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完全低估了日軍戰鬥力的英軍被打得潰不成軍，約13萬印度、澳洲和英國士兵走進戰俘營，被譽為“大英帝國皇冠上的小寶石”的新加坡淪陷，慘遭日寇鐵蹄踐踏。
指揮新加坡之戰的日軍將領是山下奉文，即臭名昭著的“馬來之虎”。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時，山下奉文即在中國戰場上大肆屠戮中國軍民。這一次，他重新操起了屠殺華人的屠刀。
在日本進攻馬來半島前夕，新加坡當地組織過“星華義勇軍”抗擊日寇，而“南僑總會”則在愛國實業家陳嘉庚領導下，發動八百萬東南亞華僑為抗日募捐，僅1939年一年就向祖國匯款3.6億元。
在山下奉文和日軍大本營看來，這是不可容忍的。
日寇的清算來的極快。接管新加坡三天後，人們還沒來得及清理廢墟，掩埋死者，山下奉文便命令部下“為方便以後的統治，必須儘速肅清抗日華人”，並要求在三天之內完成。這就是日軍屠殺新加坡華僑的所謂“檢證”，約5萬華僑在被屠殺計劃之列。
三天殺五萬人？這事日軍能幹出來。“檢證”的主要對象，包括華僑籌賑會中的活躍分子、捐款給籌賑會的富人、陳嘉庚的追隨者、學校校長、教員和律師、海南人、抗戰期間來新的華人、文身者、義勇軍戰士、親英人士、擁有武器者等等。
連無辜的校長、教員和律師都不放過，這不光是殺光敢於抵抗的華人，是要把中華道統在新加坡根除，和德軍對猶太人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手無寸鐵的幾十萬華人，被分區集中到幾百處場所“檢證”。他們通常被要求自帶幾天乾糧前往指定地點等候。“天氣炎熱，環境嘈雜，人山人海，個個都汗流浹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極困難。”
由於山下奉文的軍令太急，日軍沒來得及制定“檢證”的標準，所以各區軍官完全隨個人的好惡行事。有的“檢證”點專門拘捕有錢人，有的專門拘捕戴眼鏡者。
“日本軍在一張紙條上蓋了印章，手一揮，我們就拿著紙條從另一個門走出去。”走出去後，門外還坐著另一個日軍頭目。這道門就似鬼門關一樣，而門外坐著的日寇則是判官。他指向一條街道，這個人就可以回家；他指向一輛貨車，這個人就會被運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鵝的海邊殺害，或者被送到泰國建造“死亡鐵路”
日軍的獸性在屠殺被“指認”的華僑時暴露無遺。有人被互相捆綁後推入海中用機槍掃射，有的被勒令挖坑後服毒自盡。
新加坡日後的國父李光耀當時也在被“檢證”之列，他矇騙其中的兩個日本軍曹，用日語說“我願意為皇軍效力，只是我忘記帶衣服了，請允許我回去拿幾件，我家很近，馬上回來。”日本兵竟同意了。躲藏了一天一夜的李光耀後來逃回家中，撿得一條性命。
日軍在新加坡到底殺了多少中國人？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東亞年報》早就提到過，當年在新加坡共有七萬人被“檢證”。當地的新加坡華人一直相信，死於“檢證”的無辜華人在四五萬之間。
但南京大屠殺類似的一幕也出現了。日本戰犯在受審則極力壓低殺人數目，以求逃脫制裁，有的乾脆矢口否認屠殺過華人。
戰後調查，日軍集中屠殺華僑的地點有幾十處，大量遺骸被髮掘出來。無論侵略者如何狡辯，也掩蓋不了他們的滔天罪孽。
罪魁山下奉文戰後在菲律賓被判處絞刑。
參考文獻：《南華烽火—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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