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童行計劃這一年來，郝景芳也在思考，什麼是好的公益，“好的公益必須給人賦能，不能只是送錢和物資”
文 | 呂曉峰
郝景芳進入公眾視野是因一部反映社會階層差異的中短篇科幻小說——《北京摺疊》。2016年8月，她成為繼劉慈欣的《三體》之後，第二位獲得“雨果獎”的華人作家。此後，她成為各大媒體關注的人物。
如今，“雨果獎”的光環慢慢褪去，郝景芳自覺“心態沒有什麼變化”。她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她熱愛，並可以被稱為“此生志願”的事情：她的寫作計劃、研究計劃、新近做的名為“童行書院”的公益計劃，以及與家人在一起的生活。
郝景芳對話李開復：人工智能浪潮下，未來教育何去何從？
寫《北京摺疊》只花了三天
郝景芳1984年生於天津，高三那年，郝景芳讀到了奧地利物理學家埃爾溫•薛定諤的著作，偶然的相遇，影響了郝景芳之後的人生走向。受到薛定諤的影響，她選擇了物理專業，併成為清華大學的高材生。
“其實我寫的科幻小說，很多時候只是我某一個學理性的興趣，或者說是對於現實世界真相的一種假想和研究，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頭腦實驗。”
科幻小說往往架構恢弘，動輒銀河帝國、艦隊千萬。郝景芳避免觸碰這樣的設定，她更喜歡“離現實近一點”的故事——她的創作思路或許和英劇《黑鏡》有些相似：立足於現實，把現實中某一個略顯荒謬的單一因素逼向極致，接著靜觀其變，推導它最終可能形成一種怎樣的局面。就這樣，一切都是她的頭腦實驗，假設、反應、觀察、記錄下結果。
2011年，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北京辦公室實習，隨IMF總裁拉加德穿梭於星級酒店、中南海、國家會議中心，研究宏大的社會性課題，見證著“制度的生產過程”；與此同時，她租住在北五環外的城鄉結合部，樓下一片棚戶區，她混雜在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中，主動與出租車司機、餐館老闆攀談，瞭解看病、上學這樣看似正常卻是很多家庭巨大困擾的命題。
她觀察到：一端費時費力精心制定的制度，在另一端產生的連鎖反應——在一個個巨大的數字之下，是很多人為了生存而奮力地掙扎。重重疊疊卻又天壤地別的片段和場景，在郝景芳的生活裡靜默地交匯再平行，看似人盡皆知，一旦細想，便掉入絕望的漩渦。
她想要表達，表達她感受到的“不平等”。2012年，她花了三天時間完成了兩萬字的《北京摺疊》初稿。
《北京摺疊》構建了一個存在三個不同空間的北京，這個城市可以像“變形金剛一樣摺疊起來”。作品幻想若干年以後，城市設計者對人滿為患的北京無可奈何，於是將城市分為三層，不同階層的人佔據不同的空間。每48小時週期裡，北京進行一輪循環摺疊，讓下一層翻上地面，居住其中的人得以享受有限的露天生活。當然，每一層得以分配的露天時間，長短有所不同。
就像她獲獎感言裡說的一樣，她的作品探討的是城市社會發展的某種可能性、警示未來。郝景芳說：“我提出了未來的一種可能性，面對自動化、技術進步、失業、經濟停滯等問題。同時，我也提出了一種解決方案，雖然有點黑暗。我並不希望我的小說成真，我望未來會更加光明。”
郝景芳在雨果獎頒獎現場
在智庫，為弱勢群體發聲
寫作只是郝景芳的副業。現實生活中她也需要每天朝九晚五，穿梭在北京早晚高峰的地鐵站，打卡上班。郝景芳所在的單位名字叫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這是一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成立的公募型基金會，屬於NGO組織，也是國家智庫，主要做政策試驗研究。
2017年8月，由她牽頭的新課題“人工智能的發展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啟動，過去這半年多的時間裡，從專家研討會、課題框架構建、尋找合作企業、確定調研城市，到之後的企業實地調研，郝景芳全程參與。
2018年1月初，她剛剛完成了浙江當地的實地調研，手裡提著的大袋子裡面，裝著一疊財稅報告。財稅研究也是她參與的一個長期課題，已經持續3年。袋子裡還裝著兩本她近期在讀的書：《財政制度變遷與現代經濟發展》和《賦稅與國運興衰》。
在科幻小說中，她用想象力投射社會問題，而在現實中她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促成一些改變。據瞭解，她在入職基金會前，曾參與調查撰寫的關於貧困地區兒童營養餐的調研報告，這一研究對促成國務院啟動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營養餐計劃不無作用。現在，她和團隊正努力希望政府為應對人工智能時代可能帶來的失業問題，預備各項配套社會政策、教育政策。
