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際遇反差，俞灝明有過憤憤不平，也曾在朋友圈隱晦地抒情。但當一個又一個訊號抵達，他接受了這個事實，自己不再是做選擇的一方，而是被選擇的一方。總得找一個方式來結束追問，他把很多懊惱歸結於「復出得有點匆忙了，還沒有想好到底要怎麼樣」。
那麼，他還有什麼宏大願景嗎？他想象過40歲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他承認他沒法去想這些事情，「現在都是變化來得比計劃還快。」他的身體被永遠改變了。他對人際關係有了審慎而悲觀的看法，也愈發寬容了。他過了29歲了。男孩，變成了男人。
文｜謝夢遙
採訪｜謝夢遙 單琦
攝影｜尹夕遠
那件事
那不是一張完美的臉。儘管有粉底遮掩，你仍能看到其中的瑕疵。現在，面對手機直播鏡頭，那張臉盪漾著微笑。是的，容顏縱然有變，友善、得體、溫文爾雅，這些特質從未離開過俞灝明。
他一直抗拒直播。但他的宣傳「網紅」（這是他給她起的外號）要求他這麼做，他妥協了。要命的是，接連兩場歷時數小時的直播中，他需要與主持人的口水問題周旋，提供急智但缺少實質信息的答案——觀眾就是喜歡看，但他不喜歡。「得演，感覺也不會特別走心。」他後來對《人物》說。
這是2016年11月19日，俞灝明被採訪排滿了。明天，就是他出道9週年的歌友會。那將是個大日子。這是作為歌手出道的俞灝明最近6年來的首次歌友會，準確地說，自那件事以後。
採訪是例外。但凡有些深度的採訪，話題兜兜轉轉，總會繞到那件事上。
俞灝明沒有咬下去。「沒有，我也很注重外表。」
「我覺得更加懂得的一個道理是，你的魅力，不在於靠你的衣服、你的髮型，或者是你的妝有多好看，而是它真的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東西。」俞灝明說。
話題轉向它處。但不久又開始向那件事進發了。「你經歷了別人這一輩子都可能不會經歷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以後想找人生伴侶，會不會讓你有些不一樣的要求？你可能會要求她特別理解你，或者她特別懂事、特別成熟？」
「不需要，不需要。」俞灝明解釋，「精神層面上，我是希望能夠跟她互相追逐……」
他始終保持禮貌，沒有任何不悅神情，其實對於很多問題，他知道其後的指向是什麼。曾經有一個階段，所有的採訪都會反覆追問那件事的過程與感受，他一遍遍地回答，「我基本上都是在接受、接受、接受，那時候我沒有想太多，問就說，只是說你能不能問到這樣的一個點而已。」
後來他感到厭倦，不再回答這類問題。他覺得生活該往前行了。在採訪中，問題仍會以旁敲側擊的方式接近。只要問，他還是會回答的，拒絕是他不擅長的事情。他知道，他不可能完全隔斷那件事。
那麼，生命中出現了那件事，是一種什麼感受？一個最淺白的例子是，再看那些主角命運多舛的悲情電影，俞灝明會感到戲劇性減弱，「他演的這一段，跟我的經歷有點像，我感覺我能夠演得比他更好。」他真的會想，如果自己的故事拍成電影會是什麼樣子。快樂男生的比賽，應該是那部電影的片頭吧，那是他與演藝圈的開始，「最難忘的經歷，」他總結說，「頂過了所有的壓力之後，全都是鮮花跟掌聲。」
那場比賽已經結束10年了。他承認，不可免俗的，他有時會在微博搜索他的名字，點開當年出道之初的一些視頻。他承認他是念舊的人。他記得他唱過的那些歌。
9週年歌友會現場，屏幕閃回俞灝明出道初的照片
10年前
那是一張近乎完美的臉。「各位評委好，我叫俞灝明，我走的是偶像派路線。」
所有人都笑了。舞臺上的這個傢伙，還不到20歲，從初中、高中到大學，他一直是校園裡最受歡迎的男生人選。他對帥有著格外的自信。他知道他的定位。
他從小有明星夢，三四歲就站在家裡板凳上，把它當作舞臺唱歌，看到電視也會說，「我以後也要當明星。」回頭看那年的選秀，他心中充滿感激，「如果說我不做這事情，我做不了其他事情。」
