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轉入文物領域後，沈從文的成果斐然。不僅有諸多類別的雜文物論述，還有一部皇皇鉅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沈從文的後半生，是一個如何在困境中發揮創造力的故事。
主筆|丘濂
沈從文和夫人張兆和在家中翻閱畫冊（攝於1986年6月7日）
新的職業：孤寂與沉迷
上世紀50年代，如果你去位於故宮午門之上東西朝房的歷史博物館參觀，極有可能在講解處遇見這位一樣中年人：他戴著厚厚的圓眼鏡，相貌溫和而敦厚。若看你駐足在某一藏品前若有所思，他多半會過去主動向你攀談講解。這滔滔不絕的解說，信息量極大，又帶著濃濃的湘西口音。
這便是“轉業”之後的沈從文。1949年8月，沈從文離開北京大學國文系的教職，人事關係轉入北平歷史博物館，也就是今天天安門廣場東側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他到了博物館陳列部內容組工作，日常事務包括在庫房清點登記館藏文物、編寫文物說明和抄寫文物卡片。講解工作是沈從文的分外之事，但他很願意承擔。這主要是由於他認為自己在文物研究方面根基薄弱，而講解和研究相結合，能夠快速幫助他發現問題，並將知識能夠融會貫通起來。“同時來的同事比起來，知識都比我紮實得多。有的搞了幾十年陶瓷，如傅振倫；有的熟習漢事有專著，如馬非百……按習慣，研究員主要就是坐辦公室看書，或者商討工作計劃，談天，學習文件。沒人考慮去陳列室，一面學，一面作說明員，從文物和觀眾兩方面研究學習，可望提高認識的。”在“文革”中，沈從文寫過一份叫《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的材料，坦承當時的想法。
從故宮午門遷至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攝於1959年9月）
在文壇時疏離和孤獨的感覺並沒有因為“轉業”而減少幾分。上世紀90年代，作家陳徒手開啟了“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系列文章的寫作。他在1997年，集中走訪了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的幾位老同事，以瞭解他當年的處境。這些老同事第一次就相關問題接受採訪，現如今基本都已故去，口述也就成為難能可貴的史料。一位叫史樹青的同事向陳徒手回憶：“文物局長王冶秋接近郭老（郭沫若），業務上靠近郭老。他覺得沈先生轉行是文人來避風，文物界有無沈先生沒有關係。他對沈先生的使用沒有怎麼安排。”另外一位叫楊文和的同事告訴陳徒手：“館裡有一段時間對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緒低落。沈先生要什麼不給什麼，沈先生要一間辦公室，當時辦公室很多，我們也說，給沈先生一個房，館裡就是不撒口。我曾聽一位副館長說：‘沈從文，哼，鴛鴦蝴蝶派！’”
1962年，陳列於中國歷史博物館通史陳列裡的兩件展品。沈從文曾利用給陳列文物編寫說明的機會學習知識
文物講解其實也是沈從文排遣內心積鬱的一個出口。在同樣一封信件中，沈從文表示無法融入和同事們的相處，“一聽到大家的說笑時，我似乎和夢裡一樣。生命浮在這不相干的笑語中，越說越遠。”相反地，沈從文細數了他遇到的形形色色的觀眾，有村裡來的小教員、美術學校的學生、老大娘、解放軍、給外賓做翻譯的女聯絡員等等。他的講解給他們帶來了驚喜和快樂。“……我也和他們談談，居然有人聽得下去，說完時還向我謝謝，我也謝謝他們，情形很好！因為這種無心機的相處，對我是有意義的！”
有不少年輕人受惠於沈從文當年的文物講解。比如王?，1953年7月第一次遇見沈從文時，是一名從朝鮮戰場休假回國的志願軍戰士，對文物一竅不通。沈從文相約給他作講解，花了一星期時間才陪他看完展覽。1958年，王?復員回國，在沈從文的建議下，調入了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日後也成為沈從文文物研究的重要助手。另外像是孫機，在1951年的敦煌壁畫摹本展上認識了沈從文，當時他是北京市總工會宣傳部的一名幹事。那段時間他借調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辦公室是天安門進去後兩邊的“朝房”，和沈從文是隔壁，因此有了經常聊天的機會。後來孫機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又進入歷史博物館，成為物質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大家。追根溯源，他的職業選擇是受到了沈從文的啟發。