“我想基金會是，能觸摸第一空間，卻為第三空間搖旗吶喊的小小團體。”郝景芳說，她非常喜歡這份工作。“學術研究的話，我更在意它的嚴謹性，這個數據哪裡來的？這個數據能說明什麼？觀點和例證是否完全匹配？這些是很必要的。”她也清楚，邏輯嚴謹的學術研究通常只能擁有小範圍的讀者群。而大部分讀者是通過閱讀小說來認識並理解這個世界的。
在同事張荊看來，郝景芳在基金會里工作出色，“她很拼命，之前做財稅那個項目時幾夜幾夜地加班，沒有多少人能做到”，她認為郝景芳的動力來自於她對所做的事的價值堅信不疑，“有超過一般人的篤定”。
郝景芳受邀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童行計劃：旅遊+公益的商業探索
寄蜉蝣於天地，郝景芳在工作中找到生命更大的意義，不過，有時個人的力量也會產生巨大能量。工作之餘，郝景芳投入時間和精力最多的事情就是她發起的兒童通識教育項目“童行計劃”。
大三的時候，郝景芳曾去甘肅武威黃羊川支教，在那裡待了近一個月的時間。“那些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我再也沒有聯繫的孩子們，他們怎麼樣了呢？我們曇花一現的支教獻愛心能有什麼用？貧困地方的孩子要怎樣才能改變？”回到北京後，郝景芳開始了思考。那個時候，她沒有看到改變的可能性，能做的就是給那些孩子言語上的鼓勵。
這個一開始被命名為“童行書院”的計劃，是“旅行+公益”式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的探索。“童行書院”是其公益內容部分，一般設在較偏遠地區的旅遊度假村；“童行星球”是其商業部分，主要做面向城市兒童的親子體驗遊、教育工坊活動，旨在培養兒童的創造性人格，學習內容主要涉及科學、自然、藝術等創新教育。在旅遊旺季、長短假期，“童行星球”做各類商業夏令營活動，而淡季時，書院的駐地老師會到周邊學校給孩子免費上課或者向孩子們開放書院，看書學習。這些旅遊區也往往在不發達的落後地區，這裡的孩子需要這種接觸新鮮知識的機會和陪伴。
正處於打基礎階段，目前“童行計劃”並沒有進行大範圍融資。不過，郝景芳說投資人還是希望能夠發展快一點。9月份，郝景芳也計劃推出付費線上課程，主要是科學、人文、素質教育課，每週圍繞一本書做分享。她設想，一旦賣出去一些線上付費課就可以給貧困地區開免費賬號去學習，“將來線下課如果能夠覆蓋全國，那公益課程也能覆蓋全國”。
郝景芳“童行書院”團隊在貴州樓納大沖隧道口處
理性做公益，換位多思考
談起貧困地區留守兒童的處境，作為四歲孩子的媽媽，郝景芳會不自主地動容流淚。
但她也理性認識到，這不是童行能夠解決的，也不是一時扶貧、關愛行動可以緩解。首先需要專業心理專家參與輔導，而根本解決方法是推動政策，讓孩子跟隨父母到城市就學。目前她會盡己所能對接一些心理輔導資源，比如幫助北京農民工子弟學校——蒲公英學校聯繫到北京師範大學的心理輔導專家，來幫助孩子解決危險心理問題。她希望將來也能對接一些資源到貧困山區，而非憑自己一時熱情去介入。
除了留守兒童，郝景芳對生活在都市底層的弱勢群體也充滿善意關懷。
無論是公益心還是社會責任感，她並不變覺得這是所謂的“大愛”，而只是自己習慣於換位思考。“一換位思考我就要難過。”出生在天津的知識分子家庭，成績優異，她高中時就讀清華附中。當自己感覺幸運時，她會思考，其實有很多跟自己一樣的人卻沒有擁有這些。在小說裡她建構的平行世界不甚完美，現實中的掙扎與困苦或許更復雜，她只能從力所能及做起。
紅杉資本是這次人工智能時代勞動就業問題的委託方之一，郝景芳曾問紅杉資本全球執行合夥人沈南鵬，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應用有沒有可能應用到貧困地區？沈南鵬略帶無奈地表示，雖然技術可以實現，但貧困地區孩子往往主動學習意願不足，在沒人陪伴、督促、關心的環境下，即使設施完備，不去使用也是無效的。
在上大學後的十年中，郝景芳經歷了漫長的焦慮和自我否定。直到有一天她發現，只需要問自己是不是有熱情，是不是願意不遺餘力去做一件事就可以了。然後如實觀照當下所發生的事情，認真去解決問題。
在處理好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時，郝景芳更堅定走在創作和創造的路上。在她的待辦事項優先序中，“好幾個領域困難的事情都還沒有做，推到後面去了”。比如研究人類思維的奧秘、數學的本質，還有把《北京摺疊》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寫完……對她來說，胡適說過的一句話也許最合身：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進一寸的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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