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清光緒29年）
50歲的張謇對日本進行了為期70天的考察。此時，他位於江蘇南通的大生紗廠運轉3年，該紗廠正是被後人懷念和研究的大生集團的起點。他訪日一為考察實業，二為考察日式教育。他以“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思想規劃企業發展，相信國力離不開實業，更離不開教育。
南通大生紗廠
在日本，張謇每看必問，每問必記，每記必思，感受到立憲給日本帶來的變化，旅行收穫之一，便是有了君主立憲觀念。後來他將日本與兩江總督的轄地做比較，兩者面積相等，而“一則致力實業、教育三十年而興，遂抗大國而拒強國；一則昏若處甕，瑟縮若被執。”“非必生人知覺之異也，一行專制，一行憲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
除了經營企業，他又找到另外一件事情。
1904年（清光緒30年）
這年的除夕夜，張謇通過兩江總督，將“七易其稿”的奏摺上至朝廷，提出中國實行憲政的要求。他開始刻印《日本憲法》、《日本議會史》等書，通過私人關係將這些圖書分送給朝廷大臣，遊說立憲。慈禧看到《日本憲法》一書後，對軍機大臣說：日本有憲法，於國家甚好。樞臣們雖對“憲法”一頭霧水，但也開始補課。
張謇之所以能有高層關係，一來跟他創辦大生集團，從事商業、文化公益事業成為社會名流有關，二來跟他本身就是狀元有關。
他生於南通世代務農之家，祖上三代未取得功名。從16歲做秀才到41歲做狀元，他奮鬥了26年。喜訊傳到家鄉不久，父親去世，他在家守制三年。進京銷假，恩師翁同龢（光緒帝老師）在戊戌變法中被罷官，張謇對官場感到厭惡，走實業報國之路，創辦大生。
1905年（清光緒31年）
張謇修復了跟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的關係。張謇與袁世凱都曾經為絞殺太平天國的淮軍將領吳長慶效力。吳長慶病危，失勢後，袁世凱私自巴結李鴻章被張謇批評，兩人中斷關係20年之久。
為立憲，張謇主動復交。袁世凱察覺立憲形勢，給清廷寫奏摺，請派大臣遊歷各國，考察政治。袁的奏摺成為清廷決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動力。清廷的這個決定，預示著當朝在政治上由閉關轉向開放，由恪守祖制轉為效法西體。
9月24日，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剛登上火車，革命黨人就做出了拋擲炸彈的事件。張謇反對革命，主張在不流血，不紛爭的狀態下循序漸進。他對炸彈事件的評價是，“以為革命有聖賢、權奸、盜賊之異，聖賢曠世不可得，權奸今亦無其人，盜賊為之，則六朝五代可鑑，而今世尤有外交之關係，與昔不同；不若立憲可以安上全下，國猶可國。然革命者仇視立憲甚，此殆種族之說為之也”。
此前，張謇曾對維新派的康有為提出勸告。張謇在《自訂年譜》中記載：“在京聞康有為與梁啟超諸人圖變政，曾一再勸勿輕舉，亦不知其用何法變也。至是張甚，事固必不成，禍之所屆，亦不可測。”
1906年（清光緒32年）
9月1日，朝廷發佈“仿行憲政”的上諭，國家由此進入預備立憲時期。張謇“感動發奮，不能自已”，“奔走相慶，破涕為笑”。
12月26日，江浙的立憲派為響應朝廷預備立憲在上海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公會以推動朝廷立憲，提高人民憲政知識為主要任務。張謇成為公會的主要領導人和決策者。麵粉大王榮德生等實力雄厚的企業家是它的會員。
1907年-1910年（清光緒33年—清宣統2年）
1907年10月，清廷正式下令籌設諮議機關，兩年後各省（除新疆）都建立了諮議局。從相關的規定來看，諮議局具有立法、監督行政之權，權責跟立憲國家的地方議會相似。朝廷解釋，這個機構是正式議會沒有成立之前，人民練習議政場所，相當於臨時的議會。
清末福建省諮議局開會時的情景
張謇對籌辦諮議局極為負責，從選址、設計建立到培訓，事無鉅細。後來，他當選為江蘇諮議局議長。諮議局的議員則是由選民選舉產生，當時的媒體對選民提出了忠告，希望他們慎重行使選舉權。《申報》刊文：“今日何日？為蘇省諮議局議員初選舉投票之第一日，為我國人民漸次參政之第一日，為我全國一部分人民公然參政之第一日。”
