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三晉都市報2007-11-24
《分類聯語》剛剛出版，而它的作者，山西左權的宋樹元，離去已經5年了，他生前，在中國的大地上，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名字，去世之後，人們對他依然陌生。
其實宋樹元的故事真可以寫一部長長的小說，山西百年的風風雨雨都可以寫在他飽經滄桑的臉上，他出生於左權的一個大戶，抗戰爆發肄業于山西大學，棄筆從戎；後又轉入教育界、政界供職，輾轉于山西、河北、河南、陝西和南京；“文革”下放回原籍務農，落實政策後曾就職於左權中學、縣史志辦公室；年逾七旬之後，舉家遷居至江蘇鎮江。
你會說，有類似故事的人也很多，宋樹元又有什麼與眾不同呢？
這個人真的很特別，在我們昂首挺胸拆除古老的建築，把城牆夷平，把四合院拆毀，把古老的牌坊推倒，讓廟宇荒廢的時候，宋樹元卻在孤獨地守候著心中的遼城；近十餘年來，當他遠離故土，寄居鎮江，他依然守候著心中左權，於是，我們看到了遼州（左權縣舊稱）史蹟沿革、風物民情的《遼陽十景》、《遼城舊跡》等。等到今天，當我們再一次重新評估傳統的價值時，那個倔強的老人已經離去，只有 《遼陽十景》、《遼城舊跡》的舊風情讓我們追憶和痛悔不已。
我們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宋樹元的一生：一個世紀的風雨，半個中國的滄桑，一座古城的守候。
我們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宋樹元的一生：他是千年太行山傳統淌在二十世紀的一顆淚滴。
想建功名卻一生不得志
宋樹元，1913年出生在左權下豐堠宋家，這是一個大戶，有田地，有商鋪，在外有人做官。宋樹元受到的不是貧下中農的教育，是中國官僚或者文人文化的教育。比如，他愛書法，而不是愛民歌。他的名字就頗有精英意識：名樹元，字奪三。樹元，我是中心，奪三，還要征服別人。可見家裡給他取這樣的名字，就賦予了他不順從的個性。左權另一個文化名人皇甫束玉私下理解：奪三，出自“三軍可奪帥”。反過來是不是：我要奪三軍？這是我的猜想，至於具體的情況，以後有機會再進一步考證。離開太行山，宋樹元又給自己取了個名字叫建侯，侯是王侯，建立功名的野心不小啊！
宋樹元受到新式的資產階級的教育。一個人在解放前上的大學和在解放後上的大學是完全不一樣的，而宋樹元是抗戰前讀的大學，是山西大學（工科）。到今天，山西大學已經是百年老校了，但在當時卻是新生事物。除了專業不說，山西大學有濃郁的人文環境，宋樹元在這種環境中成長。
1939年，皇甫束玉先是在二民校和宋樹元同事。在皇甫束玉到二民校前，宋樹元是二民校的國文教員。皇甫束玉來了，宋樹元把國文課讓給皇甫束玉，自己帶上了自然常識。為什麼會這樣？難道皇甫束玉的國文比宋樹元強嗎？未必。皇甫束玉說是學校主任閻魯齋安排的。也便是在這個時候，皇甫束玉的一個國民黨親戚加上國民黨學生家長成了宋樹元的至交。宋樹元不辭而別，離開了太行山，到了國統區。這之後皇甫束玉便近40年沒有宋樹元的消息，皇甫束玉猜想他這個朋友做了大官，但宋樹元並沒有，而是一直在教育界是個普通職員。還因政治原因有過20年勞動改造的經歷。他的名字裡蘊藏的那些輝煌便沒有實現。
1979年平反恢復公職，這時候年齡太大了，隨即就辦了退休。他同時代的人離休幹部不少，而他沒有。他在故鄉有個小腳的老婆，到了外面又結過婚。當他被下放到農場的時候，可能新的妻子離開了他。於是他退休後回到太行山與前妻重新生活在了一起。他的兒子宋世同生在太行山，是解放後尋父到的南京。我2000年在江南採訪，李斌讓我去找一下宋樹元，我便是在鎮江見到了太行山老鄉。當時宋樹元和原配妻子一起住在兒子家裡。宋世同熱情地招待了我，給我講述了宋樹元的坎坷經歷。在宋樹元再度返鄉的時候，我認識的他。他先在左權中學教了一段時間語文，後來在烈士陵園住下修史志。其主要著作《遼陽十景》《遼城舊跡》也便是在這期間開始採訪寫作的，並很可能就完成了。
一個人和一座老城
儘管已經出版的《左權縣誌》將剛剛過世的宋樹元先生經過嚴謹考證繪製的《左權舊城圖》印錯多處，但一個太行山小城在上個世紀前半葉的基本格局還是被記錄了下來。
可能直到上世紀60年代，左權小城與清代《遼州志》上的記載還沒有太多差別。雖然我們可以說小城沒有進步，但小城的溫馨與古樸還在。
古老的城牆，東門坡、西門坡，東街、西街的商業活動生氣勃勃。大操場戲臺還在批鬥著現行反革命。以戲臺為舊城中軸線的北起點，歷經三元閣、衙門口、南街、鐘樓到南門外清漳河，小城這樣呈現了幾百年的風采。