孫機在2001年出版的《中國古輿服論叢》增訂本的後記中講起這段往事，表示讀到了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後，才知道沈從文那一段情緒不高，而當時他對此渾然不覺。“只感到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風，他講起文物來不疾不徐，娓娓而談，生怕你聽不懂。即使聽者略有領悟，先生仍要旁徵博引，反覆啟發，誘導你往深裡想。”孫機還記得和沈從文一同在中山公園外的窄板凳上喝老豆腐的細節：“先生指著如今膺美名曰豆花的或聚或散之白點子說：絞纈的效果就是這樣的。50年過去了，每當提到絞纈我腦子裡首先浮出的還是那半碗老豆腐。”
沈從文昔日的文壇好友並不太理解他的選擇。汪曾祺在《沈從文轉業之謎》中寫敦煌壁畫的摹本在午門樓上展覽，沈從文自告奮勇，每天都去講解。“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得有什麼‘丟份’……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裡總不免有些悽然。”這樣熱情的解說，也許只有一次例外。沈從文的連襟周有光曾談道：“大約在50年代中，有一回館裡接到市委通知，說有領導同志要來館裡參觀。沈從文被通知參加接待工作，他一早就來了，等了很長時間，終於把領導同志等來了，原來是副市長吳晗。沈從文見了就躲開了，事後領導追問，他只好說‘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對待我’。沈從文解釋，因為吳晗是他的學生。”
在外行人眼裡，和積滿灰塵的文物打交道，了無生趣，沈從文卻保持著高漲的熱情。博物館的文物庫房在午門的兩角樓上。沈從文的研究者李揚在《沈從文的家國》中描寫：“一面的舊木架上擺放著一些陶罐，在牆角上存放著幾具據說從埃及帶回來的木乃伊，而另一側的木架上放置的則是明代以來凌遲罪犯的刑具：鬼頭勾、錐、刀、鑿，東西雖然都生了鏽，卻依然十分鋒利。”50年代的冬天要比現在的冬天冷。冬天的庫房按照防火規定，不準生火和通電，庫內氣溫經常在零下十幾攝氏度。沈從文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達到了忘我的境界，甚至被工作人員鎖在倉庫裡，到下午上班時才被人發現，他也並不計較。
沈從文曾和歷史博物館的另外一位晚輩同事丁大華講起這段時間的積累：“我寫標籤比別人多了一層心機，對每件文物的外貌特徵、風尚習俗、紋飾特色、筆調風格都看得細緻入微，而且邊看邊寫邊想……這些年，我對照古代服飾，翻閱了成百上千本文獻書籍，光卡片就記了幾十個抽屜，終於把歷朝歷代服飾的材料、式樣、紋飾搞清楚了，而且觸類旁通，對青銅、玉器、竹簡、漆器、陶器、紙張、繪畫也漸漸駕輕就熟。比如說銅鏡吧，我摸過幾千面銅鏡，對照書籍資料，對歷代銅鏡紋飾如數家珍，什麼海馬葡萄鏡、十二辰鏡、尚方御鏡、四山鏡……你可以在背後遞給我，我不用看，只用手摸，便可以把型制、朝代說得一清二楚，因為我已經爛熟於心了。”
就在初到歷史博物館的10年中，沈從文接觸了大量的文物實物，他自己形容，“過手經眼十萬八萬件”。這成為他之後極力倡導的“用文物知識和文獻相印證”研究方法的基礎。
抗戰前的沈從文
從文學到文物：綿延的“自我”
沈從文後半生向文物研究轉變，不是突然產生的興趣，而是在前半生的歲月裡就已經埋下了伏筆。《從文自傳》裡就蘊含著破解他後來道路命運的密碼。這部自傳寫於1932年，當時沈從文只有30歲，還沒有到達寫出《邊城》和《湘行散記》這樣作品的巔峰。在沈從文的研究者、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看來，這部“過早”寫成的自傳，回溯的是一個“得其自”的過程，敘述自己生命的來路，目的是找到和確立自我。“這不是回顧，而是面向將來，為了應付將來各種局面而準備好的一個自我。”
“沈從文的‘自我’又是非常特別的。‘五四’一代的新青年受到現代思想的啟蒙而覺醒，覺醒之後，就有了一個新的自我。但對於沈從文來說，‘自我’是從生命的開端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不需要否定，而是要肯定過去的自己。這樣的‘自我’就有很強韌的連接力量，當面臨1949年這樣一個巨大的斷裂時，會去以往的生命經驗裡尋找支持。”張新穎對本刊說。
於是在《從文自傳》裡就可以發現一個年輕生命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熱切興趣。曾經是湘西巡訪軍裡的一名要四處遷徙的小兵，沈從文的隨身包袱裡就有一份厚厚的家當：一本值6塊錢的《雲麾碑》、值5塊錢的《聖教序》、值2塊錢的《蘭亭序》、值5塊錢的《虞世南夫子廟堂碑》，還有一部《李義山詩集》。“這份產業現在說來，依然是很動人的。”等到在統領官陳渠珍身邊做書記，陳渠珍的收藏愛好便給了他便利：“房中放了四五個大楠木櫥櫃，大櫥里約有百來軸自宋及明清的舊畫，與幾十件銅器及古瓷，還有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來了一部《四部叢刊》……無事可作時，我把那些舊畫一軸一軸的取出，掛到壁間獨自來鑑賞，或翻開《西清古鑑》《薛氏彝器鐘鼎款識》這一類書，努力去從文字與形體上認識房中銅器的名稱和價值。再去亂翻那些書籍，一部書若不知道作者是什麼時代的人時，便去翻《四庫提要》。”
