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误国以东林党祸之影响最大、时间最久，所显露出来中国士大夫的弱点也最多。
东林书院在无锡城外,是宋朝著名理学家杨时（龟山）讲学的地方。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主事顾宪成罢官南归，约了几个同志，如高攀龙、钱一本等，就在东林旧址讲学。后来那些“抱道忤时”的士大夫及退居林下的失意官僚们都跑到东林来了。顾宪成本是个政论家,故于“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东林遂成为一大政治力量。当时朝中又有齐、楚、浙三党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他们争论的焦点在所谓“国本论”、“三王并封”、“建储议”、“福王之国”、“楚太子狱”、“科场案”、“辛亥京察”、“丁卯京察”、“忧危议”、“妖书”以及“梃击”、“红丸”、“移宫”等三大案，以现代的眼光看来,都不是甚么了不起的大事，而东林诸公却闹得天翻地覆。但在万历年间的党争，东林的人物虽不免迁阔之讥，但他们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尚值得我们的称赞。
到天启初年，东林人物入主朝政，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本着和衷共济的精神，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且当时沈阳已经失守，清兵节节进犯，大家顾全大体，也应该捐弃私见，共同应付政治上的难局。但东林的壁垒森严，成见太深，并且还要清算以往的旧账，三党不得不与魏忠贤勾结起来，以对付东林了。
东林那一伙书呆子既没有政治手腕，而自己又以省的界限分为许多小组织，内部不能团结，其失败是当然的。
崇祯朝内有流寇的猖獗，外有北来的强敌，国家情势岌岌可危。而东林及三党置国事于不顾，拼命的闹家务，殊太不成话了。自万历到崇祯闹了五六十年，流传了好几代，我们对于他们的毅力虽不能不佩服，而对于他们的不知轻重尤不能不深为痛惜。一直到北京、南京、杭州、桂林相继失守，这个党争还没有闹完完。
明朝亡了，东林与三党的仇恨又继续连绵到清代来。汉人的弱点亦赤裸裸地暴露于满族人的面前。顺治朝有冯铨与陈名夏的倾轧，冯是魏忠贤的余孽，陈是东林的子孙。
康熙朝有李光地与陈梦雷的互讦事件，熊赐履嚼签子的事件，徐乾学倾害汤斌事，高士奇倾害索额图事，都充分地证明中国士大夫厚颜无耻。康熙作为一代英主，把汉人的弱点看的很清楚，故意利用汉人的互相倾轧来刺取汉人的情形。所以他曾对人说:“蛮子哪有一个好人。”他又说：“你们相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他这几句话流露了他看不起汉人的态度，而士大夫人格的破产于此也可见其大概。(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根据李光地的《榕村语录》，对于这几桩事有很清楚的叙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风气是中国士大夫所蔚成的，中国政治风气的弱点也就是士大夫本身的弱点。他们们受文字的流毒过深,他们的生活习惯也逃不出文字的圈子。他们重视文字，所以他们喜欢“官样文章”，喜欢“纸上谈兵”。他们的高调是借文字以图个心理上的痛快。我们不能说他们缺乏国家观念或民族意识，即就明末而论，士大夫为国家民族而牺牲者不知凡几，他们可泣可歌的事迹也不知有多少。他们们的毛病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小节不识大体。——《中国政治二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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