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的意識有多強，創業的激情有多高，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廣。習近平總書記在日前召開的兩院院士大會上強調要“釋放各類人才創新活力”，形成“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創新局面”。李克強總理在兩院院士大會作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報告中指出，要發揮好人力人才資源優勢，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創新激發活力，創業推動發展。當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已成為時代鮮明的主題，不僅一批批年輕人勇立潮頭，院士智庫也早早引領了創新創業大潮。線上線下結合、產學研用協同的創新創業格局，打造出不一樣的“雙創”升級版。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大學教授郭光燦：
“兵團作戰”贏得顛覆性創新主動權
有人認為，從電子計算機發展至量子計算機，將會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顛覆性影響。自理查德·費曼上世紀80年代提出利用量子體系實現通用計算的新奇方法至今，已有30餘年。其間，這一顛覆性創新技術一直被賦予諸多期待，世界各國也爭相佈局，期望搶佔領先地位。
但一直致力於推動中國量子計算機研究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郭光燦卻對當下中國量子計算機創新體系的發展表示不甚樂觀。“我國研究進展落後美國非常明顯，差距在拉大。”他說。
事實上，近年來，我國在量子信息領域有諸多成果，但郭光燦認為，這些成績還算不上顛覆性創新成果，因為其學術思想仍源自國外，只是中國“技術與性能更好一些”。
在他看來，量子信息領域最具顛覆性的技術當屬量子計算機的研製。目前各國尚未研製成功通用型量子計算機，所以誰能搶佔先機，誰就有可能贏得未來量子計算機領域的話語權。令郭光燦擔心的是，在這個“兵家必爭之地”，中國的佈局還是晚了一些。
“‘十二五’期間，國家科研在量子計算機佈局的佈局投入比較少，到了‘十三五’時期，國際上在相關領域進展得已經非常好了。”郭光燦擔心，依據目前國外相關研究的進展來看，他們有望在5年內做出一些初級應用產品，而我國的發展步伐已然落在了後面。
如同當下中國遭遇的芯片問題一樣，量子計算機的研發也面臨各種高技術器件的突破，其中最艱難的便是量子芯片的研發。
“半導體量子芯片我們花了十幾年時間，才跟國際水平相當，但超導量子芯片我們卻沒有做。”郭光燦表示，這樣的發展加速度很難超越國際團隊相關領域的發展腳步。
與此同時，他也觀察到，當下不同高校、科研院所有多個團隊在從事量子計算機研究，但卻十分分散，“三人一群、五人一夥”，“像打游擊戰”不成規模。
他建議研究強調目標導向，將基礎研究、工程技術等團隊組成一個產學研聯合團隊，從硬件、軟件、材料等不同層面共同佈局，並通過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讓年輕人不再受發論文、申請“帽子”的影響，紮紮實實將通用量子計算機研究推向深處。
這其中，他也看到了中國創新體制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並希望戰略科學家擁有長遠佈局的胸懷和眼光。“科學家要有這樣的眼光，某個領域需要哪些方面的內容，就要有所佈局，不能擅長什麼就做什麼。”他說，只有這樣長遠佈局，並且形成“兵團作戰”的合力，才能在類似於量子計算機這樣的複雜系統工程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權。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研究員李國傑：
技術轉化先打破思維圍牆
在不久前的“中興危機”中，不少人期待一直在從事中國芯片研製和產業化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國傑能夠給出解決危機的方案，但他卻一再強調：“缺芯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
回顧李國傑幾十年的學術及產業化歷程，以及中國“芯片”近日的困頓，不難發現創新能力的提升絕非一蹴而就。這也是為什麼在幾十年奮鬥歷程中，李國傑一直尋求架起科研、技術和產業間創新的橋樑，因為只有路徑通暢，創新思想在成果、技術與產業間的流轉才能形成常態。
在美國留學期間，李國傑就被同行稱為“論文機器”。那時，在計算機領域高水平的國際會議中，差不多每3個月就有一篇他的論文。但是，他回國後卻不再以論文為導向。
“計算機研究的本質，還是要為人所用，要做出實用的東西。”李國傑看到了美國計算機行業的發達，也看到美國技術創新的關鍵是建立起研究與產業之間的良性生態。
他不想做P2P(從論文到論文研究），而要做能佔領市場的計算機。1993年，我國第一臺對稱式多處理機系統“曙光1號”在智能中心研製成功，兩年後，大規模並行計算機系統“曙光1000”問世。
當時，有人甚至認為李國傑主持研製成功的曙光1號和曙光1000的意義不亞於“兩彈一星”，但李國傑更關心的是，如何讓自己研製的計算機走向市場。