“這就是說我從這方面對於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鑑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沈從文很感謝那份為期半年的工作對他認知的拓展。
1923年沈從文來到北京，落腳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的酉西會館。這裡往西走200多米，就是古董店密佈的琉璃廠，沈從文常在那裡消磨時光。“因為這個時期僅僅隔宣統遜位12年，從17世紀以來，象徵皇朝一切尊嚴的服裝器物，在這裡都當成廢品來處理，像翡翠、瑪瑙、象牙、珍珠等，無所不有。”在《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的演講中，沈從文說道。他接著感慨：“後來的年輕人，已不可能有這種好機會見到這麼多各種難得的珍貴物品。”
等到有了一定的經濟收入之後，沈從文便開始主動收集文物。沈從文的兒子沈虎雛說，父親的收藏起點在1933年，在北平結婚定居後。最開始是瓷盤，因為便宜，而且是那些品相不算好，不是有裂紋，就是崩掉點小瓷片的盤子。就是這樣，戰時逃難時沈從文還惦記著，寫信讓人給帶到後方：“我那瓷盤子別給碎了，讓某某帶過來。”1938年後，沈從文在雲南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書時，注意力在蒐羅漆器。因為他在一個本地人家中，發現一個殷紅朱素漆奩，形制竟完全如《女史箴圖》鏡前地上的那個東西。聯繫到他之前見過的北方漆器、川廣兩湖兩江漆器、閩中漆器，他在《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一文中做出推測：“具邊遠區域性的工藝製作，因種種限制，或有個傳統形式圖案，不易改變，由今亦可以會古。”逐漸地，沈從文“收集也日益豐富，幾乎可說是凡能用較少的錢，能買的全買到了”。昆明三年來共得到大小百十件漆器，後來漆器比較的文章便有了依據。
張充和在緬懷沈從文的文章《三姐夫沈二哥》中記述，1947年她和沈從文、張兆和夫婦相見於北平的時候，他們在中老胡同的住處堆滿了書箱漆盒、青花瓷器還有大量宋明舊紙。沈從文自家放不下了，就動員張充和買這個、買那個。院子裡還住著朱光潛，他是沈從文逛古董鋪的好夥伴。“我自己壯年時代蒐集破銅爛鐵、殘碑斷碣的癖好也是由從文傳給我的。”朱光潛這樣回憶。沈從文收集文物時並無佔有之心，最後基本都贈與朋友，或者捐給博物館。1948年，北京大學開始籌備博物館，沈從文捐出了雲南購得的全部漆器，許多瓷器、民間工藝品、貝葉經等古文物，還捐出了《世界美術全集》《書道全集》等一批藏書。張充和評價這種文物聚散：“真正的財富是在他的腦子裡。”
可以看到，沈從文主要關注的文物並不是傳統文人雅士所喜愛收藏的金石字畫，而是一些民間的、日常的生活之物。在《沈從文全集》32卷中，最後5卷彙總了他一生文物研究的論述，涉及的門類包括玉工藝、陶瓷、漆器和螺鈿工藝、獅子藝術、唐宋銅鏡、扇子應用進展、中國絲綢圖案、織繡染纈、《紅樓夢》衣物、龍鳳藝術、馬的藝術和裝備等等。沈從文稱自己的研究為“雜文物”研究，或者是物質文化史研究。
為什麼“雜文物”會是讓沈從文傾心的研究對象？張新穎告訴本刊，如果從沈從文的文學書寫對象來看，就會發現這是一脈相承的，就是對於普通人情感的關注。同樣在沈從文《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的文章中，沈從文寫了透過工藝美術而獲得的情感觸動：“認識其他生命，實由美術而起……愛好的不僅是美術，還更愛那個產生動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種真正‘人’的素樸的心……看到小銀匠捶制銀鎖銀魚，一面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鋼模敲擊花紋。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婦作手藝，我發現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緒或緊貼，或遊離。並明白一件藝術品的製作，除勞動外還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關係。”汪曾祺因而將沈從文從事的研究叫“抒情考古學”——在《沈從文的寂寞》中，汪曾祺寫道：“他搞的那些東西，陶瓷、漆器、絲綢、服飾，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聰明，人的創造，人的藝術愛美心和堅持不懈的勞動。”
