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死劫
公元1006年，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在遙遠的西域，一個名叫于闐[tián]的國家，被新興的喀喇汗國給滅掉了。
說這件事不大，是因為被滅掉的于闐國，雖然在西域排得上號，但說到底還是一個小國。它的滅亡實在沒法跟哪個古代王朝的滅亡相提並論。
說這件事不小，是因為于闐國信佛，而滅掉于闐國的喀喇汗國信伊斯蘭。
想當年唐玄奘西天取經的時候，西域是萬佛之國。而隨著于闐在宗教戰爭中敗北，西域在新霸主的統治下開始了伊斯蘭化，原有的佛教則遭遇了毀滅性打擊。
許多於闐的亡國者向東逃難，來到了與于闐毗鄰、又有姻親關係的歸義軍。他們帶來伊斯蘭教東進的消息，讓歸義軍首府
沙州的眾多佛教僧眾不寒而慄：這甚至比信佛的西夏人從東邊攻過來還要可怕。
▲ 莫高窟第96窟：于闐國君李聖天
為了躲避這場可能到來的文化浩劫，沙州三界寺的僧眾們決定，將珍貴的佛教典籍、經卷、絹畫，連同許多於闐文化精品，一併封存。
封存的地點，選在了沙州以東的三危山。在這座沙漠與戈壁交界的荒山上，自十六國時期開始，萬千佛教石窟便陸續被開鑿出來。
三界寺的僧眾選了其中一窟，在窟壁上又開鑿了一個小洞，將數以萬計的文化瑰寶放了進去，然後小心地修復窟壁，又畫上壁畫作掩飾。
所幸，喀喇汗國沒有攻過來。這個新興的伊斯蘭政權在攻滅于闐之後沒多久便陷入分裂，喪失了繼續東進的實力。而東邊信佛的西夏人，最終打了過來，取代了歸義軍成為這片土地的統治者。
歸義軍雖然不在了，但這片土地上的佛教文化到底是免除了滅頂之災。
西夏統治時期，三危山上的石窟修建沒有停止，新修的窟數量達100個之多。後來，人們稱之為“莫高窟”。而隨著戰亂止息、絲綢之路恢復，沙州，這個在今天被稱為
“敦煌”的地方，得益於党項人的治理再一次車水馬龍。繁榮之下，有關那場文化浩劫的危機漸漸被人遺忘。那個藏了無數珍寶的小洞，竟也隨著當事人的去世，成為歷史的秘密，淹沒在時間的長河中不為人知。
直到九百年後，一個道士讓這一切重見天日。
2. 生劫
這位道士姓王，真名叫什麼，沒有人知道。
1850年，王道士出生在湖北麻城。雖然年少時讀過幾年書，但隨著咸豐年間的大旱，王道士的命運還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逃荒的求生之路。
後來，他輾轉投到了肅州（酒泉）巡防軍，當了兵。退伍後，他出了家，成了一名修仙的道士。大概在五十歲左右的時候，王道士來到了敦煌，搬進了莫高窟。
一個道士，是如何住進佛窟，成為佛窟的代管人的？這其中的原因，如王道士的真名一樣無人知曉。但不管怎麼說，“道士住佛窟”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通的。
王道士心裡也很明白這一點。於是安定下來不久後，他便著手開始改造佛窟，希望它至少在內容上，像一座道觀。
就這樣，王道士辛苦化緣，然後將化來的錢財奉獻給自己的信仰。
他請人像先人那樣，把洞窟的壁畫塗抹，只不過不再畫上佛教題材的壁畫；他把窟裡的佛像請走，換上道教的靈官；他把一些窟裡的隔牆打通，以便往來。
作為一個生活在19世紀再普通不過的中國人，王道士的腦殼裡當然不會有“文物”“文物保護”這樣的概念。他只遵循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喜好，對眼前的環境進行改造，使之“合乎情理”。
▲ 一個道士主宰了佛窟的命運
在王道士和他的僱工的辛苦努力下，佛窟一天一天朝著道觀的樣子轉變。忽然一日，在清理完一個洞窟前多年堆積的沙子之後，一個楊姓夥計發現這個窟甬道北壁的壁畫後可能有洞。
當晚，王道士與楊夥計一起擊破牆壁，發現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打破泥塊後，發現是一個小洞，約丈餘大，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擺放得極為整齊。每一個白布包裹著經書十卷……
昏暗的燈火下，王道士一臉茫然。
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而在前一天，遠在北京的慈禧老佛爺，下詔對“彼等”列強“宣戰”。
