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随着李自成攻陷北京与清军从山海关进入内地，大明朝迅速沦为了只有半壁江山的残局。在南方准备重整旗鼓的官员们，急需一套相对完整的战略谋划去应付至少两个方向上的对手。饱读史书的他们，很快就将目光瞄准了唐朝时候的经验。
藩镇再现
1644年末的南明 至少在表面上还控制着半壁江山
从1644年下半年到1645年初，南明弘光政权以留都南京为核心，希望尽快收拾残局。但临时组建的小朝廷却发现，余下的半壁江山中的大部分，已经不在自己的实际掌控当中。
在北面的江淮地区，官府与军队都已经失去原有的效忠对象。残存的组织，也往往只能保留原先的小单位，待机而动。而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方，明朝原有的官方组织架构则完好无损。但他们在更早之前就表现出了相对自主的离心力，并在北京失守前就已经不再提供多少援助。
吴三桂等人带去满清一边的也是大明朝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就让南京的新任兵部尚书史可法，非常为难。他一方面希望结好入关的清军，另一方面也要防备随时可能南下的李自成与张献忠势力。但他手里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作战的部队。从明朝立国以来，特别是朱棣篡位迁都后开始，长江以南的驻军就基本上羸弱不堪。在连年的抽调和损失后，南方仅靠自身已看不到独善其身的希望。
于是，南明政权对历史上唐朝中后期乱局的第一个策略模仿开始了。在确定北方的京师等地已全部沦陷后，已经拥立福王朱由崧的史可法，逐步在长江以北设立了四个类似往日藩镇的军区。原先驻扎在山东刘泽清率部南下到淮安一带，驻防京杭大运河沿线。早先驻扎河南的刘良佐则带兵撤到了两淮西部待命。从李自成阵营脱离的高杰，带着自己的部队拱卫交通要道徐州。最被信任的黄得功则布防南京对岸的江北沿线。历史上的江北四镇，由此初具雏形。
江北四镇布局 他们被史可法寄予厚望
南明弘光朝对这四位军头的待遇也非同小可。除了继续执掌手中的军队，四位武将还被富裕了直接使用防区内赋税的权力。哪怕是民事管辖权，也一并交由他们节制。如此一来，四位统帅在实际上成为了南明册立的四个地方诸侯。其权力不仅比宋以来的大部分地方要员更大，也比唐朝中后期的绝大部分藩镇节度使要强。
或许在当时的南明朝廷看来，藩镇割据式的布局有再多不符合皇权专制之处，也好过被敌人轻易攻破。唐朝中后期的诸多问题，常常被归结于无法控制藩镇。但也是众多藩镇在王朝后期的百年里，为长安的朝廷分忧解难，让李唐愣是续命许久。
江北四镇的设计理念无疑源自唐朝的藩镇割据
另一方面，南明自身所面临的局势也与唐朝类似。由前关外家丁与依附部落掀起的清军威胁，不能不让人想起那终结盛唐的安史之乱。爱新觉罗家族与八旗部众的联合体，粗看之下也颇似内亚风格的安禄山集团。至于由吴三桂与唐通牵头的众多归降边军，更不能让人不想起安史之乱前的三镇精锐。
八旗与大量边军的叛变 或许让明朝人想起了安史之乱
至于李自成与张献忠之流，在南明士大夫心中的地位则类似于唐末的黄巢叛军。两者不仅有类似的出生地位，更是在流寇式作风上如出一辙。他们对王朝地方统治体系的瓦解性破坏，远胜过可以马上维持秩序的安史与满洲。
既然唐朝用藩镇手段攻灭了安禄山集团，也用藩镇为主力去剿灭了黄巢，大明朝为什么不能再用一次呢？
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叛乱 容易让人想起黄巢一伙人
对外借兵
江北四镇的迅速瓦解也预示着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结局
然而，出乎史可法及南明士大夫意料崩盘，很快降临。新建立的江北四镇，还来不及享用各自防区的赋税，就被迅速摧毁。除了驻防长江北岸的黄得功有少许抵抗，其余三镇都在顷刻间被瓦解或投降。
1645年年中，福王政权与总战略设计师史可法一起，灰飞烟灭。同出大明宗室的鲁王与唐王，分头在杭州和福州开始监国。两个几乎同时成立的地方政权都发现，不管自己手里有无资金和兵马，都不足以抵抗清军南下。后者不仅掌握着明朝在北方投诚而来的精锐部队，还在江北四镇的兵马加入后，势力更强。
鲁王监国时期发行的铜钱
更要命的是两位王爷的幕僚们，还在热衷于将对方的地位，置于己方之下。当清军在南京等地获得大量赋税与官吏队伍时，势单力薄的两伙人也在乐此不疲的打着嘴炮。在嘴仗分出胜负以前，清军的新一轮兵锋就开始扫过钱塘江以南。万般无奈之下，鲁王朱以海遁海逃到舟山避难。在更南方的唐王隆武政权，也向日本派遣了自己的使者。
相比朝廷建构完整的福王与势单力薄的鲁王，福建的唐王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地方豪强郑芝龙的拥立。这让他的小朝廷在初期看上去生机勃勃。但这个政权本身的能否延续，也就只能指望福建地方派的支持。当郑芝龙开始意识到无法用一省力量去抗衡清军，他就需要开始对外借兵。
唐王和他的隆武政权
只要熟悉唐朝历史，就不会不知道唐朝从安史之乱开始就大量对外借兵平叛。这个优良传统在之后一直被延续到镇压黄巢叛军。可以说是大量的番将外兵一起，帮助唐朝在屡次动乱中稳住阵脚。很多时候，外兵的作用要远大于普通的藩镇部队。著名的回鹘人、契丹人和沙陀人，都有过提唐朝打工的经历。
