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她的历史，历代许多学者都有疑问，明代学者认为:如果说“天”是上帝，‘她”就是天的配偶—“后”，“海”则是天的第二个配偶—“妃”，天妃的地位如此伟大，不可能是福建莆田的一个农村姑娘；清代学者也说，如果上帝要选民女为妻，也应当选江南一带富贵人家的女儿，不可能选福建边海区域的渔女。
第一章 唐宋妈祖故乡文化的发展
海神妈祖是由历史上真实人物变化而来的神明，她原为福建兴化军莆田县湄洲岛人，生前是一位女巫，死于北宋初年，后来受到各朝代的封赐，从顺懿庙神上升为南宋的圣妃，元明的天妃，清代的天后。对于她的历史，历代许多学者都有疑问，明代学者认为:如果说“天”是上帝，‘她”就是天的配偶—“后”，“海”则是天的第二个配偶—“妃”，天妃的地位如此伟大，不可能是福建莆田的一个农村姑娘；清代学者也说，如果上帝要选民女为妻，也应当选江南一带富贵人家的女儿，不可能选福建边海区域的渔女。第三个疑问是：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水神，为什么偏是宋代福建农村的一个渔女成为天后，而不是其它更有传统历史的水神成为天后?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宋代福建社会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 唐宋福建经济文化与社会问题
宋代福建的经济文化已经走在全国的前例，兴化军区域则是福建经济文化发达的典型区域之一。理解这一文化背景，对理解妈祖文化的发生是有益的。
一 唐以前福建的历史
福建是一个位于东南海疆的省份，它的开发远远落后于中原区域，当夏商周的文明照亮东亚各国的时候，福建所在的东南区域被视为“七闽八蛮”，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要比中原区域差了一大截。汉代，福建区域出现了闽越国，但这个国家因挑战汉朝的霸权被汉武帝消灭，大多数居民被带到江南一带定居，其中善战的男子被组成“越骑”，被发配到边疆作战。闽越国的文化代表人物“越巫”则被带到汉宫，汉武帝对他们十分宠信。例如，越巫勇之向汉武帝建言：宫殿被火焚烧之后，要盖得更大些，这才能使火神气馁。于是，汉武帝扩建规模巨大的甘泉官。汉代的宫殿以木板铺地，这种习惯原来不见于北方，只怕也是越巫给汉朝的建议。汉武帝的晚年越巫利用汉武帝的信任挑起汉武帝与太子之争，长安的市民拥护太子与官军作战，数万人死于长安城的战乱，多数越巫也同归于尽。于是，闽越国的历史彻底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自汉武帝将闽越国之民带到江淮区域之后，闽中人口稀少，全闽地只设一个冶县，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经过三百年的休生养息，东汉末年，闽中设立了建安郡，管辖八、九个县。不过，这一时期管辖建安郡的东吴政权，其主要根据地在江南，为了保护江南区域井与曹魏抗衡，东吴大将贺齐在征服闽中之后，将他在闽中俘虏的男子补充军队，带到江南作战，这是闽人又一次北上江南。所以，西晋统一闽中之后，闽地人口十分稀少，闽北的建安郡及沿海的晋安郡，共有8600余户，每户约有5人，总共不过43000多人。隋朝统一闽中之际，闽地仅设四县，共有12420户。
唐朝统一之后，朝廷为了维护南部海疆的安全，派了一部分军队驻扎闽中，其中，河东人陈政及陈元光父子在闽中平服蛮僚，建立漳州。唐代前期，江南区域人口较多，移民福建的不少。唐天宝年间，福建约有10万余户。迄至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发生，中原区域进入连续2Q0年的战乱时期，于是，中原民众成群结队地南下福建、江西等地。最为典型的是唐末光州刺史王绪率光州、寿州5000士兵驱吏民南下，他们人闽时，约有数万人。其后，王绪部下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发动政变，在闽中建立威武军政权。由于威武军是当时南方唯一由北方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南下的北方移民大量进入闽中，福建人口在宋代初年上升到46万户。北宋福建经济文化全面上升，人口也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年.福建约有100多万户。其人口密度赶上了中原区域。
二 宋代福建社会的发展
唐宋时期，福建的经济文化也赶上了中原区域。福建以农业为基础，由于地处南方，福建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当时水稻的产量要高于麦子等北方作物，这使福建农民的收人要比北方农民好一些。其次，由于福建地处南方，拥有许多北方没有的水果与植物，所以，福建经济作物的收人较高。例如，产自建瓯的北苑龙团茶是北宋士大夫的最爱，北宋每一个著名作家都留下了歌咏北苑龙团茶的诗篇，这带动北苑茶在全国畅销，建茶文化蔚然可观；福建的蔗糖、荔枝、龙眼、乳柑也得到了江南城市居民的喜欢；再次，宋代福建的矿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宋代福建草莽初辟，和开发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原区域相比，资源极为丰富充裕。据《元丰九域志》等书统计，宋代福建有：