九百年前，三界寺的僧眾們所藏的珍寶的藏經洞，就在這樣的時機，被一個道士和一個夥計發現了。
3. 亂劫
王道士到底是讀過一點書的人。面對這海量的經卷，他粗略地翻看了一下，便覺得這些東西不一般。
那一夜，不知道王道士有沒有失眠。他儼然將這些寶貝視作自己的“私產”：
有了這些寶貝，用它們去打點一下達官顯貴，整修道觀的功德錢不就容易到手了嗎？
王道士馬上開始行動起來。他粗略翻看經卷，將其中“寫得不錯”的幾卷拿出來，送給附近的官紳和過往的士大夫。
後來，王道士乾脆搞了一大箱經卷，親自送到酒泉給道臺廷棟看。廷棟隨手翻了下，竟覺得裡面的書法寫得不如自己好，不把經卷當回事。
王道士大失所望。
1902年，王道士的湖北老鄉汪宗翰出任敦煌縣長。王道士一見老鄉來了，便特意挑了一些上佳的經卷、絹畫送去。
次年，著名的金石學家葉昌熾就任甘肅學臺。陸續有一些官員便把王道士送給自己的經卷、絹畫等，轉送給葉昌熾“打點關係”。汪宗翰便送了
《水月觀音像》《大般涅槃經》。
▲ 葉昌熾（1849-1917），中國人離保護敦煌經卷最近的一次
葉昌熾是行家，當即判定這些敦煌經卷的學術價值。汪宗翰主張將藏經洞內的珍寶運到省城蘭州妥善保管，但因為種種原因，直到1904年，上面才回話說“原地封存”，仍交王道士保管。
稀世珍寶的命運，就這樣被確信無疑地交到了王道士的手上。
王道士當然沒有對這些珍寶“原地封存”。
他繼續拿這些經卷送人，換取功德錢，換取改修道觀的支持。
在1907年之前，不知有多少敦煌經卷，作為王道士的禮品，被送給來往客商和達官顯貴。而官府對此，竟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完全沒有關心，更不會有實地的考察和保護。
直到有一天，“洋人”來了。
4. 盜劫
1907年3月，一個英國探險家帶著他的小隊，在一個名叫蔣孝琬的中國嚮導帶領下，來到了敦煌。在路上，他已經聽聞敦煌這裡出了經卷。此次趕來就是為了一探究竟。
然而很不巧，他來的時候，這些經卷的“主人”王道士，外出化緣了。
不過他並不著急，在敦煌停留了兩個月，安心地等王道士化緣歸來。
他的名字，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
▲ 斯坦因（1862-1943），猶太人，原籍匈牙利
5月，王道士終於回來了。出於對“洋人”的忌憚，王道士懷疑斯坦因一行不懷好意：
“是不是要來搶我的經卷？”
但在中國嚮導蔣孝琬的說明下，王道士卸下了心裡的包袱，從開始的防備、牴觸，到漸漸接受。他拿了幾卷經書給斯坦因看，就像往常送給達官顯貴換取功德錢那樣。
斯坦因看後，驚呆了。
他不會講漢語，而被他稱為“師爺”的中國嚮導蔣孝琬，只會講家鄉湖南方言，也不會講英語。所幸倆人都懂一點維語。於是斯坦因便用維語向蔣師爺說明原委，蔣師爺聽明白後，再用湖南方言跟王道士周旋。
在蔣師爺的口中，斯坦因成為像唐玄奘一樣的取經者，不遠萬里來到敦煌，就為了一睹“真經”真容。這讓王道士聽了大為感慨。
蔣師爺還說，願意付出一筆錢，來作為取經的費用。這正中王道士下懷。
於是在蔣師爺的鼎力相助下，東方道士與西方玄奘一來二往，很快就談妥了：
斯坦因以四塊馬蹄銀，合200兩銀子的價格，交換了1050個裝漢文經卷的包裹，每一個包裹平均有12本經卷。此外，還有80個裝藏文經卷的包裹，以及梵文、于闐文、粟特文、回鶻文等用各種文字作成的絹畫、絲織品、文書等：
數不勝數！
王道士對這筆交易很滿意，畢竟能一下子入手200兩銀子，這種“好運”不是什麼時候都能交到的。
斯坦因對這筆交易也很滿意，雖然身上的錢財幾乎散盡，但在這位探險家、考古學家、東方學者眼裡，他以200兩銀子換來的東西，在未來任何一個時期都將是無價之寶。
對蔣師爺的大力協助，斯坦因非常感激。作為對他的感謝，斯坦因以兩塊金錶相贈。
▲ “蔣師爺”蔣孝琬，斯坦因攝
蔣師爺對促成這筆交易也感到十分驕傲。臨終前，蔣孝琬對兒子口述遺囑，他說道：
“我受僱於大英國政府凡17年，雖不敢說有功，但也算兢兢業業，克盡職守……”
他要求自己的兒子，務必將自己的死訊轉告斯坦因，以求“大英國政府予以憐憫，撥出補助金”，以此還清債務並還葬鄉里。
他還叮囑自己的兒子要好好保管那兩塊金錶：
“那是紀念物，紀念的是我做出的有價值的貢獻。”
5. 殤劫
與斯坦因一樣，對中國西部這片古老土地充滿好奇的各國探險家，接踵而至。
緊隨斯坦因腳步的是法國人伯希和 。
▲ 伯希和（1878-1945），在藏經洞