儘管選舉出現了投票不活躍，甚至賄選醜聞等諸多問題，但議員的選舉，卻是數千年來帝制中國首的首次全國範圍內的民主選舉。
張謇領導的諮議局跟地方官之間產生了不少矛盾。江蘇巡撫交議的改定厘金徵收辦法一案，諮議局認為有損民眾利益，當即駁回。兩江總督張人駿，在上海三家錢莊倒閉引起金融風波的情況下，未經過諮議局討論，向洋商借款300萬維持市場局面。諮議局認為總督擅自借外債，屬於違法行為，要求相關單位查辦。
在張謇的領導下，江蘇諮議局還未江蘇省制定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財政預算。諮議局曾召開臨時會討論預算案，對張人駿原提案刪減30餘項。張人駿則是按照原方案執行，從而引起巨大的風波，張謇帶著101人集體辭職，抗議張人駿踐踏民主程序。
江蘇諮議局雖然做了鬥爭，但多以妥協而告終。當然，張謇本人也遇到一件尷尬事。審查員審查諮議局決算，發現張謇有4元8角開支未做說明。張謇得知此事，說：“今審查員竟不稍徇情面，足見我江蘇諮議局之熱心任事者大有人在也，鄙人不勝欣慰之至。”
張謇之子張孝若後來回憶江蘇諮議局時說：“那當選的議員，人人都自命不凡，在開議的時候，陳訴理由，滔滔不絕……一到辯論的時候，各逞詞鋒，好像臨陣殺敵……那時雖然還是帝制……遇到總督有違法的地方，也就毫不客氣毫無忌憚地彈劾。”
諮議局以及預備立憲公會，為立憲派之間的聯絡和活動提供了便利。張謇在1909年倡導了國會請願運動，希望清廷能抓緊時間召開國會。因為國會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有國會，就即可制定憲法，從而監督政府。
1911年（清宣統3年）
10月10日，武昌起義，這成為辛亥革命的開端。起義發生時，張謇剛乘坐輪船離開漢口，到安徽時他收到起義消息。次日，他建議清廷武裝鎮壓革命，請求清廷提前宣佈憲法，召開國會。
辛亥革命標誌著立憲運動的失敗。張謇稱:“一生之憂患、學問、出處，亦常記其大者，而莫大於立憲之成毀。”
11月22日，清廷令張謇進京討論共和政體是否適宜，張謇答覆不能北上：現在各省表示獨立，仍以君主名義召集，勢必無人承認。應先發明諭，“宣佈尊重人道、不私帝位之意，以豁群疑而昭聖量。”
張謇認識到革命潮流已經無法阻擋，便很快由君主立憲轉到了民主共和，支持革命。有人評論其為政治投機。但也有史家稱，張謇本身與革命黨人此前已經結交，而支持辛亥革命的最根本原因則是對清廷失望，對清廷立憲進展緩慢失望。
史學家張朋園評價張謇，“在求變的社會里，是保守中的進步者，所以他的思想不斷有所改進。但他的出身背景和士大夫意識，又使他在進步中不忘保守”。
1912年-1915年（民國元年-民國4年）
孫中山主持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次內閣會議
1912年初，南京臨時政府未經參議院討論，通過一家公司向日本借款，議員們對此感到震驚。此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這一具有憲法屬性的文件剛出臺40天。臨時政府以不得已苦衷為由，但議員認為，政府借錢行為繞過參議院，是明顯的違法舉動。張謇對借款一事並不知情，覺得“身任實業部長，事前不能參預，事後不能補救，實屬尸位溺職，大負委任”，便去電辭職。
1913年，大總統之位歸為袁世凱後，張謇成為農業總長。他看到袁世凱解散國會，漸有復辟之心，便勸說袁世凱做“做中國第一人的華盛頓，不要效法法國上斷頭臺的路易。”
1915年，張謇辭職。他在袁世凱正式稱帝之前，斷絕了聯繫。張謇在友人的信中寫道：“袁氏失德，亡也忽焉。彼其罪過，已隨生命俱盡，所留於吾人以最真確之發明者，則權術不可以為國，專欲必至於身亡。”
1926年（民國15年）
張謇去世，享年73歲。在其去世的三年前，棉價因市場因素而大漲，諸多企業破產，其中包括張謇的企業。大生集團資不抵債，後來被債權人接手。政治理想成為他的包袱，企業辦社會，負擔沉重，而參政又分散了他的部分精力。
去世這年，中國依舊動盪。
胡適評價他為“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英雄”。
閱讀更多 商業人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