到了上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城市的規劃，新的政府大樓在北城背後崛起，填平了城壕，新拓寬了一條南北向的大街，這時候各個要害單位逐漸東移，舊街逐漸冷清了。一直到世紀之交那條老街最後的消亡，幾百年延續的紅火就再也找不到蹤影。
在《遼城舊跡》，宋樹元對這種現狀極其不安，對破壞古蹟的行為也是痛心疾首，在寫文廟時，他說“元朝另有《文廟碑》，為延佑二年乙卯(1315年)之作。此碑高大雄渾，石質堅勁，字跡至今清晰可讀，為我縣石碑中不可多得之精品。可惜就在近年，卻被於原地新建的一所某單位幹部家屬院鋪作了過門石。……大殿據不完全資料推斷，應為宋、元建築，在全縣眾多古蹟經歷戰亂毀廢之餘，尚能僥倖留存下來，實為難能可貴。只是當年金碧輝煌，匾額楹聯佈滿廊庭之飾物，盡化烏有，而變得塵封積穢，不堪入目，以至屋頂雜草叢生，有的已長成小樹夾生於瓦脊之間 (至少在筆者1987年離縣前，還是這種悽慘景象)。時被縣種子公司佔用，改作倉庫。……本廟在抗戰以前，基本保持舊貌，以後逐漸廢毀、改造利用，並不斷變遷，遂至今日之狀況。”
上世紀10年代生的人如此關注“鄉學”情有可原，畢竟他們受過系統的國學教育，而上世紀20年代生的左權人馬上就迎來了整個國家的動盪，戰亂頻仍，系統學習國學的機會沒有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革命的教育已經比較流行，在這之後的人，他們所受的教育對傳統都不很重視。在這種教育之下，人們過於看重現代化的力量，那些傳統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保護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老城的破壞不是一個人的一個命令的力量，是整個時代的力量。這樣，就《遼陽十景》《遼城舊跡》一定是最大的奇蹟，通過它們，那個古老的遼城才沒有徹底消逝。
我們不能要求先人為我們保存更古老的遼陽風貌，因為在更遙遠的年代，保護歷史遺存尚未進入人類的視野。然而街區的改變，就是文化的改變。城市佈局的改變就是對傳統文化的顛覆。神往高樓大廈是要徹底地告別一種古老的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從庭院文化到鳥籠文化，心更隔情更薄人更焦慮。這是人口膨脹不得已的選擇，卻可能是20世紀中國人最錯誤的選擇。誠如宋樹元所言：“也許有人認為我們這山區偏僻之地，不比通都大邑，哪有什麼歷史重器值得垂愛？或竟以歷史興廢乃古今常事，雲煙一過任其幻滅，也便算了。以自甘貶損、虛無主義，對待祖先珍貴遺物。此種態度若非無知，也顯得太粗野了，更置前人用心於何地？”
如何告慰宋樹元
2000年我去拜訪宋樹元，是受好友李斌的委託。那次，宋樹元的身體看上去還不錯。他送我《遼陽十景》《遼城舊跡》，我也讓他送李斌一套。那次分別後，宋樹元的妻子就去世了。宋樹元於2002年春節上午10時長眠於江南。從他兒子給皇甫束玉的信中，可以瞭解他最後的情景，我實在不忍轉述。但是，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人都骨瘦如柴了，宋樹元依舊思維清晰。是的，迷戀傳統的宋樹元是千年太行山傳統淌在二十世紀的一顆淚滴。因為有了《遼陽十景》和《遼城舊跡》，這顆淚歷久彌新，永遠不會風乾。
在我們和宋樹元之間，缺少一代人的傳承。所以，在宋樹元比較年富力強的時候，我們還不懂事，當我們能夠做點事的時候，宋樹元又沒了。
缺少的這代人，正是我們父輩中的能夠對傳統產生迷戀情結的人。他們為什麼不呢？他們先是生活在政治鬥爭的年代，接下來他們生活在追求財富的年代。文化，悄悄地生長著的文化，是需要閒情來呵護的，而他們沒有這樣的環境。
宋樹元活到了21世紀，去世時，他用生命完成的著述到今天仍然以油印本的形式在小圈子裡流傳，宋樹元死而有憾。
最近，李斌計劃自費出版宋樹元的《遼陽十景》和《遼城舊跡》，大約是除了喜歡，還是懷了傳承的責任的。我倡導“鄉學”，曾經與一些鄉下的朋友說起這個事，得到的呼應實在寥寥。並承宋世同先生不忘鄉誼打江南把宋樹元的遺著寄來，便生髮出這許多的感慨。
宋樹元，實在是值得緬懷的一個鄉賢。如今，當我們說自己是民間藝術之鄉，將民歌與小花戲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區域的時候，開始用古人的遺產開發旅遊時，我們突然想到，不僅僅宋樹元失去了他心中的遼城，每一個遼城人也失去了一個奇蹟。當我們開始再一次珍視傳統的價值時，就讓我們來緬懷一下這位老人吧。
□劉紅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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