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掩映下的衡山路時尚浪漫。入夜時分，霓虹閃爍，觥籌交錯，遊人食客流連忘返。就在這條馬路的10號，有一棟西式建築格外顯眼。屋頂有著聯排老虎窗，正中有突出的塔樓。牆面多為清水紅磚，簷口及整體裝飾以白色基調為主，典雅別緻。人們不禁會問，這背後一定有著很多故事吧？明天是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讓我們來聊聊這棟老建築。
現今的衡山路10號（席聞雷@上海-席子 攝）
01
創立之初
上海開埠後，最早踏足的美國人是以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為首的聖公會傳教士，而最早的美童學校也與教會有著密切關聯。
1865年，上海英美租界合併為公共租界之後，美僑人數為378人，1910年增至940人，此時法租界中還有44位美國人，上海已成為美僑在華規模最大的聚居地之一。但是，這座城市還沒有一所專為美國僑民兒童服務的學校，父母們無法讓孩子接受完整的基礎教育，這也不利於以後回到美國本土接受進一步的高等教育。
與在滬美僑兒童教育缺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法、日、德，他們都在上海建立了各自的“國立學校”。眾所周知，上海1843年之後，租界建設和發展基本由英法主導。1864年，法國人開辦聖芳濟（St.Francis Xavier College）上海虹口分校。1870年，英國商人漢壁禮（Thomas Hanbury 1832—1907）捐資將中英混血兒邦妮女士（Catherine Bonney）創辦的“尤來旬學校”（Eurasia School，意譯為“歐亞學校”）擴建升級，併成立委員會管理學校，後被稱為漢壁禮蒙童養學堂（也稱漢璧禮蒙養學堂，英文為Thomas Hanbury School and Children’s Home，這也是市西中學最早的前身）。
當時美國僑民的孩子除了去上述這些外國學校以外，在上海就無其他去處，除非選擇家庭教師或者送到千里之外的廬山牯嶺美國寄宿學校、甚至更遠的煙臺（芝罘）。英法學校雖然都是西方教育，但是在方式方法上與美國還是有較大差異。這些學校對接的是歐洲教育，如果美國孩童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當他們返回美國本土的時候，可能會出現思想模式和學習方法的水土不服。基於這些考慮，在滬美僑寧可選擇遠在外地的美國寄宿學校，而不會讓孩子在上海接受教育。但是這就要忍受骨肉分離之痛，在那個交通極為不便的時代，這無疑是個很大的問題。
而美國教會則有更深層次的憂慮。教育的途徑無論是本地或者外地寄宿，都會給家庭帶來情感上的消耗。最關鍵的是，很多孩子的家長為教會工作，這樣不安定的因素顯然已經對教會工作的正常開展產生干擾。綜合各種考量，1896年，在滬美國傳教士提出創辦一所專屬在滬美僑社區的學校，以滿足子女教育的需求。這其中尤以卡德威爾牧師（C.N.Caldwell）、文恆理博士（H.W.Boone，文惠廉主教的長子）與愛德華·伊文斯（Edward Evans）最為積極。
但是他們的動議和努力沒有能夠得到來自教會的足夠支持。於是他們轉而採取個人集資的辦法。三人合計之後，決定聘請愛德華·伊文斯夫人的妹妹瑪莎·朱厄爾（Martha Jewell）為孩子們授課。而校舍就選擇在美僑較為集中的虹口崑山路。
虹口區崑山路基督教景靈堂附近街景。有考據認為朱厄爾學校就在此路段附近
Jonathan Goforth所著，1931年出版的“Miracle Lives of China”一書的“the Angle of Shanghai”章節中明確提到朱厄爾小姐和她的這所學校
02
賽珍珠的回憶
說到這所學校，還與一位著名美國作家有著不解之緣。她就是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關於賽珍珠的這段經歷，美國學者彼得·康（Peter Conn）的《賽珍珠傳》裡有較詳細的記述：“賽珍珠在1909年秋天就做好了入學準備，但她的父母決定女兒可以等到來年他倆再次回美國探親時一起走。為儘量利用這當中的一年，賽珍珠被送到上海的朱厄爾小姐學校。這兒曾被認為是亞洲最好的英語學校，但現在已經破敗，威望日減。從第一天起，賽珍珠就厭惡這個地方。她一到就被引入一間陰暗的會客室，她坐在那兒，想起了狄更斯小說《尼古拉斯·尼克爾貝》（Nicholas Nickleby）。”
賽珍珠1954年出版自傳《我的中國世界》，她對這段難忘的上海求學經歷有著如下描述：“
除了在倫敦，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樓房——看上去他能萬世不倒。從前門進樓便步入了一樓 客廳。在我入校的那一天，我和母親坐在客廳裡等著見朱厄爾小姐。環視這個色調灰暗的客廳時，《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一書所渲染的沉悶氣氛便籠罩住了我。窗戶的一半低於外邊街道路基，上邊密密麻麻地安著防盜鋼筋。這樣做盡管合情合理，但整個房間給我的印象卻越發陰森可怕了。”
