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鉅額利潤之下，教輔市場正成為各方力量角逐的“戰場”。市場與權力合謀，共同鑄就了一條從教輔編寫到出版銷售的灰色產業鏈：鏈條一端是深陷題海的學生，而另一端則是資本利益與教育腐敗。
我的青春是七彩的……教輔
又是一年高考時。在一波又一波的回憶殺裡面，永遠不會缺席的，就是各種各樣教輔資料。
不管是00後、90後還是80後，我們的青春可以沒有鹿晗、吳亦凡、TFBoys，也可以沒有抽菸、喝酒、打架、墮胎，但絕對不能沒有薛金星、王后雄、任志鴻和曲一線：
被厚厚的題海教輔支配的恐懼化身為段子，滿滿都是高考親歷者堅強不屈、大勇無畏的奮鬥精神：
如果生命還剩8年，我們做《五年高考三年模擬》。
如果生命還剩5年，我們做《三年高考兩年模擬》。
如果生命還剩1個月，我們做《考前一個月》。
如果生命還剩1周，我們做《快捷英語週週練》。
如果生命還剩1天，我們做《突破天天練》。
如果生命還剩45分鐘，我們做《一課三練》。
如果生命還剩10秒，我們回答有關小題和閱讀下一小題。
教輔不只是情懷和回憶，更是求學路上的剛需。教輔考試類的書，上課、考試必須得有一本，又不方便從圖書館和同學朋友處借閱，父母更不會吝於出錢幫買，教輔成為巨大的“剛需”。噹噹網在2016年初發布的《2015噹噹中國圖書消費報告》顯示，90後下單最多的書中，7成是教輔。教輔市場冉冉興起。
教輔產業：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事實上，花錢買教輔資料是近二十年才興起的事情。一位1985年參加高考的前輩告訴土逗，當年的考生只有少量的油印資料，都由老師一個一個字刻下來，可能一個月才有一張試卷；日常的練習題由老師寫在黑板上，同學們自己抄下來做。複習也主要是看教材，基本沒有教輔資料一說。
北京市石景山區市民李秀珍回憶了自己在1990年時為高三的女兒備戰高考的投入，她當時也基本沒在複習資料上花錢：
“資料都是發的，卷子也都是老師印的，沒讓家長額外掏錢，老師經常給孩子加班補課，有時候晚自習回來天都黑了，這個都是不收錢的……那時候市面上沒有那麼多教輔書，更沒有家教，孩子全憑自己在學校下工夫。”
——《30年的高考成本變遷：5毛錢到5萬元》
資深教育出版人李朝明記得，在1990年代，教輔材料都是通過新華書店系統統一徵訂和發行的，國家也會控制定價 。這樣既能保證教輔材料的銷路，又能保證學生得以負擔和使用基本的教輔材料。
1990年代末，私營書商開始大舉進軍教輔市場。原先由國家統一徵訂發行的教輔材料被詬病為“不能適應市場需求”。隨著教育產業化的浪潮席捲全國，市場成了配置教育資源的主要力量。
進入21世紀，新一輪課程改革啟動，國標教材出版多樣化，教輔市場更加勃興。李朝明回憶，
不少非教育領域出身的生意人積極投身到這一資本的藍海中，在逐利這一終極目標的驅動下，用密集的資本投入、嚴苛的管理和效率最大化的方式生產和銷售教輔材料：我至今還記得去山東梁山某公司調研的情形，他們的生產流水線，以及附著在流水線各個環節上的管理規章制度，令我們望而卻步。他們對質量的要求，對責任的要求，近乎嚴苛。……他們對每個項目成本精確計算，確保最大限度地讓利於市場，以加速拓展市場空間。對於他們，哪怕只有2%的盈利，他們都會拼力去爭。
——中華讀書報 《教輔之問：我親歷的教輔那些事兒》
應試教育制度一定程度上製造了教輔市場的“剛需”。現實中，許多教科書存在語焉不詳的情況，而升學考試的難度又超過了教科書，所以“吃不飽”的學生紛紛“投奔”教輔書。據統計，安徽省中小學生，平均每人每年花費300元購買教輔。
教輔市場百花齊放，但潘多拉之盒也隨之打開了。教輔書在課堂上“反客為主”，學生不再將主要精力放在課堂上；老師也因此被教輔書捆綁，教學思路完全跟著全景式設計的教輔書走。最終的結果就是：學生的學業負擔愈發沉重，家庭的經濟支出與日俱增，而老師要麼對心思不在課堂上的學生無可奈何，要麼因為篩選、研究、教授教輔的內容而心力交瘁。