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和文物研究背後，共通的還有他的歷史觀。1934年，沈從文從北平啟程回家鄉鳳凰，探望病危的母親。這次返鄉，路上走了25天，其中很多時間是在湘西沅水的小船上度過的。沈從文在路途上給張兆和寫信，記錄沿途見聞感受，後來整理成《湘行書簡》。讓張新穎頗為感慨的是沈從文在一面行船在河上，一面由此產生的對於“什麼是歷史”的思考：“一本歷史書除了告我們些另一時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殺以外有些什麼？但真的歷史卻是一條河。從那日夜長流千古不變的水裡石頭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爛的船板，使我觸著平時我們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類的哀樂！我看到小小漁船，載了它的黑色鸕鷀向下流緩緩劃去，看到石灘上拉船人的姿勢，我皆異常感動且異常愛他們。我先前一時不還提到過這些人可憐的生，無所為的生嗎？不，三三，我錯了。這些人不需要我們來可憐，我們應當來尊敬來愛。”
“沈從文這種文學化的表述是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史學界對傳統史學的反思相呼應的。比如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重新釐定什麼是歷史。他責備中國過去的史學只寫帝王將相，大多未將國民的整體活動寫進歷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興亡，而不注意人民、物產、財力等等。歷史只為朝廷君臣而寫，‘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沈從文心之所繫，是在這樣的歷史書寫傳統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廣大的平凡人群。”張新穎說，“引用汪曾祺的形容，沈從文是‘水邊的抒情詩人’，一個人不知疲倦地寫著一條河的故事。那麼沈從文的後半生，就是在對家鄉河流的印象和懷念之外，又在現實境遇中找到了另一條長河，是每一件文物各自保存的信息打開之後能夠連接、交流、溝通和融會，最終匯合而成的歷史文化的長河。”
1949年以後，大量文物經考古發掘出土，給了沈從文見識文物的機會。圖為1953年洛陽發掘的一處墓葬
被低估的價值：雜文物的方法論
在歷史博物館，沈從文對雜文物的研究和收集一直得不到重視。在寫於1983年一篇未能完成的文章《無從馴服的斑馬》裡，沈從文提到50年代時，單位舉行了一個“內部浪費展覽會”，展出的就包括他買來的“廢品”。籌備時都沒有讓沈從文參加，卻有意讓他陪著外省同事參觀。這些“廢品”裡，有沈從文從蘇州花30元買來的明代白綿紙手抄兩大函有關兵事的著作，內部畫的是些奇奇怪怪的雲彩；還有一整匹花4元買來的暗花綾子，機頭上織有“河間府製造”。沈從文說，購買明代兵事抄本，是因為不久前看過敦煌唐代寫本《望雲氣說》，聯想到《史記》中有望雲氣以判斷戰事的記載，這個明代的著作正好能用作校勘；至於綾子，恰好能夠說明河北曾是一個著名的絲綢產區。唐代在那裡設有織綾局，唐宋元明清都未停止過生產。“當成‘廢品’展出，說明個什麼問題？結果究竟丟誰的臉？……本意在使我感到羞憤而離開。完全出於他們意外，就是我竟毫不覺得難受。”
“罈罈罐罐花花朵朵，為正統專家學人始終不屑過問，我卻完全像箇舊北京收拾破衣爛衫的老乞婆，看的十分認真，學下去。”多年後，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的篇章就以《花花朵朵，罈罈罐罐》的名字出版，成為對輕視他研究的人最好的駁斥。
“沈從文轉入文物研究的時候，趕上我國文物大量出土的時期。這就如同打開了巨大寶藏，人們面對成千上萬的奇珍異寶卻不知道珍惜和利用。沈從文是新中國較早投入文物研究的專家，在雜文物的研究和利用上有著突出貢獻。”對沈從文在物質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方法有過系統梳理的學者、山東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畢德廣告訴本刊。然而今天學術界對於沈從文文學成就的論述蔚為大觀，對後半生物質文化史的探討仍然寂寥，除了回憶性的散文，學術文章不過十幾篇。“文學研究的人認為沈從文後半生從事文物事業和他們沒關係了，而文物界又覺得沈從文半路出家，不夠專業，是個‘票友’，這就造成了沈從文地位的尷尬。另一方面，歷史和考古經過多年的發展成為了兩個一級學科，一邊偏重文獻，一邊重視實物，這也造成了沈從文兩者相互結合的研究方法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正是因為能夠打破學科設置的藩籬，沈從文的文物研究才有了獨特的成就。