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西方哲學史》：“要了解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我們必須瞭解它的哲學；要了解它的哲學，我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學家。”
什麼是“道”？毋庸置疑，“道”在老子哲學產生之前就已經被廣泛使用。這可以在老子之前的古代典籍《詩經》、《尚書》中發現不少這樣的凡例。
1、《詩經》之道論
《詩經》是最早對“道”進行抽象使用的經典文本。據統計，《詩經》中“道”字共有 28 處。從歸類來說，其“道”之涵義比較簡單，其中道路之義最多，如“道之雲遠，曷雲能來？”“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四牡騑騑，周道倭遲。”
實際上，這些“道”字的使用都有雙關意義，是先民運用“比興”的文學手法，借道路的迂迴遙遠來比喻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和自己遭受的苦難，以表達內心的悲傷之情。
其次，是言說之義，如“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有的學者認為，這是我們看到的最早將言、道、詳、讀聯帶使用的文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句話可以成為《道德經》第 1 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資源。
PS：到目前為止，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道字。由於甲骨文並沒有全部破譯，所以我們現在還不能說甲骨文中沒有道字。金文中已確認有道字，而且不止一處。西周時的銅器上的銘文有道字，《貉子卣》上的道字，由行與首兩個部件組成。《散盤》上的道字，由行、首、止三個部件組成。春秋戰國時的器物銘文上也有道字，見於《曾伯簠》、《侯馬盟書》等。這兩處金文道字的形體看上去與西周的相似，大概就是從西周金文道字沿襲下來的。金文中的道字，一般是道路的意思。
2、《尚書》之道論
《尚書》作為商周文獻史料的彙編，對“道”字的使用次數達 36 處之多。從其使用來說，其涵義明顯增加，抽象程度有很大提高，與其它詞合成使用的頻率增多。
其涵義之特點如下：
第一，在宗教神學意義使用“天道”，這主要體現在殷商時期。如在《尚書·商書》所載“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說命總百官對商王進言：“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都體現了殷商時期自然宗教意義上的神學世界觀，這說明殷商時期“天道”“天命”之義並不包含倫理內容在其中，他們總體上還不能達到倫理宗教的水平。
第二，在道德規範意義上使用“道”、“王道”或“天道”。《尚書》益對大禹的讚譽以及大禹會師對“有苗”討伐之誓言都是從道德規範意義上使用的，“滿招損，謙受益”即是一種積極的道德規範的體現，指責“有苗”之“反道敗德”是從反面說明道德失範的惡果。同時號召大家做事要像周王朝的國道那樣，正直坦蕩，像周王那樣不偏不私，摒棄個人好惡。
第三，在道德秩序意義上使用“天道”、“有道”與“無道”。商湯討伐夏桀時指明“天道福善禍淫”，周武王斥責商紂王“無道”，周王所說“以蕩陵德，實悖天道”都是從道德秩序上來說的。夏桀、商紂王之所以受到譴責，是因為他們都“實悖天道”，即違背了上天給定的道德秩序。面對“無道”的夏桀、商紂，商湯、周王只不過是代天行道。值得注意的是，商湯討伐夏桀以“天道福善禍淫”為旨，還存有一種自然宗教神學的傾向，因為這種文化觀念的發展是一種非常緩慢的過程，並非像王朝的更替那樣界限清晰。
第四，“道心”與“人心”相提並論。《尚書·虞書》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著名的“十六個字心傳”，據說它源於堯舜禹禪讓的故事。所謂“人心惟危”是說人生面臨著種種誘惑和危難，正如老子所說“體道”之士“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第 15 章）所謂“道心”即天地自然之心，“道心惟微”是指天地自然之心之微妙，這與老子所說的“體道”之士以心觀心，道體“玄而又玄，眾妙之門”有異曲同工之妙。
現代學者張舜徽認為“鄭氏惟善體古人辭言之情，故此釋最為精諦。今援斯例以說人心道心，則二心字自為動字而非靜字明矣。所謂人心者，言用心於人也，亦即其德在表之意。所謂道心者，言用心於道也，亦即其德在內之意。”
歸而言之，“道心”之謂使“道”之抽象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與《詩經》相比，《尚書》道論脫離了日常生活意義上的“道”，其所說之道不僅包含自然神學意義之道，而且伸展到了涵蓋是非善惡的道德規範和道德秩序意義，並且以“道心”概念使“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抽象水平，因此無論是“道”之涵義的層次，還是“道”之抽象程度都邁出了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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