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既定，後金政權對南方中國蠢蠢欲動，經過多次摩擦交鋒、試探進攻後，後金政權最終攻下了南京，打到了昆明，由漢人叛將吳三桂勒死了永曆帝，可是，在這個過程中，難道南明就真的沒有翻盤的機會嗎？
以下摘自顧城《南明史》：
1644年五月，大順軍西撤以後，山東、河北等地的大順地方政權被明朝官紳顛覆；清軍佔領了北京附近地區，由於強制推行剃頭等政策，京師附近的居民惶懼不寧，許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對清朝的統治。三河縣、昌平州、良鄉、宛平、大興、霸州、東安、武清、漷縣、天津等地“盜賊”“千百成群”，以至“輦轂近地，幾同化外”，連京師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為道路阻隔無法運入城內。京師內外百姓流言四起，盛傳清軍將有屠民之舉。多爾袞等清廷統治者一再闢謠，安定民心，同時派兵遣將進行掃蕩，“輦轂之下，盜賊竊發，及至捕獲，少長盡置於法”，連“老稚不能彎弓操刃者”也濫加屠戮。在這種情況下，清廷需要一段穩定自己在京畿地區的統治和養兵蓄銳的時間。何況大順軍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顧忌，不敢輕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東和豫東地區在兩三個月裡處於近似權力真空的局面。
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對清方、大順政權佔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它控制著半壁江山，淮河以南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而且受戰亂破壞最小。
當大順軍西撤、清軍在畿輔地區休整之時，山東、河南兩省的官紳、土賊處於群龍無首
順治元年十月間，多爾袞決策分兵兩路征服全國，清廷除了留下少數兵馬駐防京師及其附近地區外，主要的兵力同時投向西面、南面兩個方向，兩路大軍勢必越走越遠，呼應不靈。而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中是在同吳三桂部激戰了兩天之後才被清軍主力擊敗的，兵力收縮到陝西一帶迎戰阿濟格一路兵馬，勝負還是個未知數。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清廷改變了多鐸部的進軍方向，原因是駐守山西平陽（今臨汾）和河南西部的大順軍向河南懷慶地區發動了反攻，並且取得了勝利。 懷慶戰役從十月十二日開始，大順軍連續攻克濟源、孟縣，清懷慶總兵金玉和領兵出戰，在柏香鎮幾乎全軍覆沒，金玉和與副將常鼎、參將陳國才等均被擊斃。消息傳到北京，多爾袞大為震驚。他認識到如果讓多鐸按原定計劃統軍下江南，畿輔、山西、河南的防守兵力嚴重不足，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他立即下令多鐸改變進軍方向，由南下轉為西進，先解沁陽之圍，然後進攻潼關，打開入陝門戶，同阿濟格部清軍南北合擊大順軍。
江西總督袁繼鹹上疏說：“闖為虜敗，雖可喜，實可懼。虜未及謀我者闖在耳。闖滅，非江南誰事？”王永吉、袁繼鹹的奏疏都是在清軍擊敗大順軍、佔領西安以後，主張趁清軍主力仍在陝西的時機派軍北上。就戰略而言已經遲了一步，但畢竟提出了積極防清是當務之急。可是，大學士馬士英、史可法惟恐出兵黃河流域收取山東等地，將觸怒清廷，引火燒身。階級的偏見、生活上的苟且偷安使他們利令智昏，幸災樂禍地按兵不動，讓清廷得以集中兵力打敗大順軍，控制區擴大到整個北方。事實證明，史可法、馬士英都是政治庸人，他們的政治眼光遠在王永吉、袁繼鹹之下。我們有理由相信，多爾袞等清廷決策人敢於在幾個月時間裡把幾乎全部主力投入西北一隅，正是依據各方情報，估計到弘光朝廷不會有什麼動作。東線無戰事，給滿洲貴族提供了利用漢族內部紛爭各個擊破的大好機會。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極避戰的“借虜平寇”政策，直接導致了自身的覆亡。
弘光政權垮臺以後，朱常淓本來是皇位繼承問題上最少爭議的人選，就連不久以後成為隆武皇帝的朱聿鍵當時正在杭州，也擁護他出任監國。如果朱常淓稍有民族氣節，把抗清的旗幟豎起來，即便一時守不住杭州，南方各地的抗清勢力也比較容易形成一個核心。
可以看到的是：南明至少有幾次機會：
1.崇禎自縊，北方中國尚有大順和大西兩股漢人勢力，可是以史可法為代表的南方朝廷的首腦，戰略目光極其短淺，選擇聯合清軍剿滅賊寇，看其坐大，此其一。
2.南京為清軍攻下，多爾袞就迫不及待地採取了“易服剃髮令”規定留髮不留頭，改漢家衣冠為胡服，天下蜂起反抗，各地投降官兵紛紛反正，最為慘烈的就有江陰八十一日，嘉定三屠，南方朝堂卻忙於黨爭內鬥，而喪失了絕佳的反攻機會。
3. 李定國兩蹶名王，威震天下，一戰滅掉清王孔有德和尼堪，湖廣江南為之震動，著名的大漢奸洪承疇也無計可施，戰事似乎就要逆轉，就連多爾袞也在考慮劃江而治。南方朝堂卻接連內亂，先是孫可望因為和李定國的糾紛率眾降清，後是地方勢力各自為政為清軍一一擊破，朝堂官員因為李定國曾經是大西軍對其百般刁難，將軍陣上浴血拼殺，官員朝堂鬼蜮頻出，永曆天子不肯力戰竟然避入緬甸。此誠可惜哉。
讀史至此，不禁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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