1925年，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了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沈從文的研究方法可以看作是對此方法的修正、補充和發展。畢德廣說，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在考證古史方面顯示出強大效用，但也有它的侷限：“首先，它仍舊視實物為文獻的輔助材料，實物的史料價值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實質上是史家沒有根本擺脫以文獻證文獻的傳統史學方法的桎梏；其次，王國維所指的地下材料，侷限於實物上的文字史料。他列舉了甲骨文和金文，而佔大多數的各種器皿、雕塑、人俑、石刻、字畫、服飾、生活用具則難登大雅之堂，也就沒有這些不同實物和文獻之間的交叉比對。”
畢德廣用沈從文在《試釋“長簷車、高齒屐、斑絲隱囊、棋子方褥”》一文中用到的“圖文互證”表述來概括沈從文治學方法的新穎之處。“‘文’是指一切文字材料，經史子集都包括在內；‘圖’是一切摹繪的圖像，既有出土的，也有傳世的。”沈從文使用的“圖文互證”經常表現為兩種方式：“一是以實物為史料，或補充史籍不足，或糾正文獻謬誤，或與文獻互證闡發。比如，傳世文獻均記載琉璃是外來之物。《史記》中黃支國傳寫漢武帝劉徹曾派人‘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後來學者皆因循舊說，認為人造珠玉都是外來之物。但根據出土實物分析，情況截然不同。江陵楚墓發現越王勾踐自用錦紋劍，劍珥部分就鑲嵌二小粒透明碧藍色料珠；另外陝西灃西岐山，在西周墓葬中均發現水碧色琉璃珠子。因此，沈從文認為‘燒造琉璃的技術，最晚在春秋、戰國之際就已成熟’。另外一個方法是以文證物，考證文物的名稱、產地、形制、用途和發展演變。江陵馬山楚墓出土一件繡絹錦衣，穿在死者外衣之內，衣面彩繡龍鳳花紋。關於名稱，沈從文認為應依照《釋名》‘中衣言在外，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的記載，稱為‘中衣’。”
沈從文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過將歷史唯物主義的聯繫的觀點應用於文物研究中的重要。他有一個專門的表達，叫作“上下前後四方求索”，是在“圖文互證”之外，鑽研事物之間更廣闊的聯繫。畢德廣說，這種聯繫表現有橫向的、文物與文物之間，以及文物與社會背景之間的聯繫。“例如唐代銅鏡常用花鳥蝴蝶做裝飾圖案。沈從文認為，‘花鳥圖案中如鸞銜綬帶、雁銜威儀、鵲銜瑞草、俊鶻銜花各式樣’，又和唐代絲綢花紋關係密切；另外，部分銅鏡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徵的某種社會現象，如一種西王母車馬神像鏡，它‘上面的文字和花紋，又和當時的詩歌和宗教信仰發生過密切聯繫’。這種銅鏡多產於東漢末年，出土僅限於長江下游和山東南部，因此可用它來研究漢代西王母傳說流行年代與楚巫的關係的問題，還能校正幾本相傳是漢代小說的年代。”
而沈從文整理的反映文物演變的縱向聯繫，在畢德廣看來，又暗合了考古類型學的基本原理。“考古類型學藉助符號和數字來實現對器物的分類和排序，從而明瞭器物的形制變遷，並且與地層學的結論相互檢驗。沈從文則是用文字進行描述，將年代清晰的器物特點來串聯描述，這樣就知道某個門類的器物在歷朝歷代的特點，再遇到年代不明的器物就可以依此斷代，可以看作是另一種器物類型學。”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沈從文在1957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從文物來談談古代人的鬍子問題》，其中列舉了鬍子的變化：戰國人的鬍子像倒過來的菱角，向上翹一點；西漢人的鬍子，是長長的左右兩撇；到了隋代，不同身份的人要把鬍子梳成辮子……當時有批評者認為沈從文在嶄新的年代裡不應該研究鬍子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把學術帶入歧途。結果後來新疆烏魯木齊附近的鹽湖元墓得以準確斷代，就是根據沈從文研究的歷代鬍子式樣。這“小題大做”的鬍子研究，終於體現了價值。
1972年，沈從文從湖北幹校回北京後拍攝
文學家出身的沈從文另外一項特別的成果就是利用實物和圖像資料研究古典文學，從而解決了不少文學史上的懸疑問題。從事名物研究的學者揚之水向本刊回憶，上世紀九十年代，她拜師於孫機門下問學，孫機讓她將沈從文所寫的《“瓟斝”和“點犀”》反覆閱讀，說此文是“名物新證”的範本。在這篇文章裡，沈從文結合故宮所藏文物，考證了《紅樓夢》裡“賈寶玉品茶櫳翠庵”中，妙玉招待寶釵和黛玉時所用兩隻茶具“瓟斝”和“點犀”的名稱和內涵，解釋了文字的機鋒和文物之暗喻的雙重奧義。“這裡的功力在於，一方面有對文學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豐富知識，以此方能參透文字中的虛與實，而虛實相間本來是古代詩歌小說一種重要的表現方法。”