而與此同時，教輔圖書市場也孕育出了行業寡頭，其盈利狀況令人咋舌。策劃編寫《五年高考三年模擬》的北京曲一線圖書策劃有限公司共有650餘位員工，其法人代表衛寶權名下還有11家公司，涉及教輔、印刷、紙業和茶業等板塊，是真·大老闆：
推出《教材全解》系列的薛金星也hin厲害，名下產業不僅有教輔，還涉及酒業、傳媒和通信技術等領域。
以“志鴻優化”為核心品牌的世紀天鴻更是於2015年在新三板成功上市。據其2017年年報顯示，公司當年營業總收入超過3.8億元，其主營業務圖書出版的收入佔比為89.82%；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為3136.5萬元，毛利率為29.35%。教輔市場的盈利空間，可見一斑。
教輔市場有多大，就有多亂
教育類圖書已經佔據了我國圖書市場的半壁江山。根據智研諮詢發佈的《2017-2022年中國圖書出版行業市場運營態勢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以教輔為主的中國教育類圖書市場份額近50%（該比例在美國僅28%），教材教輔業務成為中國出版傳媒企業的主要業務支柱和利潤來源。業內人士根據2015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推算，中國教輔市場產值至少300億元。
出版商、新華書店、學校乃至教育官員都盯上了教輔這塊“肥肉”。他們層層加價，或合作或爭鬥，鑄就了一條從教輔編寫、出版到銷售的灰色產業鏈。
教輔生產鏈：一書多號，東拼西湊，一天一夜編本教輔
名義上是“合作”，實際上就是國有出版社在“賣書號”——他們只負責收錢，幾乎不“插手”書籍的編寫與銷售。這給民營出版公司留下了充分的“自由”，他們本著逐利的目的，盡一切可能壓縮生產成本。
以“曲一線”圖書為例，其旗下的暢銷品牌《5年高考3年模擬》涉嫌存在一號多書行為，例如，其“高考英語”教輔書，分為廣西、福建、安徽等地方版本，儘管書的名稱、頁碼、內容等各有不同，卻共用同一個ISBN書號；還有圖書在書號不變的情況下，把內容和書名略作改動，2010年、2011年的舊書搖身一變，就成為最新版本。
——方圓 《教輔市場到底有多亂?》
此外，為節約成本，有的民營出版商東拼西湊，剪剪抄抄，甚至廉價招聘參差不齊的大學生兼職，就能湊出一本教輔書。
“書名改了，封皮改了，其實內容都是東抄西摘湊來的。書商為壓縮教輔成本，通常找兼職大學生來選題、做題和校對。”跟著民營書商編教輔書的邵某介紹。
還有些出版商則更為大膽，直接“公開盜版”。他們掃描原書後直接盜版印刷，然後打著正版的名義，以極低的價格投入市場。有些學校會將購買的教輔書悄悄隱去原著名字，以內部資料的名義在校內使用，一些老師也從中牟利。
最終，這些盜版教輔書混進了各地中小學。2013年2月28日，吉林四平文化新聞出版局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支隊對某中學書店進行突擊檢查，店內《三年模擬》、《五年高考》、《中學教材全解》等5萬冊（套）教輔材料均為盜版。
教輔流通鏈：出版商瘋狂尋租，教育部門坐收漁利
除了各教輔出版社外，當地教育行政部門、新華書店、學校也在染指其中，分食著高額利益。
2012年，四部委發佈《關於加強中小學教輔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發佈教輔評議公告，向學生推薦符合要求的優質教輔，同時規定學校不得采購評議之外的教輔。這一通知原本意在肅清劣質教輔，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卻亂象叢生，不僅催生出地方保護主義，還給尋租腐敗留下了空間。
對書商和出版社來說，進入“評議公告”就意味著被消費者優先選擇，在利益驅使下，“教輔評議公告”逐漸成為一些教輔書商和出版單位競相爭奪的資源。一些當地出版集團和教輔發行商為進入“公告”，與地方教育部門結成“利益聯盟”。
據案卷材料顯示，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多家出版、代理機構，為了進入四川省中小學的教輔、教材目錄，都向四川省教育廳原副廳長何紹勇進行了現金賄賂。
