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古称樊汊。据有关人士考证，古代的淤溪河(今盐邵河)西起渌洋湖，连接樊良湖(后湮入邵伯湖)，从樊良湖分岔后流入樊川而终(即镇区界河，1943年被伪军填河筑路覆盖，今为人民路)。樊川的先民们取樊良湖的“樊”，取淤溪河是樊良湖分汊的“汊”，合二为一，称为“樊汊”。史籍中最早出现樊汊地名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四月开挖的“山阳渎”有关。山阳渎，即山阳河，亦称三阳河，史称邗沟东道。据《扬州水道记》载，“……扬州山阳渎，盖由茱萸湾(今湾头)至宜陵，达樊汊(今樊川镇)、高邮、宝应山阳河，以达射阳。”1957年樊川镇在疏浚、拓宽镇区三阳河时，曾在河道中心（今镇区樊家垛东码头东北三四米处）挖到古水井数口，均用弧形井砖所砌。据此砖推测，隋代以前若干年樊家垛就有先民居住了。
“樊川”之名始见于乾隆五十年（1785）十月由金兆燕撰写的水陆寺碑文，题为《扬州府泰州樊川镇水陆寺碑》，碑文中有樊川镇水陆寺“创自唐代，历宋、元、明，兴替不常”之句，两处提到“樊川镇”，说明“樊川”一名始于乾隆五十年之前。金兆燕撰写的水陆寺碑是樊川镇由来的见证，为樊川镇的历史、地理沿革提供了文字证据。其后樊川镇历经清朝、民国直至“文革”，200多年里 “樊汊”与“樊川”交叉使用，一地两称，“文革”后统一称“樊川” 。
从隋文帝开挖山阳渎经“樊汊”，至今已1400多年。此前古镇已初具规模，人烟向聚，渐成集镇，千百年后又更名为樊川。但无论古称樊汊，还是近称樊川，樊汊与樊川都有着共同的特征：“汊”，河流的分岔，水也；“川”，河流，川流不息，水也。樊汊、樊川，皆因水得名，遇水而兴。
樊川历史上曾因“商号如林，商贩如星，人潮如流，船只如梭”的繁华景象，有过“小小樊汊赛扬州”的辉煌。
清道光年间，兴化诗人李国宋在《宿樊汊》诗中这样描写：“二月柳丝长，归帆挂夕阳。春风吹野水，瞑色近河梁。宿草霜根白，残云雨脚黄。玉楼高半掩，绣被冷孤航。”傍河而建的两条大街，一条是用条石镶叠而成的石头街，一条是用青砖铺砌的砖头街，在当年属上流时尚。街坊两边的河房、商店，鳞次栉比，傍水相依。河面上桥梁纵横，水陆交汇。登高俯视，水面波光粼粼，舟楫云集，岸上人声嚷嚷，商旅如潮。水上街市在晨光夕照下，别有一番风情。
樊川的繁荣，延及到太平天国和后来的军阀混战时期。江南的一些士大夫阶层和沪宁线上尤其镇江的一些富商巨贾，在战乱中纷纷选择避难栖身之所；特别是抗战爆发后，苏、常、锡、镇、扬等地一些官宦和商贾四处逃难，樊川便成为他们的“桃源”之地。当时流传这样的说法：“有钱有势的迁四川，有钱无势的到樊川。”于是镇上人口猛增至五六万，房租也随之提高十倍，一时畸形繁荣，委实空前。极盛时樊川本地相继出现了滕、黄、葛、吕、徐五大家族，和外来的郑、张、茅、靳四大公馆，以及十大商号等等，真是百业纷呈，万商云集，蔚为壮观。
当年的樊川交通便利，每日有70多条帮船开往苏北各地，载货运客川流不息。樊川的米市油坊、五洋杂货、木业金融，十分兴旺。另外还有唐代建筑古水陆寺、武当行宫等众多庙宇，香火鼎盛，千载不衰。随之而兴的酒楼茶肆、妓院烟馆、书场戏院，应有尽有。三里长街，一水中流，从西南奔向东北，注入板桥塘。街河两边是河房，茅庐水榭画阁，一派古幽之风。一些傍水兴建的花园式酒楼，另有一番景象：前后窗棂，左右荷塘；茅草盖顶，冬暖夏凉。每至盛夏，临轩而立，芙蓉朵朵，碧叶田田；一入冬天，围炉而坐，弦歌盈耳，日日高朋满座，朝朝骚客盈门。而那些遗老遗少，更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在战争的岁月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一步两座庙，三步两档桥”，樊川史上曾有众多的庙宇和形态各异的桥梁。横跨街河(界河)的大小桥梁达10多座，其中有以石垒成的通关桥，有以铁制成的汉宫桥，有以砖砌成的永善桥，形式独特的当数同成油坊老板朱在东造的万年桥，其两侧桥基石一直完好。
十年河东转河西，民国二十九年（1940），樊川遭受日伪铁蹄蹂躏，复又屡被蒋军盘踞，各大商家先后他迁，极盛一时的樊川，从此逐渐衰落。可是“小小樊汊赛扬州”的美誉，却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王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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