也是在這篇文章中，沈從文提出了撰寫《詩經名物新證》的課題。當孫機擬出兩個有待研究的題目“詩經名物新證”和“楚辭名物新證”時，揚之水根據興趣，選擇了前者，成為“名物新證”這一概念提出三十多年之後，第一位響應者和實踐者。揚之水介紹：“‘名物新證’的‘新’體現在，同樣是以訓詁與考據為基礎，它應該在文獻與實物的碰合處，完成一種貼近歷史的敘述，而文獻與實物的契合中應該顯示出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段的變化，此變化則應有從考古學獲得的細節的真實與清晰。”
“沈從文先生開啟了文學與文物相互結合以至於融合的一條新路，雖然他的本意是從文學創作轉向文物研究，然而這種‘轉身’始終未曾脫離原有的知識背景和自家的一貫興趣。其實在古人那裡也從沒有所謂‘文物’與‘文學’之分，今呼之為‘文物’者，不過是當日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用器。文物與文學本來就是聯繫在一起，甚至可以說是無法分割的，那麼二者的結合，就意味著一面是在社會生活史的背景下對詩文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發‘物’中折射出來的文心文事。關於‘文物’之‘文’，它是文明，也是文化，此中自然包括文學。沈從文從小說創作轉向文物研究，雖然有著特殊的原因，但從文物與文學的關係來說，這種轉變其實也很自然。”揚之水這樣說。
1957年，沈從文“五一”期間在上海畫的四幅速寫中的兩幅，是熱鬧與沉靜的對比
曲折十七年：一部服飾研究的創造
從沈從文的雜文物研究中，可以看到他興趣之多，涉獵之廣。倘若時間充裕，他一定能夠發展若干專題。然而環境和條件的極端苛刻和限制，他最終得以系統完成的只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一本鉅著。從1964年沈從文正式承擔這一工作，到1979年書稿整理完成，再到經歷出版曲折，1981年才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印行，中間隔著17年的蹉跎歲月。
歷史博物館的同事李之檀回憶，沈從文決定寫作這一專著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社會對於服飾文化材料的需求——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館，組織畫家來為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畫畫。瞭解到沈從文在這方面有特長，館裡就安排他給大家提供資料和講課。後來陸續有排話劇的、跳舞的、拍電影的找過來，沈從文感到應接不暇，就想編書來方便各行各業的人來使用。另外周恩來總理在接待外賓的演出上，發現不同年代的朝服都混在一起了，覺得比較混亂。再加上週總理瞭解到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服飾博物館和專門的出版物，而中國在此還是空白，便有意佈置下去了任務。沈從文便是主持這一項目的最好人選。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本書被認為是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書毒草。曾經贊同過這本書編寫的部、局、館中的負責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李之檀等人的畫被出版社貼在大字報上作為批判材料。幸虧出版社宣佈解散之際，副社長通知了李之檀把稿子和玻璃印版拉了回來，否則就要被裝在麻袋裡當垃圾處理掉。
下放兩年，沈從文手邊沒有任何書籍資料可用，要繼續文物研究，只能憑藉記憶。就是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下，從1971年3月寫出《關於馬的應用歷史發展》《獅子如何在中國落腳生根》，到7月寫出《談輦輿》，短短几個月就寫出了20篇小文章的初稿；從6月到8月，還為歷史博物館通史陳列寫了60個展櫃的“改陳”建議。至於最為重要的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圖稿，沈從文“只能就記憶所及，把服飾圖稿中疏忽遺漏或多餘處，一一用籤條記下來，準備日後有機會修改”。