然而，对于偏居一隅的南明小朝廷而言，能够借兵的对象是非常有限的。在郑芝龙触手可及的地方，只有三股外兵可以供求助。西面的澳门、海对岸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东面的日本德川幕府。澳门由于地域狭小，无法提供太多部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驻军也人数不足，何况他们还同郑氏关系微妙。因而，郑芝龙和整个唐王政权的借兵对象就以日本为主。
隆武政权的实际控制能力不会超过此图范围
1645年年底，郑芝龙的第一位特使抵达了日本的对外口岸长崎。这次借兵的详细过程，已经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只能通过常识判断，福建的特使在长崎不得要领。1646年初，又一位特使来到日本，希望从日本获得武器支援。这个要求再次被武器不得出口的条例所回绝。这年10月，第三位特使再次到日本寻求军事援助。幕府以需要了解大陆军情为借口，又拖延了下来。
看到郑芝龙的特使经常无功而返，蜗居舟山群岛的鲁王派系也出动了赴日使节。只是连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郑氏都不能求得援助，形同海盗的过气藩王又如何能够吸引幕府出兵？破落的鲁王使节，自然被幕府一口回绝。
西方人笔下的郑氏集团
一直到1647年春季，已经撤退到西南地区的桂王永历政权，才终于从澳门借到了300人的小规模援军。这对于驻扎兵力一直很少的澳门来说，已经是规模很大的部队了。为了继续获得外部援助，南明最后一个政权不惜和过去看不上眼的天主教会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甚至于派出了历史上第一位去西方教廷求助的特使--陈安德。
然而在欧洲人忙于内部纷争的时代，永历皇帝的求援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相应。当陈安德在1656年滞留印度果阿时，澳门派出的小规模部队已经被召回和解散。陈安德自己也只能通过陆路返回云南赴命，最终消失在历史记载之中。三年后，永历皇帝自己也在昆明被吴三桂处死。
南明桂王的千里跑路线路图
世道变了
南明在抵抗清军南下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一败涂地
纵观南明各政权的历史，他们在大战略上的努力，不可谓不用心。然而源自唐朝的历史经验，能否成功挽救大明朝的颓势，本身也不由他们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在缺乏必要根基的基础上，照葫芦画瓢的复刻就很难达到期望的效果。
在唐朝，无论是藩镇割据还是对外借兵，全部都有赖于唐朝统治者对内外交往所打下的基础。藩镇制度虽然不同于封建采邑，却也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建立起来。各地的节度使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也对中央较为认同。时局变化对他们的影响，往往是拥有更多自主权还是应该更加服从长安的中央。
唐朝这样敢大力任用番将外兵的朝代 明朝根本学不来
但在明朝，连太祖皇帝朱元璋亲自订立的同姓藩王们，都被形同软禁的朝廷恩典舒服。至于普通的地方军政大员，则更不可能在大厦将倾前，拥有足够的决断和支持。江北四镇的仓促建立，就是这种大背景的体现。四镇守将在之前虽已形成自己的军阀团队，却鲜有执掌一方的经验。很多人先前的履历无非是带队与流寇作战，并会在补给不足时，立刻擅自更换防区就食。他们与短暂治下领域的纽带，形同虚设。
当清军的军事威胁与诏安利诱，同时降临，形同散沙的军队就没有理由继续抗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控制长江中游的左良玉集团。其军纪与名声，比起流寇与清军来说，更让当时的人忌惮。即便会选择继续抗清，也很难有什么作为。至于有地方关系的郑芝龙派系，也在一边抗清的同时，和北京的新朝互通书信。有时更会为了示好而故意撤兵。
作为总设计师的史可法 致死也只能做点道德批判
至于让唐朝屡次度过劫难的外兵，在明朝更是难以施行。相比能够理解和利用外来文化与人员的他们，连境内胡人都不准同族通婚的明朝，无疑有着深厚的文化保守倾向。然而他们消灭的不仅仅是和自己稍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习俗，也湮灭了可以出产更好武士或匠人的社会体系。
作为老对手 日本对于借兵给明朝没有什么兴趣
早先在北方抗清中曾倚重的蒙古人，向上追述都可能是被明朝边军借过人头的牧民。后来在南方不断求助的日本，则在数十年前才和明军在朝鲜大打出手。至于能提供一点绵薄之力的西方人，也在地方官和驻军的双重打击下，受到不少限制和歧视。这种有事有人而无事无人的行事风格，同长期任用番将的李唐对比，实在是逼格太低。
若非隆庆时代的控制松动 南明连杯水车薪的那点援军都要不到
当然，我们也不能责怪执行这些失败战略的士大夫们。作为一个以利益纽带为核心、文化认同为外衣的独特群体，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只能依附皇权而无创造之力。凤毛麟角的特例，更多是原先体系松动后表现，而非个人能动性的结果。虽然各个都饱读史书，懂得以史为鉴，但理解能力与解读角度的偏差在一开始就会注定最后的结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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