直至現在，他記得站上那個舞臺時，所有的緊張感和不確定感。住在節目組特地為選手們打造的夢幻城堡裡，父親來探班，問他：「孩子，你還能頂得住嗎？」「我頂不住了。」他直接說。
那是2007年，選秀比賽造星的黃金年代，當時尚一枝獨秀的湖南臺推出了第一屆的快樂男生。天時地利都在。那場比賽有各式各樣的男孩，他是乖巧、甜美、沒有侵略性的那型，惹人疼愛。他跟隨著複雜的賽制，走到最後，雖然沒有進入三甲，但並不影響他的人氣躥升，他的粉絲群體自稱「芋頭」，管他叫「國民弟弟」。
短短一個夏天，他就從素人成了偶像。他切實感受到做明星的滋味，反而是在比賽結束之後。當他去天娛北京經紀公司報到，剛下飛機，就見到瘋狂的粉絲擠爆了接機廳。之前，他都是通過網絡看投票數，始終對於自己的高人氣不自信，「但是我那天就真的一下子感受到了」。
怎麼才是偶像該有的樣子，他自己在揣摩，經紀人、助理、周圍的人也在教他：「不能跟粉絲有太多交流，簽名不籤，拍照不拍。」這樣做大有必要，目的是，創造神秘感與距離感。談戀愛偷偷摸摸的，用俞灝明的話說，那是「高危線」。出去看場電影得非常小心，「包得嚴嚴實實的，開演黑燈之後才進去，差不多結束的時候就馬上走」。一開始，他非常不習慣，但慢慢地，他也越來越看重這些，「我是一個明星，被認出來不好。」有時候難免被認出來，造成一場混亂，但安然無事的時候，他又會隱隱地產生一種矛盾心理，希望被粉絲髮現。
做明星這種新奇感，是一波一波不斷在刷新。「從比賽完出來，然後各種節目，連貫順下來。基本上沒有斷過。」快男之間都較著勁，比各自的發展，比粉絲的數量，甚至「在一些很小的方面」比，比如某個活動中，「你今天這個燈牌比較少」。
俞灝明衝在了賽道的前面。他很快實現了跨界，被選送去拍湖南臺自制劇《一起來看流星雨》。如果你想看演技，那絕不是一部合適的片子，但裡面有很多漂亮的臉。對他來說，只要耍帥就夠了，基本靠自己發揮。「以前我對偶像劇的那種認識就是一定要酷，有超跑開，穿的衣服好看，場景特別華麗，各方面都是高大上的。」他說。那部片非常火爆，對於看慣了臺灣偶像劇的大陸青少年來說，那是來自本土的慰藉。一度，粉絲們用劇中角色「端木磊」來稱呼他。
「它能滿足我什麼呢，可能就只有一時的虛榮心。」他後來想。
他從小是一個非常注意自己形象的人，對裝束和髮型極有追求。在他成名之初，他會拉上親友去香港購物，他很喜歡買衣服。接到活動或者節目，他就會事先想著怎麼打扮。在演藝圈生存，許多事情身不由己，但至少對於俞灝明而言，帥是可以自行發揮的。2009年，他發了一首名為《我沒那麼帥》的歌。這聽起來像個自信的玩笑。
內心的不安全感隨著時間浮出水面。同屆快男中，阿穆隆在2010年因車禍逃逸入獄，冠軍陳楚生因與湖南臺的矛盾而遭棄用。演藝事業究竟該往何處去呢？他有時候會琢磨，但總體而言，他「一直被別人推著走」。
某種程度上，這和他的聽話有關係。乖孩子的人設，本就是俞灝明的成長路徑。從小出門玩，母親為他訂下幾點前必須回家的規矩。他沒有經歷青春叛逆期，自認為始終「算是比較老實的一個人」。「他很聽家人的話，很孝順長輩。」他的高中舍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劉全有說。經紀公司給他的指引，他發自內心地願意遵守。同期的快男王櫟鑫油腔滑調，他一點也不想變成那個樣子。
這是一個自認為人生中沒有遭遇過挫折的人。唯一的挫折——如果算的話，就是沒有考上理想的藝術類大學。他的父親是個商人，他從小「不用擔心錢的問題」。
出道的第四年即將到來，屬於俞灝明的時間似乎才剛剛開始。
兩個世界
那一天改變了很多事情。
2010年10月22日，《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劇組的爆炸意外，令演員俞灝明、Selina遭到嚴重燒傷。時間突然變慢了，他後來想，所有的痛苦，都被拉長了，放大了。
想看望他的人很多，親戚，粉絲，朋友，朋友的朋友。俞灝明誰也不想見。快男兄弟中只有張傑見到了他。其他能拒絕的，都拒絕了。
