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三晋都市报2007-11-24
《分类联语》刚刚出版，而它的作者，山西左权的宋树元，离去已经5年了，他生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去世之后，人们对他依然陌生。
其实宋树元的故事真可以写一部长长的小说，山西百年的风风雨雨都可以写在他饱经沧桑的脸上，他出生于左权的一个大户，抗战爆发肄业于山西大学，弃笔从戎；后又转入教育界、政界供职，辗转于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和南京；“文革”下放回原籍务农，落实政策后曾就职于左权中学、县史志办公室；年逾七旬之后，举家迁居至江苏镇江。
你会说，有类似故事的人也很多，宋树元又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这个人真的很特别，在我们昂首挺胸拆除古老的建筑，把城墙夷平，把四合院拆毁，把古老的牌坊推倒，让庙宇荒废的时候，宋树元却在孤独地守候着心中的辽城；近十余年来，当他远离故土，寄居镇江，他依然守候着心中左权，于是，我们看到了辽州（左权县旧称）史迹沿革、风物民情的《辽阳十景》、《辽城旧迹》等。等到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重新评估传统的价值时，那个倔强的老人已经离去，只有 《辽阳十景》、《辽城旧迹》的旧风情让我们追忆和痛悔不已。
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宋树元的一生：一个世纪的风雨，半个中国的沧桑，一座古城的守候。
我们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宋树元的一生：他是千年太行山传统淌在二十世纪的一颗泪滴。
想建功名却一生不得志
宋树元，1913年出生在左权下丰堠宋家，这是一个大户，有田地，有商铺，在外有人做官。宋树元受到的不是贫下中农的教育，是中国官僚或者文人文化的教育。比如，他爱书法，而不是爱民歌。他的名字就颇有精英意识：名树元，字夺三。树元，我是中心，夺三，还要征服别人。可见家里给他取这样的名字，就赋予了他不顺从的个性。左权另一个文化名人皇甫束玉私下理解：夺三，出自“三军可夺帅”。反过来是不是：我要夺三军？这是我的猜想，至于具体的情况，以后有机会再进一步考证。离开太行山，宋树元又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建侯，侯是王侯，建立功名的野心不小啊！
宋树元受到新式的资产阶级的教育。一个人在解放前上的大学和在解放后上的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宋树元是抗战前读的大学，是山西大学（工科）。到今天，山西大学已经是百年老校了，但在当时却是新生事物。除了专业不说，山西大学有浓郁的人文环境，宋树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
1939年，皇甫束玉先是在二民校和宋树元同事。在皇甫束玉到二民校前，宋树元是二民校的国文教员。皇甫束玉来了，宋树元把国文课让给皇甫束玉，自己带上了自然常识。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皇甫束玉的国文比宋树元强吗？未必。皇甫束玉说是学校主任阎鲁斋安排的。也便是在这个时候，皇甫束玉的一个国民党亲戚加上国民党学生家长成了宋树元的至交。宋树元不辞而别，离开了太行山，到了国统区。这之后皇甫束玉便近40年没有宋树元的消息，皇甫束玉猜想他这个朋友做了大官，但宋树元并没有，而是一直在教育界是个普通职员。还因政治原因有过20年劳动改造的经历。他的名字里蕴藏的那些辉煌便没有实现。
1979年平反恢复公职，这时候年龄太大了，随即就办了退休。他同时代的人离休干部不少，而他没有。他在故乡有个小脚的老婆，到了外面又结过婚。当他被下放到农场的时候，可能新的妻子离开了他。于是他退休后回到太行山与前妻重新生活在了一起。他的儿子宋世同生在太行山，是解放后寻父到的南京。我2000年在江南采访，李斌让我去找一下宋树元，我便是在镇江见到了太行山老乡。当时宋树元和原配妻子一起住在儿子家里。宋世同热情地招待了我，给我讲述了宋树元的坎坷经历。在宋树元再度返乡的时候，我认识的他。他先在左权中学教了一段时间语文，后来在烈士陵园住下修史志。其主要著作《辽阳十景》《辽城旧迹》也便是在这期间开始采访写作的，并很可能就完成了。
一个人和一座老城
尽管已经出版的《左权县志》将刚刚过世的宋树元先生经过严谨考证绘制的《左权旧城图》印错多处，但一个太行山小城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基本格局还是被记录了下来。
可能直到上世纪60年代，左权小城与清代《辽州志》上的记载还没有太多差别。虽然我们可以说小城没有进步，但小城的温馨与古朴还在。