李國傑並沒有因為“曙光”的成功而停下前進的腳步。2000年，他決定研製中國自己的高性能通用微處理器（CPU）。當時許多人懷疑中國是否有實力研製出自己的CPU芯片，即使成功了，基礎薄弱的中國芯片能在國外行業巨頭壟斷下尋找到生存的空間嗎？
兩年以後，中國第一款高性能通用CPU“龍芯一號”問世，不可能的“魔咒”被打破。雖然突破了技術壁壘，但最具挑戰的環節才剛剛開始。李國傑認為：“高技術研究如果沒有開發成產品，並且進入市場，其實是很浪費的。”但是想要越過從技術到市場的天塹，絕非易事。
名聲在外的“曙光”在走向產業化時，也經歷了無人接手的窘迫境地。曾經在香港上市，又再度買回來自主經營，李國傑在把產業做大的歷程中吃了不少苦頭，嚐到了企業家的艱辛。
總結曙光的經驗和教訓，李國傑深知，一個科研人員腳踏兩隻船，不可能辦好一個企業。他動員已經是中科院計算所總工程師的胡偉武研究員下海，全力以赴創建龍芯中科公司。
“一般而言，研究產生知識，創新運用知識。好比發電機和電動機，發電機產生電，電動機應用電。同樣，研究與創新是兩種不同的工作方式，需要具有不同能力的兩類人群。”李國傑說，創新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大多數科學家不具備企業家的素質。做研究的科學家雖然技術上有優勢，卻未必在市場、運營管理上有優勢。
本來，大學、企業和科研機構應有不同的分工，但李國傑看到，在中國，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的科研和創新活動高度重疊，科研和創新混為一談。
李國傑認為，從知識到創造財富之間有一條難以越過的死亡之谷。知識本身也是分層次的，科學知識與技術知識之間也存在死亡之谷，從科學到技術要做無數次的探索嘗試，只有極少數發明能成為有價值的技術知識。
“要讓技術成為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實現真正的技術轉移，首先要打破科研人員思維的圍牆，要清醒地認識到科研人員思維上的侷限性。”李國傑舉例說，科研人員只要在某一個技術點上有突破，就可以開鑑定會、報成果獎。但一個有競爭力的產品需要做好產業鏈上所有的工作（包括有效的協作），從材料、零部件、生產工藝、整機、配套軟件、用戶體驗到融資和管理，哪一個環節存在短板，都可能導致市場失敗。“成果轉化的失敗往往是由於科學家思維上的侷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對於科學家轉型企業家，李國傑提醒道，創新不等於科研，創新需要關心產業鏈的全流程。只有經過市場磨練、有志於成果轉化的科學家才能成為合格的企業家。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星微電子公司董事長鄧中翰：
“敢於挑戰”鋪就創新創業路
在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記憶中，創業歷程裡最艱難的時刻，不是來自於難以突破的科學技術難題，而是在市場推廣中的碰壁。
2001年3月11日，在鄧中翰和他團隊的發展史，乃至中國芯片行業的發展歷史上，都是值得銘記的一天。在這一天，鄧中翰團隊研發的“星光一號”多媒體芯片誕生。這一芯片因功耗是國際同類產品的三分之一、運算速度達到當時國際同類產品的8倍，而備受關注。
鄧中翰團隊研發的中國芯性能，雖然在國際上贏得了肯定，但在走向市場的過程中仍面臨重重考驗。有一次，鄧中翰到日本索尼公司推廣中國自主研發的芯片時，被對方用短短几分鐘就打發了出來。因為對方自認為是圖像處理技術的鼻祖，並不相信中國團隊能夠研發出性能優異的芯片。
走出索尼公司的大門時，鄧中翰心裡就暗下決心，“我還會回來。”他的諾言在4年後得到了兌現，“星光五號”被用在了索尼筆記本電腦上。
回顧從科學研究到產業應用的歷程，鄧中翰從來沒有在挑戰面前退縮，而是選擇勇敢面對。
1992年，鄧中翰進入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博士時，已經感知到了IT產業可能在未來社會產生的變革性影響，但他並沒有拘泥於電子工程專業，而是在學習期間攻讀了經濟學，這也為後續的創業打下了基礎。
“從科技成果到市場化的產品距離並不近，但要做好成果轉化，科學家有時也要跳出既有的觀念，用商業的思維來看世界。”鄧中翰說。
畢業後，他選擇供職IBM，但科技素養與商業思維的結合，推動他很快選擇自己在硅谷創辦公司。幸運的是，公司獲得了成功。
1999年，鄧中翰來到北京中關村，在工信部（原信息產業部）、科技部、財政部、北京市政府的直接投資和支持下，創建了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承擔“星光中國芯工程”。
從在地下倉庫臨時搭建實驗室，再到和團隊成員拿個人財產向銀行抵押貸款，再到最終“星光系列”打開市場，甚至一度成功佔領了計算機圖像輸入芯片全球市場份額的60%以上被國內外知名企業大批量採用，鄧中翰將理工科知識背景與商科思維相結合，在突破科技瓶頸的同時，也更深入地思考著市場的需求，並將科技成果轉化成有競爭力的產品推向市場。
“這個過程中挑戰一直都在，但是每一個挑戰也是一次更好的打磨產品、提升團隊的機會，我會選擇更積極地看待這個問題。”鄧中翰說。
至今，鄧中翰回國創業已近20年，這期間“中國芯”已經在蘋果、索尼、三星、戴爾等計算機和手機中有所應用，全球銷量高達數億枚。
然而，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讓產品迅速迭代成為常態，芯片行業自然也是如此。這無疑給中國芯片帶來了新的挑戰。但鄧中翰覺得，作為一線科技工作者，自己身上肩負著責無旁貸的使命，那就是引領構建健康的產業生態來推進中國芯片的發展。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王建宇：