他基本不出門，也沒有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低落，煩躁，也不想跟身邊的人交流。」他對《人物》承認，甚至在心底對人生和未來產生某些極端想法，「但是不會說」。
李聖佳是極少數見到俞灝明的人。兩人是發小，家族亦是世交。他記得幾次去俞灝明家裡，「你問他，可能他會答一句，不會很自由地跟你去交流。」
最初那幾個月裡，他嚴重失眠，「撕裂的疼痛，灼燒的疼痛」折磨著他。然後，隨著傷口癒合，持續經年的瘙癢出現了，「那種癢的感覺基本上無時無刻的（存在）」。有時，他用身體抵住床鋪大幅度地磨蹭抵禦瘙癢；有時，他拼命地拍打頭令疼痛轉移瘙癢。
那個偶像劇裡開超跑的端木磊不見了。全身燒傷面積39%。面部額頭以下的皮膚都是紅的，嘴被燒小了，肩胛骨和手臂外側傷勢尤為嚴重，他的手甚至拿不起洗浴的花灑。劉全有每天幫他洗澡。稍微猛些的水力，都會衝破他的皮膚，劉全有用手遮擋，讓減緩的水流自俞灝明的身體滑過。
他想起胡歌經歷過車禍的新聞——那個不幸的事故以前對他而言只是新聞而已，現在，他能體會到當事人的心理狀態了。那塊飄在他頭上的陰雲更為巨大，「我那個時候所存在的那種不確定性是整張臉。」他說。
臉上的結痂掉落後，他第一次看到那張紅色的臉時，「感覺都不認識自己了」。沒看到前，他設想過是什麼樣子，真實的情況要糟糕得多。那一瞬間，沒有憤怒，沒有落淚，他只是怔怔地想：「我現在的這個樣子，有沒有可能恢復得跟以前一樣？」
出事三四個月後，他基本不再看微博了。的確，上面有很多鼓勵的祝福的話，但一看到娛樂圈的動態，再看看眼下，他為自己感到難過。
那麼他會想到離開演藝圈，過隱姓埋名的生活嗎？不會。也完全不可能。
真正漫長的，是復健的過程。他穿上彈力衣，進行鍛鍊，每天做連續兩個小時手臂拉伸的動作。傷口一次次地撕開。但如果不這樣做，疤痕就會慢慢收縮，皮肉連在一起，四肢會像皺巴巴的鴨掌。睡覺時也要戴頭套，以防疤痕生長。每天穿這些特定的衣物就要耗時兩三個小時。
母親辭掉工作來照顧他。那段日子有如處在黑暗隧道中，看不到盡頭。一切是那麼乏味。更糟糕的是，好像看不到成果，皮膚沒什麼變化。自暴自棄的情緒出現了，他對他的處境產生厭煩，不願再復健。「就這樣吧，就這樣吧。反正就停留在這兒了。」他對父母說。
反常的是，即便說這些話時，他一次都沒有哭過。他其實是個感性的人，但事發後，也說不清為什麼，就是咬著牙較勁。一聽他說不復健了，母親就會哭。「你別哭了，怎麼這麼容易哭啊。」他勸母親，還是一滴淚也不落下，好像有一股力量，把他繃得緊緊的。
他是堅強的，也是脆弱的。在如此變故前，所有人都是脆弱的。
俞灝明的父母看著兒子在絕望的峽谷裡日漸枯萎。在2011年10月，那場爆炸事故發生一年之後，一家人共同做了一個決定，送他去美國洛杉磯休養。
俞灝明的朋友李聖佳成為陪同者，他小俞灝明2歲，剛剛大學畢業尚未工作。他們在日本人聚集區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兩人睡在同一張床上，以便李聖佳可隨時照顧俞灝明。這樣的相處裡，他能夠去感受朋友經歷的肉身折磨。「他睡在床上大概半個小時，身體會癢，他就很發狂，但他又不可以用力地去抓，他只能是自己去忍，或者叫我幫他去按一下，然後就可以消停半個小時。」
事實上，你可以把俞灝明從上海放到洛杉磯，卻很難將消極情緒自動抹除。拯救他的人，唯有他自己。
他對這個異域環境有了探索的好奇心。他們租車把附近都逛了逛，還去到更遠的一些小城市。李聖佳感到，僅僅幾天時間，俞灝明的話就多了起來。他們結交了一些美籍華人，英語普通話混著交流。對方一開始都不知道他是誰，但即便他順其自然地介紹他的過往（「因為他們會看到我的臉」），話題也並不聚焦在這裡。「我希望我跟他們是平等的。我也是一個普通人，我在你們面前，我不是一個明星。」他享受那種感覺。
可能是刻意屏蔽掉來自另一端世界的信息，他很少玩手機。「那個時候基本上沒有想到其他的事情，每天就玩。」他對《人物》回憶。