——財新週刊 《失守的教輔產業鏈》
2012年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體育處原處長季克異被成都市一家書店的業務員李立川用13萬元“感謝費”拉下了水，後來李立川為進教材目錄又向他送上了80萬元。
——方圓 《教輔市場到底有多亂？》
此外，在發行方面具有壟斷地位的新華書店也想從中分一杯羹。由於教育廳教輔評議公告上的教輔數量太少，無法滿足基層需要，新華書店便另設了銷售目錄，吸納更多教輔。
對民營公司來說，這個目錄是更易爭奪的資源。為成功入選“官方名單”，他們就將教輔以四、五折的低價賣給書店，之後新華書店再抬高價格賣給學校。據調查，一本《2年高考3年模擬》的教輔書，它賣給新華書店的價格只有3折，而書店則以原價的5折賣給學校。
而教輔只要上了新華書店目錄，或經由新華書店結賬，學校便可“合法”選購，最終將它們原價賣給學生。
——方圓《教輔背後蘊藏巨大利益空間，推薦目錄或成“搖錢樹”》
設置教輔評議公告和教輔目錄，本意是為了引導學生選擇更加優質的教輔書，但實際上卻成了教育機構、新華書店和學校牟利的手段。
如果沒有市場化，你就沒那麼多題要做
沉重的書包、倚疊如山的教輔、永遠做不完的題目，構成了無數中國孩子平凡而沉悶的學生時代。學生們在一套又一套的教輔書中花費了金錢，也耗費了時間。而最終，這一切都化作鈔票，流入了政府官員和教輔書商的口袋。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應試教育制度無疑是教輔市場肆意生長的土壤。在考試的指揮棒下，學生為了提高應試能力，不得不題海戰術，而這恰恰給教輔市場帶來了源源不斷的生意。只要學生還需要做題，書商們就會絞盡腦汁、馬不停蹄地出題。
另一方面，教輔市場的興盛又反過來加劇了應試的激烈程度。別人多做了一套題，就可能多考好幾分，而想要避免這一切，就只有去買更多的教輔，刷更多的題。就這樣，賣教輔、刷題演化成了一場人人自危、充滿焦慮的軍備競賽。而教輔商販，以及在其中權力尋租、權錢交易的幕後之人，才是這場比賽的終極贏家。
這種教輔市場化的背後，是對教育公益性、公平性的破壞。市場與權力合謀，不斷製造粗劣的商品，抬高價格，試圖從中國的2億中小學生和他們的父母身上，榨出盡可能多的油水。就這樣，教育從公共物品變為商品，從人人可以享有的公共資源，變成了少數人的私有財產。
浸淫教輔出版業25年的資深出版人李朝明曾經振聾發聵地“四問教輔”：
問題之一，教輔是不是成了異化學生成長的嫌疑工具？學生從教輔上學到五花八門的應試技巧，在應付考試上游刃有餘，最終卻連簡單的請假條和請示報告都不會寫，這應該嗎？
問題之二，教育公共資源該如何配置？當有限的優質教育資源變成牟利的生意和砸錢的競賽，這公平嗎？
問題之三，如何解決好教輔配置問題？即使是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教輔也成為某些人眼中教與學的競爭性、排他性必需品，完全與義務教育普惠大眾的本質相悖，這合適嗎？
問題之四，教輔功能考試化背後的死結該由誰來解開？輔助學習本應有很多種方式，但教輔變得只能“輔”應試，否則就是死路一條，這科學嗎？
在土逗看來，這四問不僅是是在問教輔，更是在問唯升學考試是從，並且嚴重市場化的中國教育。從這個角度來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各級學校的師資建設中，完善教科書的編寫，探索更公平的考核多元化方案，並由政府統一免費提供合適的教輔材料，未嘗不是應對之道。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教育本該為大多數人服務，而非少數人。1、方圓：《教輔背後蘊藏巨大利益空間推薦目錄或成“搖錢樹”》
2、方圓：《教輔市場到底有多亂？》
3、中華讀書報：《我親歷教輔的那些事兒》
4、財新週刊：《失守的教輔產業鏈》
美編：黃山
閱讀更多 土逗公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