“斷崖式”危機對創新未必是壞事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王建宇最近十分關注“卡脖子”領域的高技術發展，特別是近期中國芯片產業遭遇的危機，也讓他對創新生態有了新的思考。
以往靠購買、引進的方法獲取一些高技術產品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怠於國內相關領域產品創新的推動。所以，如今當一些高技術領域出現“斷崖式”危機時，王建宇倒覺得從推動創新的角度來看，並不一定全是壞事。
“這個過程是很痛苦的，當然你馬上和國外的產品去作比較也是有差距的，但這樣的高技術產品，一定會在應用過程中成熟起來。”王建宇指出，在應用中不斷挑毛病、改進的過程，對高技術產品研發是一種促進，這個過程不可避免。
在“很多情況下，創新主要還是依託於市場行為。”王建宇表示，這在民用產品的技術創新中體現得更明顯。民用產品所面對的是數以萬計的消費者，要經過這麼多消費者的質量檢驗，滿足他們的需求，同時還要考慮成本問題，在產品性能與成本間尋找到平衡。在他看來，民用產品創新所要解決的問題更加複雜。
“我覺得老百姓用的產品，質量保證才是最難的。”王建宇曾碰到過優秀的技術專家開發產品推向市場，但卻因為微小的質量問題而導致維修成本高企。
“因此，在民用產品的開發上，很多設計都十分有創新性。”王建宇說。他以手機為例指出，國產手機雖然某些層面無法與蘋果等手機性能、品牌影響力抗衡，但通過多年的堅持，也在發展中實現了自身產品的不斷完善，形成了自己的產品特色。“雖然我們的產品和市場上最好的產品還有差距，但是還可以在市場上參與競爭，其實這也是一種創新的過程。”王建宇說。
無論軍用、民用，相較於依賴進口、購買，能夠堅持推出自己的高技術產品，參與市場競爭，並在競爭中反覆修正、提升產品，這在王建宇看來才是比較健康的創新生態。“很多核心的技術產品，我們現在不用進口的，而是自己去開發，一定是有很痛苦的過程。”但他表示，經歷短期的痛苦，可能換來的是中國在一個領域零的突破。
“如果你回頭來看，20年前和現在對比，科學家都想不到我們今天能走到這個階段，這也說明，這個過程實際上很快會過去。”他希望高技術領域的科研人員不要過於悲觀，同時也提醒，對於中國如今在個別領域取得的創新成績也不能過於樂觀，畢竟我們與國外遍地開花的局面還有一定的距離。
政策視角
創新創業向縱深挺進
5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要加強人才投入，優化人才政策，營造有利於創新創業的政策環境，構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機制，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創新局面！”
自2014年9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發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至今創新創業熱潮空前，“雙創”已成為經濟活力的源泉、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舉措。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激發“雙創”活力的歷程中，一系列掃除機制體制障礙的新政策隨之出臺，讓中國真正成為了“雙創”的熱土。
201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同年6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兩份文件，對雙創所觸及的領域如構建眾創空間、降低創業門檻等，以及雙創推進的方向和內容做了整體部署，也為完善相關體制機制指明瞭方向。至此，雙創的輪廓已勾勒清晰。
2016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了《關於加快眾創空間發展服務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圍繞創新創業重點改革領域開展試點示範，並由此完善政策環境，推動政策落地，構建起健康的發展生態。
回顧過去，雙創發展的初期多圍繞在互聯網消費領域，而如今卻向著生產領域滲透，並在與產業結合中釋放出了強大的活力和生命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這意味著，雙創將向著與產業轉型、實體經濟融合的方向縱深發展。
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打造“雙創”升級版。未來，將更好地調動人才資源的創新創業活力，並通過建設示範基地、開放科研院所創新資源、發展平臺經濟等舉措，有力地推動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創業新格局的形成。
距離雙創號召發出已近4年，雙創已成為一張中國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的新名牌。我們期待著，它在與產業升級融合的過程中迸發出新的活力，在激發實體經濟活力中成為新的引擎。
蔣志海製版
《中國科學報》 (2018-05-31 第8版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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