與斯坦因不同，伯希和不僅通曉漢語，而且對漢學也有深入的研究。在20世紀早期的國際漢學界，說伯希和是領軍人物一點都不過分。
然而即使是學術上的領軍人物，卻也難逃利益的誘惑。面對這敦煌經卷無價之寶，伯希和跟斯坦因一樣，通過哄騙王道士，賺得體滿缽滿。
藉著會說漢語的優勢，伯希和幾乎沒遇到王道士什麼抵抗就輕鬆地獲准進入藏經洞——王道士的私人領地——進行經卷的閱讀和選取。
憑藉著高深的學術功底，伯希和雖然來得晚，但所選經卷的價值件件不輸斯坦因。
為這些經卷，伯希和出了500兩銀子。王道士臉上樂開了花。
1909年，已將大部分所購敦煌經卷運回國的伯希和，前往北京購書，不想京城一片“敦煌得寶之風聲藉藉傳播”。通過伯希和隨身攜帶的《沙州圖經》殘卷，中國“懂行的人”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敦煌出了這麼多寶貝！
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端方“聞之扼腕”，當即向伯希和表示願意購回一部分。伯希和拒絕。端方只得懇請伯希和“他日以精印本寄與”，並說：
“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
在端方，以及學者羅振玉等人的呼籲下，清政府開始搶救殘餘的敦煌經卷。
1910年，清政府下令，出錢將所餘敦煌經卷悉數購買，運到北京收藏。學部特批資金6000兩。
按照這樣的設想，王道士鐵定要發財了，剩餘的敦煌經卷也可以得到妥善的保存。然而這終究只能是個設想：
6000兩銀子到了敦煌，大部分被拿去修孔廟和城牆，到王道士手上的，居然只有區區300兩“香火費”。
王道士感到被羞辱。
▲ 王道士（1850-1931）
心有不甘的王道士，把相當一部分“書法嚴整”的經卷偷偷藏了起來，餘下那些他不喜歡的，則上交給清政府。
而在經卷運送到北京的途中，沿途官員竟然層層抽水，幾乎每到一處都要少一部分，到北京的時候零零散散，殘破不堪。
多年之後，當中國學者看到伯希和整理的敦煌經卷時，也不得不慚愧感嘆：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國保管之善。
陳垣編寫《敦煌劫餘錄》，陳寅恪作序，慨然道：
“敦煌者, 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對此，王道士心裡自然無感。他只對經卷上的書法有感覺。而那些被他留下的經卷，後來又陸續賣給了俄國人、日本人。
就這樣，在後來的商業流轉中，敦煌經卷散佚到多個文化大國的博物館。偏偏中國自留的那些，是最令人可憐的一部分。
6. 人劫
1935年，時年36歲的中國學者向達，遠赴英國影印及研究英倫博物館所藏敦煌寫經。這部分敦煌經卷，正是當年斯坦因從王道士處購買，存放在大英博物館的珍品。
然而向達此行非常不順利。
英國的漢學研究在當時十分落後：雖然斯坦因千里迢迢把敦煌經卷搞回去，但在英國國內竟無人能對此展開深入研究，包括斯坦因本人，也無法因之做出什麼像樣的學術成果。
但如今面對中國學者的到來，拿不出什麼學術成果的英國人，只能拿出他們的傲慢：
包括之前到英國的浦江清、張蔭麟等中國學者，都如向達一樣，在英國人的阻撓下無法自由地對經卷展開研究。
不得已，大家只能把經卷抄下來，再帶回國內。
▲ 向達先生（1900-1966）
1938年，向達帶著抄錄的幾百萬字的敦煌資料，回到中國。
在戰火滔天中，“敦煌學”回來了。
1931年，王道士去世，他的弟子在莫高窟外給他立了一座道士塔。時至今日，前往莫高窟參觀的遊客，還可以看到這座塔。
回想這敦煌經卷的命運，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盜購是野蠻的，然而王道士的愚昧，又何嘗不是一種野蠻？
廷棟、汪宗翰、葉昌熾等人的漠視、不作為，又何嘗不是一種愚昧？
敦煌經卷，躲過了中世紀宗教戰爭的侵襲，躲過了時光的侵蝕，卻在近現代曙光來臨的20世紀初遭此劫難。
誰該為這野蠻埋單？誰又該為那愚昧埋單？
1966年，風暴之中，向達死了。而劫後餘生的莫高窟和那些殘留的敦煌經卷，竟被保護了下來，沒有遭到破壞。
一同保護下來的，還有那座屹立在莫高窟外道士塔，空對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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