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管仲秉持的是“鹽鐵專營，促進貿易，以商止戰，以利勝敵”的治國理念，那麼，與之相對，商鞅走的就是“消滅貿易，獎勵耕戰，以戰止戰，以強勝敵”的完全不同的道路。
商鞅其人，列位看官都很熟悉，本是衛國一名書生，在魏國求官不仕，做了多年的中庶子，秦孝公遍尋天下才士，得以遇之，遂如金風玉露一相逢，魚水久別得重聚。才士明君兩相和，弱國重現新生機的故事按下不表，這裡給大家探討一下商鞅的經濟理念。
商鞅入秦之時年方三十，其時秦孝公年僅二十二歲，青年人改革起來總是不憚採取激進的做法，他們的強國之道第一要義是打仗，商鞅認為戰爭既能檢驗改革的成果，也可以促進改革的實施。他曾說過：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意思是國家貧窮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東西輸送到敵人那裡，沒有像文士、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一定會強大。國家富足而不發動戰爭，就會懶惰懈怠，出現儒生、商人那樣的國害，一定會羸弱下去。
而為了支撐戰爭機器的運轉，商鞅設計了一套專門的制度，其經濟觀從這套制度中可見一斑。
一 農業國改造
商鞅通過三年的時間，將秦國改造為了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具體做法包括：
廢井田開阡陌。作為一種古老的公社制度，井田制起源於商代，指的是私田各家單養，公田各戶同耕，春種秋收，守望相助。井田制在起源之初也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社會生產模型。可是進入戰國時代，人口激增，井田制事實上已經敗壞，土地兼併大行其道，儒家學者也據此認為“禮崩樂壞”。秦國卻還保留著古老的井田制度，使得生產力十分低下，商鞅有感於此，立法廢井田開阡陌，允許民眾開荒耕耘，買賣土地，刺激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國家的生產力水平。
抑制商業，鼓勵農業。為了達到控制生產力的目的，吸引更多的民眾參與農業生產，商鞅立法堵住了生產力的其他出路。《商君書·墾令》載曰：“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無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意思就是，不讓買賣糧食，商人也就不能囤積，就不能得利，就不願行商，就像種地）“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意思就是加重賦稅，農民就厭惡商業，商人也就不想幹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商鞅採取了以下的辦法：1.控制糧食買賣和礦山國有化 2.對工商業堅持重稅政策 3.推行戶籍政策，限制人口流動。 4.取締貨幣，實行以物易物的制度。 正是採取了這些制度，使得秦國短短几十年間成為了一臺不知疲倦運轉的戰爭機器。
二 設計軍爵制度
自楚國吳起變法將貴族爵位通過法律規定，無功者爵位只能延綿三代以後，商鞅制訂了更為激進的改革制度，也開啟了更為深徹的改革。
軍爵制度的具體政策有兩條：第一，“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收回貴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權，重新分配，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才能夠重配爵秩，列籍貴族；第二，“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軍功，無論貧賤都可以獲得貴族的爵秩。商鞅設計了二十個等級的爵位，都以殺敵多少來封賜。
這一制度的設立徹底抹平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使得窮家蔽戶也能產生高堂將相，貴胄旺門也會被剝爵削位，卻將舉國上下百姓的職能限制在了農民和軍人兩者之中，秦國百姓只能或富國或強兵，別無他路，。這樣的制度為秦國橫掃諸國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 設郡縣以分天下
變法進入第十個年頭，改革越發深徹，民眾中“勇於公戰，怯於私鬥”之風濃烈，商鞅在此時開啟了他新一輪的改革——設郡縣以分天下。
商鞅完善並推廣了郡縣制的地方管理體系。他把小鄉、邑合聚為縣，設立縣令、縣丞、縣尉等職務，組成縣署，後來每征伐下一塊土地，就增設一縣。與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和縣令都由君王直接任免，不得世襲，各地方長官於每年秋冬向朝廷申報一年的治狀，朝廷據此對其進行考核，獎功罰過。 郡縣制成為秦國的治國基礎。這一制度完全有別於之前的封建制，有效地加強了中央集權，是中國官僚制度的根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就說：“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當代史學家唐德剛從國家管理模式角度分析認為，中國三千年可分為部落制、封建制和郡縣制三個階段，商鞅之後，幾無大變。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國的省市縣治理模式仍然沒有跳出其藩籬。
商鞅的模式堪稱中國歷史上最殘酷最激進的一種強國模式，勒商業以控制生產力於農業，獎戰功以刺激民眾奮勇公戰，設郡縣來增強行政效率優化生產力的分配，不僅是商鞅重農抑商的經濟思想的集中體現，更是“命令型計劃經濟”體制的集大成之作。國家控制幾乎所有的重要生產資料，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貿易，壓制或消滅自由的商人階層，從而使國民經濟完全地服務於國家的目標。
商鞅之道，富國強兵，在短短几十年間為秦國由山東諸國的砧上魚肉變成談之色變的虎狼之國奠定了基礎。總的來說，商鞅的改革是切實完成了目標的。可是他嚴苛乃至變態的生產力分配模式，廢除貴族改用軍爵的吸納人才的途徑以及對社會生產力的分配方式卻招致了普遍的批評以及爭議，也為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在後世儒家思想成為國家正統的很長的時期裡，知識階層以談論商鞅為恥，連說到他的名字都會“口臭三日”。秦朝滅亡後，世人對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賈誼的《過秦論》，他將秦亡的原因歸結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宋代王安石推行變法，反對派、當世文豪蘇軾上書宋神宗，以商鞅為前車之鑑，認為“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雖得天下，旋踵滅亡”。這都是典型的儒家視角。
不過，有一位著名人物對商鞅卻是極為推崇。早在1912年，就讀於湖南省立一中的19歲少年毛潤之寫作《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這是他留存至今的最早文稿，在這篇500餘字的作文中，他寫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記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的國文教員柳潛讀後贊其“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及至晚年，沉迷於“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主席對儒學嗤之以鼻，而獨尊法家，他最欣賞的兩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月，毛主席創作《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將孔孟儒學貶為“秕糠”並公開替秦始皇“焚書坑儒”翻案，全詩曰：“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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