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前，美國對外貿易大體處於平衡。但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服務貿易盈餘大幅增加，而商品赤字也開始擴大。這一失衡已成為美國政治和經濟週期的關鍵性問題。特朗普認為，美國外部赤字的擴大是因為國際規則不公平，令它的貿易伙伴受益，其中中國最受關注。
要理解當前中美貿易關係，應該考慮兩個問題。首先，1985年以前中國對美國存在貿易赤字。接著，這一失衡出現了變化，中國對美國出現6000萬美元（約合3.7635億人民幣）貿易盈餘，佔美國總對外赤字的0.3%。但在2016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達到了3470億美元（約合2.1766萬億人民幣），佔其總赤字的44%。其次，其他國家對美盈餘沒有大幅增加。日本對美盈餘在1985年時為1030億美元（約合6460億人民幣），到2007年只是增加到1300億美元（約合8154億人民幣）。
美國貿易赤字的持續增加，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反映了美聯儲的貨幣擴張政策，該政策推高了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由此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消費、降低了儲蓄。與此同時，美國財政赤字大幅增加，主要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和其他地區的軍事幹預需要依靠債務融資。由於美元不再盯住黃金，又是國際儲備貨幣，因此美國能夠通過加印美元支持進口來維持貿易赤字。
東亞經濟體利用它們的比較優勢——低工資——生產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美國開始從東亞進口這些產品，其對東亞地區的貿易赤字隨之產生。
1985年後中國對美貿易盈餘的增加主要受到東亞經濟的演化的推動。隨著其工資水平上升，美國開始從日本進口消費品；接著它又轉向“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進口這些商品，最後，這些進口品的源頭又轉移到了中國。
但在中國對美貿易盈餘迅速增加的同時，東亞地區佔美國貿易赤字之比有所下降。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佔總赤字之比從0.3%增加到40%，而對東亞貿易赤字佔總赤字之比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100%以上下降到50%左右。換句話說，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並非美國貿易赤字迅速擴大的主因。
此外，中國對美貿易盈餘規模被系統性地高估了，因為其勞動密集型製造品的資本密集型元件主要從韓國和臺灣進口。這是基於各經濟體的比較優勢的國際生產網絡的直接結果。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其對美貿易盈餘將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並願意接受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國家和地區。
美國無法從這一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轉移中獲益的，它在半個世紀前便不再具有這類產品的比較優勢。美國重新開始製造這類產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這意味著美國消費者將承受特朗普對中國進口品徵收關稅的成本。美國消費者對日常必需品的需求不會因為進口產品成本上升而改變。美國要麼繼續從中國進口，讓其消費者付更多的錢，要麼從越南、印度和非洲進口。但由於從這些經濟體進口的商品價格更高，美國進口的改變在降低對華雙邊赤字的同時將增加對這些國家的赤字。因此，結果是一樣的：美國消費者將為同樣的商品付更多的錢。
出於政治動機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高關稅將導致冤冤相報，與貿易的雙贏原則南轅北轍，也將影響美國選民的利益。中國能夠採取反制，比如提高特定美國產品的關稅；但中國應該防止貿易糾紛升級為貿易戰。美國需要進口成千上萬種中國產品，而中國需要進口的美國產品較少，包括大豆、玉米、計算機芯片和飛機等。因此，中國對美國進口商品徵收更高關稅給美國生產商所帶來的影響比反過來更大。
在過去，美國利用其世界最大經濟力量和最大貿易者的地位排斥一切不利於其利益的貿易條款；否則的話，美國也不會推動自由貿易。如今，在美國拋棄自由貿易之際，中國能夠站出來推動自由貿易，從而改善其作為主要力量的形象，證明其對全球治理和發展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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