後來他覺得這樣下去有些荒廢，就報了社區內對新移民開放的免費英語學校。他與李聖佳大概是班上僅有的華人。一次班裡聚餐，其他人帶來的菜多是披薩或漢堡，他竟用了3個小時，做了道紅酒燜牛腩的大菜。
但即便他可以自由地走在大街上，極其偶爾的情況下，也會遭遇到敵意。有次，幾個對面走過的黑人看到他的樣子，說他是「sick guy」。他沒有回應，繼續往前走。後來他向李聖佳還主動提起這件事，「黑人也不認識我，那我多自在」。
他甚至浮現了這樣的念頭：再也不回中國了，再也不回演藝圈了。但那只是一閃念，「錢用完了還是得回來」。
「我是灝明。」見面自我介紹時，他沒用英文名，但隱去了自己的姓。大家聊起各自的經歷，女孩突然好像反應過來什麼，驚叫道：「你真的是俞灝明嗎？那個新聞裡的受害者？」
他平靜地承認了。話題沒在這件事上停留太久，他們很快就聊起了其他的東西。
在洛杉磯期間，他的精神得到了滋養。他每天去游泳，一定要遊夠1000米才離開泳池。他開始像小時候那樣練字了，照著一本字帖描摹。他不再失眠。他吃了很多漢堡包和薯條，胖了10斤。
在美國住了兩個多月後，俞灝明決定是時候回中國了。那是場跨年飛行，落地時，剛好是北京時間2012年1月1日，一個全新的開始。不久前，他才剛剛過了24歲。
這場對抗消極人生的戰爭，看起來，俞灝明要獲勝了。
回到現實
9週年歌友會進行中。臺下很多人在哭。這並不是一場大型演唱會，但500人場地擠滿了俞灝明真正的粉絲。那個偶像又回來了。
對大多數人而言，初識他時，他是個不及20歲的少年。這期間有10年之遙，有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的無法觸及，有一個人成為另一個人的劫後餘生。
在《人物》採訪中，幾乎每一個粉絲都提到，在2013年湖南衛視跨年晚會看到俞灝明覆出時，在電視前感動流涕的樣子。講起這些年俞灝明的經歷，眼淚在她們的眼眶裡打轉。基本而言，粉絲對於偶像的描述都是千篇一律，但俞灝明的粉絲不同，他的故事如此獨特，而她們是見證了這一切的人。她們紛紛承認，他是一種精神寄託，絕地反彈的絕佳例證，能夠為自身人生最困頓時期提供鼓舞。
「他的眼睛特別亮，像星星一樣。」「他的手是我見過男明星裡最漂亮的，像玉雕的一樣，又白又細，又直又長，還乾淨。」關於他身體的哪一部分最吸引人，仍能在粉絲中引起一場辯論。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這是這麼多年他們首次近距離接觸俞灝明。
爆炸燒傷給他的手帶來了難以消褪的傷痕
「剛開始哭是因為不知道他受傷什麼程度。再後來，反正對於我個人來說，哭的那個點最初的時候就是因為手。」說到這裡，一位粉絲的眼神黯淡下來，「你可以找他以前的照片，真的非常漂亮。但是自從受傷之後，怎麼說呢？真是特別可惜。」
很多人都說，不再把他當成偶像，而是青春時期的陪伴。「現在看他就是健健康康、開開心心，愛紅不紅。但是不紅，我們覺得也無所謂啊。」
不紅，這就是他現在的狀態。吳亦凡、鹿晗等「小鮮肉」——他出道的年代還沒有這個詞，繼承他的命途，成為炙手可熱的少女偶像。俞灝明不紅了。然而，這個事實需要與他的整個事業生涯放到一起談才有意義。走到這一天，他準備了很久。
從美國回來後，俞灝明又用了半年療養。在2012年下半年，他終於啟動工作，接拍電視劇《愛在春天》。劇組為了保護他，為他配備兩個保鏢、兩個助理。他被動地接受所有安排。然後是年末的正式復出，他戴著黑色手套遮擋傷疤，唱了影射他傷後坎坷心路的新歌《其實我還好》，引爆了大量媒體關注。從前做明星的那種快感，好像又回來了。
「那個時候我感覺到，好像是挺厲害的。」他回憶，「其實大部分人都是把我抬高了。」
復出最初的喧囂過後，現實法則開始生效。在娛樂圈，成功本來就是個小概率事件。一直成功，不斷向上，更是難上又難。