沈從文1972年獲准回北京治病，此後不斷以續假方式留在北京，在東堂子衚衕還剩下一間的小屋子裡進行對書稿的修改增刪。“文革”期間仍有大量文物出土，最為轟動的就是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掘。這些新的文物，都要求沈從文能夠結合文獻，來做出解讀，將內容補充進原有書稿。
王亞蓉就是在這個時期經過一名老教授的引薦，和沈從文相識，繼而和王?一起，成為沈從文在“文革”之後繼續服飾研究的助手。王亞蓉向本刊回憶，她是從中央工藝美院裝潢系畢業的，有著不錯的繪畫功底。1975年來到沈從文身邊時，她主要做繪圖工作，後來調進了中國社科院的考古所，從事考古發掘中絲織品服飾文物保護修復與研究。沈從文到晚年行動不便，真正去到考古現場的只有1982年湖北江陵發掘的馬山楚墓，沈從文驚喜地形容為“打開戰國絲織品的寶庫”。另外的文物資料則要靠王?和王亞蓉帶回圖像和報告。
王亞蓉說，第一次和沈從文見面就是在東堂子衚衕那間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子裡。那時沈從文一個人在那裡工作，張兆和從“五七幹校“回來則住在小羊宜賓衚衕另外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東房裡。沈家兩間小屋相距一公里多，沈從文的規律是在東堂子的書堆裡工作，中午12點回小羊宜賓吃飯，飯後再挎個竹籃子把晚飯帶回東堂子。“沈先生的屋子裡，架子上、桌子上、地上都是書。一張雙人床有一大半都放滿了書，只留下一個人睡覺的空間。四壁凡是手能夠到的地方都貼滿圖片和字條，‘這個某某有用’‘這個給某某參考’‘這個新材料有待補充’……”
最讓王亞蓉佩服的就是沈從文超乎於常人的記憶力：“有一回沈先生帶著我和王?去歷史博物館觀看一幅社會生活畫《大駕鹵簿圖》，這個殘卷有2000多個人物。回來以後沈先生問：‘你們還記得第七方隊，前排人腰間佩戴的物件是什麼嗎？’我們誰也說不出來。於是他把第幾方隊頭戴什麼、手執什麼，以及身上佩件是什麼一連串說了很多。王?一一做了筆記核實，發現都完全無誤。”
沈從文晚年另外一位得力助手王亞蓉，她現在是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古代服飾保護與修復研究的專家
王亞蓉說，在書稿未成之前，有一次宴會，沈從文和郭沫若鄰座。談到這本書，郭沫若主動說：“我來給你寫個序言吧！”所以序言成於書稿全部完成之前，郭沫若並沒有看過書稿。許多人總是問，為什麼序言和內容不符，就是這個道理。“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這個方式表示點歉意吧！”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一本不同尋常的書。它的每一篇章都是某個朝代一些具體的文物，然後連綴成整部古代服飾的歷史。正如黃裳在本書的書評中所說：“它不是先有了一個嚴密的理論體系精細的大綱，再來蒐集資料，論證成書的。它是從大量的具體的歷史實物出發，進行先是個別的，然後是比較的研究終於得到了某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沈從文自己評價這部學術著作“總的看來雖具有一個長篇小說的規模，內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張新穎則感到它像是《湘行散記》的風格，“坐在船上，看到一個景物，一個人物，繼而觸發感慨”。這些都是由於這本書從文物出發，再和文獻來對照檢驗的考據方式。
“就是這種一個一個具體的研究，卻能質疑你的成見。不見得讓你這個成見一下子就站不住，但是會讓你對這個成見產生懷疑。”以書寫女史見長的作家孟暉這樣告訴本刊。她還記得80年代在中央美院讀書時，就知道有這樣一本書的存在。圖書館只有一本，全校老師輪流借都排不過來。兩年後她去巴黎留學，在吉美東方藝術博物館的圖書館裡才有機會仔細通讀。“比如我們都知道中國女性留長髮，然後盤成高髻，發明出各種奇特的髮髻造型，像是靈蛇髻、墜馬髻等等。沈先生的著作裡就指出來，宋代有身份的女性不是梳奇特的髮髻，而是在髮髻上戴各種造型誇張的冠子。這就讓大家意識到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發現自己對中國歷史裡有太多想當然的成分。”
這本名為“服飾研究”的書絕不僅僅侷限於對於服飾的記錄，而是一部更為廣闊浩瀚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孟暉說，沈先生對步障的解析就對她有很大啟發。“步障”是寬長約四五尺的整幅絲綢。應用方法是隨車同行，在路旁阻擋行人窺視，或者避風日沙塵。《世說新語》裡說西晉富豪石崇和王愷鬥富，一用紫絲步障，一用錦步障，數目到三四十里。沈從文就根據南北朝寧懋石棺線刻人物中的描摹，推導出“裡”應當是“重”或“連”的誤寫。在孟暉創作小說《盂蘭變》的時候，就將步障設計到情節當中，“男主人公宜王為他的王妃做了一重貼金步障，在障子外面貼上了王妃和仕女們金色的形象，王妃出行時便可騎馬在障中走”。孟暉的這部作品也因為從工藝器物入手，鋪陳了唐代貴族日常生活的細節，在歷史小說裡具有一種獨到的風格。