左圖：賽珍珠全家合影，她的父母都是傳教士，圖中站立女孩就是賽珍珠；右圖為賽珍珠童年的個人照片
在賽珍珠晚年回憶口述中又提到：“我在朱厄爾小姐的學校裡度過的一年，是不尋常的一年……這所學校給我的影響不大，卻為我打開了一個奇怪而人性各異的隱秘世界……我學到的夠多了，短短的一年裡，我瞭解了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上海的貧民、來自新英格蘭的女人、我的女校長、還有我的老師們……”
就在這一年的學習中，賽珍珠有時也被朱厄爾小姐派往教會濟良院做義工。她接觸到了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婦女，有中國人也有白人婦女。令賽珍珠感到疑惑和震撼的是，這些來自英、美、法、德以及比利時等西方國家的婦女，怎麼也會走上這條絕路，怎麼也會深陷泥潭？有何辦法拯救她們呢？這些或許也是賽珍珠成年後投身女權運動的導因吧。
從上述個人親歷的文字中不難看出，朱厄爾學校的條件並不是那麼令人滿意。根據一些史料記載，朱厄爾學校創辦之初，可招收約70名學生，其中包括約20名寄宿學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朱厄爾學校部門滿足了傳教士子女接受教育的需求。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家長開始對學校抱怨，創辦新學校的倡議再次被提上議程。
03
籌建新校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因為旅居中國各港口城市的美國人不算太多，而且當時美國世界地位還未成勢，一些美國人工作、經商時，還刻意隱瞞自己的國籍。他們認同且融入西方，特別是英國的文化傳統，也被以英法為主體的外僑社群接納。
然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國力日漸強大，旅居海外的美國人的歸屬感和“社區意識”明顯提高。無論出於解決旅滬美僑子女教育的需要，亦或是為解決在華傳教士工作的後顧之憂，也出於同英國以及歐洲大陸國家在華競爭的考慮，創辦一所高起點、致力於美國傳教士子女教育的專門學校已經迫在眉睫。
1911年1月，經過在華差傳會與美國本土總部的多次協商溝通，美國和加拿大海外傳教士差會第18屆會議明確提出，應該採取措施在上海首先建立傳教士子女學校。與之前的學校不同的是，這次是教會官方作為強大後盾了。此後，9個在華傳教會做出回應，他們共同組建“上海傳教士子女學校委員會”（Committee on a school in shanghai for the Children of Missionaries）。1911年6月，他們在上海舉行會議，推舉樂靈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 1871—1937）擔任聯合委員會主席。
樂靈生與妻子Florence Rawlinson。樂靈生1871年生於英國。1899年移民美國，1902年取得美國國籍，並被美南浸信會派往中國傳教，在文教事業方面有諸多建樹。1937年8月14日，淞滬會戰第二天，他在著名的大世界誤炸事件中不幸罹難
此後，該委員會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他們從便捷性、衛生狀況和食物供應、安全保障、開闊的環境、經濟優勢、宗教與道德以及與其他國家的競爭等多方面考量，上海當然是學校所在城市的不二之選，而具體的選址調研工作也非常細緻。關於校址，委員會一致贊同首選北四川路周邊，因為當時有許多美國僑民居住在此區域。委員會還曾經考慮過將前文中提到的朱厄爾學校併入，但是遭到後者的堅決反對只好作罷。
1912年9月17日，在北四川路171a、172a號租借的兩幢房子裡，美童公學正式開學，英文名稱為Shanghai American School，當日共有38名孩童入學。這對於在滬美僑社群是一件大事。一所有著官方背景支持的正規學校是孩童教育的福音。學校的課程設置以當時最好的美國公立學校課程為基礎，並適當考慮在華孩童的適應度。學生年齡從8歲至18歲不等，年級跨度從小學至高中。這樣的學校當然是受到歡迎了！隨著招生人數的不斷增加，單純靠租用臨時校舍已經無法滿足辦學需求。
1914年10月，學校委員會趁海外傳教士大會召開之際，提出一項動議，希望學校能得到5英畝的用地（預計購地費用45000美元），並需要64250美元的資金來新建校舍和購置設備。然而，短期內籌措如此“巨資”，在當時是非常困難的。故此，動議被擱置。
20世紀早期的四川路橋北堍。根據學校的門牌號，可以推測其大概位置就在靠近四川路橋的北四川路天潼路口附近
04
全新校區
1918年7月13日，一批來自商界的代表與學校委員會接洽，他們共同任命了一個新的委員會，並任命紐約標準石油公司中國區經理斯普拉格（W.C.Sprague）為主席，負責籌款建設永久新校舍等事宜。該委員會計劃預算為30萬美元，其中一半來自教會，而另一半由來自美國和中國的商業利益群體募集。由於商會和教會在此問題上已經達成共識，籌款活動進展頗為順利。在滬知名的美商報紙《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也積極配合進行募款的輿論支持。報紙每期按照“外埠”“上海”“傳教士”三大類刊登捐款收入明細。報紙還在顯著位置不時疾呼“為了這項最偉大的美國項目，為在中國的美國兒童創建教育機構，您是否有所行動？心動不如行動，請立即捐款……”