金矿4座，占全国26.7%，排名第2；
银矿72座，占全国37.5%，排名第1；
铜矿44座，占全国62.0%，排名第1；
铁矿11座，占全国13.9%，排名第2；
铅矿31座，占全国39.7%，排名第1；
锡矿5座，占全国8.1 %，排名第40。
以上事例表明，宋代的福建虽然是开发较迟的地方，但经济发展却很快，在王安石等人大办官营企业的促进下，福建一跃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在宋朝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福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首先，在科举方面，宋代“福建出秀才”成为一句流传极广的谚语，宋代福建共有7000多名进士，约占朝廷录取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二，所以，宋代朝廷上下，闽籍官员很多。其中仕至宰相的高官有50多位，例如，章得象、陈升之、曾公亮、章惇、蔡确、蔡京、李纲、陈俊卿、梁克家、留正等人都对宋朝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其次，由于福建人才辈出，宋代福建的学术十分繁荣，在理学方面，北宋前期即有郑穆、陈襄、陈烈、周希孟为著名的“海滨四先生”；北宋后期，程颢、程颐的四大弟子中有杨时、游酢二位闽人，杨游二人成为理学南传的标志性人物。杨时的弟子中，罗从彦是一代名师，罗从彦的弟子李侗是朱熹的老师，杨、罗、李、朱完成了二程理学的传承，诞生于闽北的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开创的闽学是中国理学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朱熹的弟子中，蔡元定、陈淳、黄榦都是卓有贡献的闽人，南宋晚期的真德秀、熊禾等人也是闽学的优秀代表。其它领域的代表人物也很多，柳咏、张元千、刘克庄是著名的诗人、词人；严羽是著名的诗同评论家；在散文方面，蔡襄的散文“清遒粹美”。在史学领域，宋代闽人有二部众所公认的史学名著，其一是郑樵的《通志》，其二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在自然科学方面，曾公亮编《武经总要》，是宋代兵器制造、兵法集成的巨著；苏颂作《新仪象法要》，并制造水运天文仪，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此外，宋慈的《洗冤录》是法医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杨士瀛在医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引人注日；蔡襄的《荔枝谱》、《茶录》都是科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在艺术方面，蔡襄号称宋代书法四大家之首，蔡京与蔡卞的《宜和书谱》、《宜和画谱》都是艺术史上的名著；而《乐书》及《律吕新书》等音乐方面著作的出现，则反映了闽人研究中国音乐史的划时代成就。由此可见，宋代福建文化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非常发达的。从闽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来看，也可以说，宋代的闽北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成果。唐宋之际北方人口大量南下，是福建经济开发的基础，也是福建文化繁荣的前提。福建的名臣、名师大多是北方移民的后裔。不过，在指出唐宋福建社会迅速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福建社会的另一面，福建在唐初还被视为蛮风瘴雨的地区，各方面都很落后。迄至宋代，经济文化发展虽快，但民间还有许多陋俗，例如食葛图赖、以蛊毒人、生子不举等等。总之，唐宋时期的福建是一个混合形的社会，不仅有发达的儒文化和商品经济，也有受传统影响很深的土著社会习惯存在。其中一些陋俗长期存在，反映了唐宋福建社会的另一面。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宋代福建经济文化那么发达，但民俗中还保留那么落后的东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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