儘管面容和皮膚得到很大程度的修復，但不可否認的是，俞灝明不是當初那個年輕小生了。《愛在春天》的口碑平平，他之後拍了幾部片，但要不沒有上映，要麼迴響寥寥。有一個片子，他曾經極為接近那個角色，卻在最後一刻被放棄了。他吃過「君子協議」的虧，從此所有合同事項一定要落到紙面上。他換了兩任經紀公司。
2015年他在期待中重回《天天向上》，但在主持群中他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就連他自己也感到，「不太能勝任主持人這樣的一個工作」，有時候一整集他都沒有插上幾句話。
如此半年，對方先是短信告訴他，節目因收視下降可能要調整，要加入更多90後的面孔，那時候他就已經意識到自己要被砍掉了。又錄了幾期，那個清晰又冷酷的信息正式來了，他與《天天向上》的緣分結束了。
對於際遇反差，他有過憤憤不平，也曾在朋友圈隱晦地抒情。但當一個又一個訊號抵達俞灝明，他接受了這個事實，自己不再是做選擇的一方，而是被選擇的一方。總得找一個方式來結束追問，他把很多懊惱歸結於「復出得有點匆忙了，還沒有想好到底要怎麼樣」。
那麼，他還有什麼宏大願景嗎？他想象過40歲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他承認他沒法去想這些事情，「現在都是變化來得比計劃還快。」他的身體被永遠改變了。他對人際關係有了審慎而悲觀的看法，也愈發寬容了。他過了29歲了。男孩，變成了男人。
「你特別用心，特別希望得到一個東西的時候，它可能不屬於你，但是真正屬於你的東西，當你慢慢耐心地去等待，它自然就會來到你的身邊。所以我覺得平常心很重要。」在那場歌友會的最後，他環顧全場，對所有人說。
那天他完全沒有提過「那件事」，也沒有唱《其實我還好》。
俞灝明與粉絲分享他的感受
告別偶像
歌友會只是插曲，更像是對粉絲與30歲之前的自己的一場交代，其實那前後的半年時光，俞灝明都是泡在《那年花開月正圓》劇組裡。
重要的改變在發生。他說，他對主持的興趣已經不在了。他甚至指出，音樂也不是他的最愛了。他的興趣轉移到如何成為一個演員。「如果說要走演員的這條路的話，你的姿態、你的心態得重新去調整，不是說你演所有的戲就必須得奔著男一號去演。」他稱他的心態也在調整著，變得愈發的謙卑。「如果調整得不好，那可能抑鬱症又很容易會出現。」
平時沒戲，他也不回北京，懶得回去。他的心變得非常靜，沒事在房間裡看看書，最近剛讀完太宰治的《斜陽》，接下來準備試試木心的詩。他還延續著療傷期間養成的習慣，用毛筆抄寫經書。他低調地在做這件事，沒打算告訴劇組任何同事，他知道他們會說他裝腔。
他不斷開發著生活的樂趣。在何潤東的帶動下，他每天健身。最近還迷上了膠片攝影，他喜歡那種不是當即就能見到所拍圖像的期待感，「整個過程會變得比較有樂趣」。有些夜晚，他也會自我陶醉，點上一根雪茄。聖誕節的時候，他在房間擺上一棵聖誕樹。
只要有不錯的新片，他就跑去電影院。有時戴個口罩，有時什麼都不戴。
從前可是包裹得非常嚴實的。「自從經歷了那個事故之後，他更放得開了。也不是說是毫無保留吧，但就比以前的話，我感覺他整個人好像都更輕鬆一點。」朋友李聖佳說，「我相信他已經接受現在的自己了。」2016年俞灝明現任助理結婚，他跑去湖北一個小縣城參加了婚禮。
「你們可以認定我是偶像，但是我是想要往敬業的一個演員方向去發展的。你們可以給我任何標籤，我都無所謂，但是我就不要把自己放在那個位置上。」俞灝明說。
看得出，他很想做個好演員。他候場時不碰手機，總跑去導演的棚裡回看表演。他會下功夫研究劇本、臺詞。2017年的春節他都是在無錫片場度過的。因為做這行需要充分的感受力，他就是「想感受一下過年自己在組裡的那種冷清感」。
最近，很少表揚人的導演喝了點酒，在劇組的年輕演員面前點名表揚他：「你們演戲啊，還是得要有節奏，要去想怎麼樣層次豐富起來。你就看灝明，他這場戲……」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在採訪中，有俞灝明的朋友嘗試向《人物》指出殘酷的現實法則，失去了靚麗的女星未來的路難走得多，而男人的容貌沒有那麼重要，還可以做實力派，這是整場不幸事件中的一絲萬幸。