密勒氏評論報1920年9月18日版面中有關美童公學籌建情況的報道
亨利·墨菲（1877—1954），又譯茂飛，美國建築設計師，他曾在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設計了雅禮大學、清華大學、福建協和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和燕京大學等多所重要大學的校園，並主持了國民政府南京的“首都計劃”，是當時中國建築古典復興思潮的代表性人物
20世紀30年代的貝當路（現今衡山路）麥琪路（現今烏魯木齊中路）周邊航拍影像。畫圈中為美童公學校區，可以清晰地辨認出校舍建築群及操場
1923年8月20日，美童公學的辦公室從北四川路租借的舊校區中搬出。8月下旬，休假返校的老師已經在新校舍中辦公了。9月12日，美童公學正式遷至貝當路新校區。此後，學校迎來了高速發展期，生源不斷增加，聲譽鵲起。
1924年底，不斷髮展的美童公學已成為上海美僑社區的核心之一，被譽為“美國人社區合作的最佳典範”，而不斷增加的各類設施及不斷增長的教師薪酬，都使得美童公學成為“海外美國孩童的最佳學校”。美童公學很快在上海家喻戶曉，不同國籍的父母攜兒帶女紛至沓來，希望能獲得一個學習名額。漸漸的，學校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大家庭，美國孩童與其他國家的孩子一起學習，其中包括一定數量的中國學生以及少數混血兒。至1925年，在校學生人數451名，而到1934年，學生數超600名。
1937年拍攝的美童公學主體建築外景及老上海行號地圖中標註的校區位置
不斷提升的辦學質量也使得美童公學獲得了美國國內多所大學的資格認定，這為學校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更多的契機，也進一步強化了旅滬美僑社區的認同感。
曾經有一位上海資深廣播人、知名DJ“懷舊金曲查理林”就是該校校友。他在多數金髮碧眼的外國孩子中間顯得格外突出。林家住在淮海路復興路口，其父親林振彬是著名廣告商，家境殷實。林宅所處位置也是當時法租界的好地段，周圍都是花園洋房。查理林在回憶中提到，因為是中國國籍，所以入校需經美國僑民介紹。多虧了他父親的人脈，才得以順利入讀。當時租界裡不少上流社會的年輕人對西方音樂特別是爵士樂非常痴迷，程度完全不亞於現今的粉絲團。查理林有一位同學死黨名叫Frank Lang，是混血兒，父親郎德山是清末民初中國知名的魔術雜技表演家。查理林與Frank時常相約一起去淘唱片，留戀在上海灘各大唱片行之中。這也為查理林日後的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年輕時的查理林
進入20世紀40年代，美童公學孩子們的讀書生活開始出現變數。查理林13歲的時候（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進入租界，學校被迫停課關閉。
後記
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美童公學雖然恢復辦學，但也受到時局干擾。1948年，解放戰爭進入白熱化狀態，上海社會動盪，這也直接影響到在滬美僑和學校的生活、教學秩序。時任校長的歐文斯在1948年11月15日的信中寫道：“一些學生已經離開上海，另一些正準備離開……”1949年4月，學校管理層部分成員離滬抵港。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8月5日，學校管理委員會投票決定去留，1949年9月1日，學校正式關閉。
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之後，美童公學原有建築為政府使用。現今為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第704研究所（上海船舶設備研究所）使用。原校區歷史建築共有主樓、宿舍樓以及水塔三部分構成。整體佈局呈“L”型，建築總面積6118平方米。主樓為上海市第二批優秀歷史建築，宿舍和水塔為第四批優秀歷史建築。
歷史文獻中的美童公學水塔舊影
2013年拍攝的原美童公學水塔（席聞雷@席子-上海 攝）
1980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已經恢復正常外交關係的中美兩國交往日益頻繁。就在這一年，上海美國學校覆校。雖然學校的中文名稱稍有不同，但是英文仍沿用Shanghai American School，而該校校史中也追溯到1912年9月17日為建校日。目前的上海美國學校擁有浦東和浦西兩處校區，已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的國際學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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