来，就这样，大量的珍稀善本与思想典籍汇聚到各个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私藏与官藏的文明之流在现代图书馆中得以融会贯通。
3 数字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共文化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一大批致力于文化传播的文化机构得以建立。尤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的图书馆也越来越倾向于与国际接轨，朝着使人们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取信息知识的方向发展。目前互联网络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它也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方式。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现代化的数字图书馆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起来。数字图书馆具有全方位的知识定位系统，同时又兼具符合未来网络发展趋势的信息管理模式，为人们提供的大量全面的知识信息。
具体到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对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特殊意义。首先，它能有效地解决目前图书馆建设事业所面临的资源不足经费紧张等现实问题，其次，它的建成将大大提升信息基础设备的利用率与信息服务的水平，从而加快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与现代化进程。从古代的藏书楼到现代的数字图书馆，我国的图书事业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演进。今天，借助于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读者能够利用数字图书馆细化对文献的需求、分析结果、变换信息形态和开展信息资源互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字图书馆将以更加崭新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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