但不要忘了，另一條現實法則是，努力的好人未必成功。尚未播映的《那年花開月正圓》，能否得到觀眾認可還是未知數。俞灝明至今缺少具有說服力的作品。
「你作為一個看客，看到我桌面上的籌碼，相對少的時候，你會認定他很快就要輸了。但其實我心裡面，我沒有這麼認定。」俞灝明說。偶像只是一個娛樂符號，評價標準在旁人，對俞灝明來說，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我是誰，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在劫難之後如何守護內心的秩序。
那場事故的賠償僅相當於他一兩部片的片酬，沒有人遭到刑事處罰。自始至終他從未指責過誰。他表示不接受——他沒有用「不原諒」這個詞——《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導演陳銘章的行為。他認為他沒有做好現場把控，事後也不夠真誠——第一次道歉被他父母拒絕後，就再也沒來過。但俞灝明不是被怨恨驅動的人，倘若與陳銘章在別的場合見面，他承認他想象過那個畫面，他願意上前打招呼，但不會微笑。
「我們整個家庭都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種人，我們也沒有說，我因為這部戲承受了這麼大的傷害，我以後的這個事業是不是你們得多幫我呀。」俞灝明說，「面對一些曾經傷害過我的或者是跟我有點那個隔閡的人，我還是會表現得很得體的。」
對於那場爆炸，曾經有一個階段，他試圖掩飾他的恐懼。對於能不能再拍爆破戲的假設——實際上他至今沒有拍過，他會硬著頭皮說，沒關係，可以拍。別人聽他這麼說，會誇獎他，「越誇我，我越虛。」現在他會承認，心理陰影一直都在，未來就算遇到爆破戲也會避開。爆炸視頻被當時的助理劉全有拍下，俞灝明以前的手機裡也存著一份，但他從來沒有點開看過。
他逐漸認識到，不敢正視自己的恐懼，才是更深一層的恐懼。「這是人性嘛，自己是什麼樣子的，就應該說出來。」俞灝明說，「我覺得坦蕩承認（恐懼），對於我來說是更舒服的一種方式。因為我不用再承擔那樣的一個壓力了。」
粉絲往往視偶像如英雄般的存在。一個偶像，怎麼能承認自己的怯懦呢？當俞灝明決定做自己，他可以。
關於這個人的故事，需要再重述一遍嗎？也許需要。一個偶像遭遇突來的不幸，掙扎，煎熬，然後去另一個地方找到了新生。他回來了，重燃熱望，卻被現實慢慢消耗，於是他決定放低期待，與偶像的人設告別。
但是，等一等，如果你仔細看，這故事的邏輯裡有些裂縫。心理危機去了趟美國徹底解決了，這像只存在於電影裡的轉折。關於那場悲劇，他對於導演似有微詞，但對更多的利害關係者未曾置喙。他低調地結束了與燒傷兒童救助機構「烙印天使」的合作，理由是項目過度商業化，這似乎缺少足夠說服力。偶像的記憶，那麼甜蜜，燒傷的標籤，如此苦澀，兩者真能波瀾不驚地共處嗎？
最近的一個午後，俞灝明與劇組朋友聊天。一個演員遇到情感困擾，於是大家開導他，紛紛講起自己的辛酸史。有人說起自己曾破產，落魄到買不起火車票去參加授業恩師葬禮的故事，俞灝明聽哭了。於是，他也參與了分享。在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階段，即便對最親近的人，他也極少傾訴，但這次不同。
就算不是首次，這也是為數僅有的幾次，他在私下場合主動談起那件事。許多人一生中經歷的所有危險，加在一起也不過如此。
「我都經過這麼大的事情了，這個東西還是你自己心態的問題，能有多大事啊？」他說。
（為保護採訪對象隱私，劉全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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