“沈先生寫作這本書的年代，整個社會都是蔑視物質的，他是個逆行的身影。”孟暉說，“以前我讀《二十五史》，裡面盡是連續不斷的宮廷陰謀、政治迫害、戰爭、饑荒，看一會兒就讓人頭皮發麻。沈先生在‘服飾’這個題目下，探索古代社會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在他的筆下，中國人的過去，終於變成了一部流動、活躍、駁雜而豐富、充滿人性氣息的‘長篇小說’，或者說一卷採用散點透視法的繪畫長卷。我們由此才得以知道，自己的祖先除了有爭鬥的經驗，更有生活的經驗，並且，這經驗發達細膩，充滿情致。”
1981年，沈從文和張兆和夫婦在寓所中
尾聲：超越受害者的身份
沈從文的演講，按照場次來說，要一半來講文學，一半來講文物，主要是中國古代服飾。按照張充和所寫的《沈二哥在美國東部的瑣瑣》中記錄，沈從文更喜歡去講文物。傅漢思是沈從文演講的翻譯。他一開始還要先看講稿，後來發現沈從文根本不按照稿子來說，就索性不再看。有一次，張充和坐在靠近講臺的地方，聽到傅漢思在小聲提醒他“你現在講的是文學”。原來，沈從文已經熱烈地聊起了古代服飾。
許多美國觀眾希望瞭解沈從文在1949年之後的曲折經歷。沈從文彷彿知道這種想要聆聽受難證詞的心理，在聖若望大學講《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中他說道：“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劇烈變動情況中，我許多很好很有成就的舊同行，老同事，都因為來不及適應這個環境中的新變化成了古人。我現在居然能在這裡很快樂的和各位談談這些事情，證明我在適應環境上，至少作了一個健康的選擇，並不是消極的退隱……在近三十年社會變動的過程中，外面總有傳說我有段時間很委屈、很沮喪；我現在站在這裡談笑，那些曾經為我擔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擔心！我活得很健康，這可不能夠作假的！”
怎樣理解沈從文的這番話？是他出於謹慎才這麼說的嗎？張新穎認為，這是沈從文非常真誠的回答。“當一個糟糕的時代結束了，如果一個人拼命地要說我是那個時代的受害者，那等於是承認了時代強加於人的力量。這也許是一般的人的想法。但是沈從文，他創造了另外一個身份，他為此感到驕傲——在這樣的時代我還可以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取得這樣的研究成果。沈從文後半生的故事是一個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一個人對一個時代救贖的故事。”
張新穎說，沈從文一直就有一種在絕境中創造事業的能力。1949年沈從文曾經試圖自殺，“他死過一次再活過來，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沒有什麼力量能夠讓他再死一次”。在“幹校”下放的時候，一度沈從文認為可能沒有機會恢復文物研究工作，他甚至寫信給張兆和考慮再次“轉業”，去寫舊體詩。在70年代後期，沈從文恢復了服飾研究，他在體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種非同一般的體驗——“即以吃飯而言，就不大知道餓，也不知飽。一天經常只睡二三小時，日夜作事，不知道什麼叫疲倦”。在張新穎看來，正是一直以來這種“忘我”工作的狀態激活了沈從文生命的內在能量。這不是消耗式的、受虐式的行為，是工作和生命相互支持著前行，互相激發著沈從文走過了最困頓的歲月。
在張新穎所著的《沈從文的後半生》這本書裡，他選用了沈從文在1957年“五一”勞動節那天在上海出差時畫的一張速寫：外灘的外白渡橋上是熱鬧的遊行隊伍，相對的，在畫面右下角一個不起眼的位置，有一隻小船，一個人正在拿網兜撈著蝦子。“在紅旗、歌聲和鑼鼓混合而成的遊行隊伍之外，沈從文依然能夠將目光偏離出去，發現一個小小的遊離自在的生命存在，並且心中充滿溫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我把這幅畫當作是沈從文後半生的一個隱喻：他就是那個撈蝦子的人。就在轟轟烈烈的時代潮流之外，他找到了一個很小的、特別不起眼的、別人都會忽略的角落，來做自己的事情。沈從文的‘小蝦子’，就是他投入了生命熱情的歷史文物研究。”
（感謝趙連賞、李揚兩位學者對本文采寫提供的幫助。實習生華夏、鄭院鴛對本文亦有貢獻。主要參考書目：《沈從文的後半生》，張新穎著；《沈從文九講》，張新穎著；《沈從文的家國》，李揚著；《中外沈從文研究學者訪談錄》，張曉眉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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