古老的城墙，东门坡、西门坡，东街、西街的商业活动生气勃勃。大操场戏台还在批斗着现行反革命。以戏台为旧城中轴线的北起点，历经三元阁、衙门口、南街、钟楼到南门外清漳河，小城这样呈现了几百年的风采。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的规划，新的政府大楼在北城背后崛起，填平了城壕，新拓宽了一条南北向的大街，这时候各个要害单位逐渐东移，旧街逐渐冷清了。一直到世纪之交那条老街最后的消亡，几百年延续的红火就再也找不到踪影。
在《辽城旧迹》，宋树元对这种现状极其不安，对破坏古迹的行为也是痛心疾首，在写文庙时，他说“元朝另有《文庙碑》，为延佑二年乙卯(1315年)之作。此碑高大雄浑，石质坚劲，字迹至今清晰可读，为我县石碑中不可多得之精品。可惜就在近年，却被于原地新建的一所某单位干部家属院铺作了过门石。……大殿据不完全资料推断，应为宋、元建筑，在全县众多古迹经历战乱毁废之余，尚能侥幸留存下来，实为难能可贵。只是当年金碧辉煌，匾额楹联布满廊庭之饰物，尽化乌有，而变得尘封积秽，不堪入目，以至屋顶杂草丛生，有的已长成小树夹生于瓦脊之间 (至少在笔者1987年离县前，还是这种凄惨景象)。时被县种子公司占用，改作仓库。……本庙在抗战以前，基本保持旧貌，以后逐渐废毁、改造利用，并不断变迁，遂至今日之状况。”
上世纪10年代生的人如此关注“乡学”情有可原，毕竟他们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而上世纪20年代生的左权人马上就迎来了整个国家的动荡，战乱频仍，系统学习国学的机会没有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革命的教育已经比较流行，在这之后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育对传统都不很重视。在这种教育之下，人们过于看重现代化的力量，那些传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老城的破坏不是一个人的一个命令的力量，是整个时代的力量。这样，就《辽阳十景》《辽城旧迹》一定是最大的奇迹，通过它们，那个古老的辽城才没有彻底消逝。
我们不能要求先人为我们保存更古老的辽阳风貌，因为在更遥远的年代，保护历史遗存尚未进入人类的视野。然而街区的改变，就是文化的改变。城市布局的改变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神往高楼大厦是要彻底地告别一种古老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从庭院文化到鸟笼文化，心更隔情更薄人更焦虑。这是人口膨胀不得已的选择，却可能是20世纪中国人最错误的选择。诚如宋树元所言：“也许有人认为我们这山区偏僻之地，不比通都大邑，哪有什么历史重器值得垂爱？或竟以历史兴废乃古今常事，云烟一过任其幻灭，也便算了。以自甘贬损、虚无主义，对待祖先珍贵遗物。此种态度若非无知，也显得太粗野了，更置前人用心于何地？”
如何告慰宋树元
2000年我去拜访宋树元，是受好友李斌的委托。那次，宋树元的身体看上去还不错。他送我《辽阳十景》《辽城旧迹》，我也让他送李斌一套。那次分别后，宋树元的妻子就去世了。宋树元于2002年春节上午10时长眠于江南。从他儿子给皇甫束玉的信中，可以了解他最后的情景，我实在不忍转述。但是，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人都骨瘦如柴了，宋树元依旧思维清晰。是的，迷恋传统的宋树元是千年太行山传统淌在二十世纪的一颗泪滴。因为有了《辽阳十景》和《辽城旧迹》，这颗泪历久弥新，永远不会风干。
在我们和宋树元之间，缺少一代人的传承。所以，在宋树元比较年富力强的时候，我们还不懂事，当我们能够做点事的时候，宋树元又没了。
缺少的这代人，正是我们父辈中的能够对传统产生迷恋情结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呢？他们先是生活在政治斗争的年代，接下来他们生活在追求财富的年代。文化，悄悄地生长着的文化，是需要闲情来呵护的，而他们没有这样的环境。
宋树元活到了21世纪，去世时，他用生命完成的著述到今天仍然以油印本的形式在小圈子里流传，宋树元死而有憾。
最近，李斌计划自费出版宋树元的《辽阳十景》和《辽城旧迹》，大约是除了喜欢，还是怀了传承的责任的。我倡导“乡学”，曾经与一些乡下的朋友说起这个事，得到的呼应实在寥寥。并承宋世同先生不忘乡谊打江南把宋树元的遗著寄来，便生发出这许多的感慨。
宋树元，实在是值得缅怀的一个乡贤。如今，当我们说自己是民间艺术之乡，将民歌与小花戏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域的时候，开始用古人的遗产开发旅游时，我们突然想到，不仅仅宋树元失去了他心中的辽城，每一个辽城人也失去了一个奇迹。当我们开始再一次珍视传统的价值时，就让我们来缅怀一下这位老人吧。
□刘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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