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是就拿了他寫給我的一個手諭，向軍需處取了27塊錢，連同他給我的一份勇氣，離開了我那個學校，從湖南到漢口，從漢口到鄭州，從鄭州轉徐州，從徐州又轉天津，19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門的車站，呆頭呆腦在車站前面廣坪中站了一會兒。”
2012年7月，陳渠珍骨灰從長沙遷葬鳳凰。圖為黃永玉設計的陳渠珍墓
“儘管向更遠處走去”
1922年8月，當年輕的沈從文從湘西軍中來到北京北河沿的一家小客店住下，在旅客登記簿上填下“沈從文，年20歲，學術，湖南鳳凰縣人”時，他也許又想起老長官陳渠珍在他臨行前說的那番話：“你到那兒去看看，能進什麼學校，一年兩年可以畢業，這裡給你寄錢來，情形不合，你想回來，這裡仍然有你吃飯的地方。”
放棄軍中書記官的位置，到北京尋找不確定的未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陳渠珍所辦的報館，在印刷工人趙奎五的開導下，讀到了《改造》和《新潮》，以及刊登郁達夫、郭沫若作品的創造社刊物。10年後，沈從文在自傳中寫下自己接觸這些讀物後的思想變化：“我明白人活到社會里應當有許多事情可作，應當為現在的別人去設想，為未來的人類去設想，應當如何去思索生活，且應當如何去為大多數人犧牲，為自己一點點理想受苦，不能隨便馬虎過日子，不能委屈過日子。”不久，在生了一場40多天的大病，目睹好友陸弢的意外死亡後，沈從文下了決心：“儘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
在那個時代，像沈從文這樣為現代報刊所宣揚的“五四”新思潮召喚到大城市來的青年，比比皆是。個人命運與“追求自由”“改造國家”等宏大命題一經結合，一種新的文化視野和參與歷史的可能，便讓他們蠢蠢欲動。用不了多久，沈從文就會在北大周圍遇到諸如劉夢葦、陳翔鶴、馮至、蹇先艾、丁玲等一大批旁聽生。沈從文的特殊性在於，在湘西那樣歷來封閉荒蠻的世界，竟能看到剛剛出版的新文學刊物，而這一切與這位大他20歲的鳳凰老鄉陳渠珍密不可分。
陳渠珍（1882~1952），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湘西在他的治理下曾保持近二十年的穩定發展
1922年，陳渠珍40歲，從前任田應詔手中接過湘西軍政大權業已兩年。在他1934年底被湖南省主席何鍵逼迫交出實權之前，這位日後的“湘西王”還有12年時間去打拼一段屬於他的湘西時光。
由於當地歷史上一支屬於湘軍序列的“筸軍”的存在，鳳凰出了不少將軍，子弟皆以從軍為榮。沈從文的祖父沈宏富便曾因軍功做到貴州提督，父親沈宗嗣還曾是隨羅榮光鎮守大沽炮臺的一員裨將。因而1917年，當父兄皆不在身邊，母親又擔心兒子學壞時，不到15歲的沈從文加入當地軍隊，便成為一件自然的事情。
沈從文最先加入的是張學濟擔任司令的靖國聯軍第二軍，一同駐紮辰州的還有田應詔的第一軍，陳渠珍當時是田應詔手下的一名團長。沈從文最初擔任張學濟的衛兵，後來很快升至上士文書。最初幾年的軍中生活，正如沈從文後來在傳記中所說，除清鄉殺人外毫無其他成績。第二軍的軍譽又極壞，1920年不得不遷徙到四川就食，結果不幸與當地軍隊發生衝突，全軍覆沒。沈從文由於留守辰州得以倖存，不久便被遣散回家。
而第一軍在陳渠珍接管之後，日漸振作。事實上，這也是沈從文1922年在當了一段時間警察所辦事員後，決定再回軍中的直接原因。在沈從文眼中，部隊的面貌與兩年前完全不同了：“槍械，紀律，完全不同過去那麼馬虎，每個兵士都彷彿十分自重，每個軍官皆服裝整齊凸著胸脯在街上走路，平時無事兵士全不能外出，職員們辦公休息各有定時；軍隊印象使我十分感動。”沈從文那時的心願就是在這位指揮官手下當一名差弁，經過一段周折，他終於如願以償。
由於字寫得好，沈從文被派到陳渠珍身邊做書記，除了日常工作，還要幫這位統領官取書簡或抄錄書中的某些段落。在那間山上的會議室中，除了大量書籍碑帖，四五個大楠木櫥櫃中還有百來軸自宋至明清的舊畫，以及幾十件銅器和古瓷。對沈從文來說，那裡正是一個學歷史的地方，讓他領略到了古老藝術帶來的智慧。然而，對他產生終身影響的，還是這位以王陽明、曾國藩自許的上司身上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時起身，半夜裡還不睡覺。凡事任什麼他明白，任什麼他懂。他自奉常常同個下級軍官一樣。在某一方面說來，他還天真爛漫，什麼是好的他就去學習，去理解。處置一切他總敏捷穩重。由於他那份稀奇精力，筸軍在湘西二十年來博取了最好的名譽，內部團結得如一片堅硬的鐵，一束不可分離的絲。”
1938年6月，新上任的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赴湘西考察時，便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所感染：“屯邊重鎮，市廛中饒有中原風味，房屋整齊宏偉，為所經各縣之冠。玉鍪先生居此數十年，其仁愛俠義之風，在民間構成堅強之信仰。”
熔鑄一地方之民間信仰，談何容易？有意味的是，沈從文的表侄黃永玉於1924～1926年在鳳凰度過的童年，恰好對應於陳渠珍的湘西自治。在他晚年所寫的自傳體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中，黃永玉生動地描繪了陳渠珍對鳳凰的影響：“表面上他不大理會山底下的事，其實他像個‘大白天’，哪裡都照得著，連陰影都管。”
這位像“大白天”一樣照耀湘西的地方官，到底何許人也？
湘西鳳凰古城，朝陽宮內的陳渠珍展廳
抱殘守闕的“湘西王”
與當地不少軍中高層一樣，陳渠珍的父親曾在曾國藩的湘軍中博取到將軍的頭銜，不過在陳渠珍13歲時便去世了。少年時的陳渠珍，生活在晚清變法圖存的救亡聲中，考取秀才後他便決意投筆從戎，從湖南武備學堂畢業後，加入湖南新軍，併成為同盟會的早期會員。
然而，那時的陳渠珍便表現出異於時人的看法，在革命浪潮風起雲湧的1909年，他選擇加入晚清邊疆重臣趙爾豐帶領的入藏軍隊，以抵禦英國對西藏的進犯。赴藏遠征的原因，除了追慕古人立功絕域的雄心，更重要的是，他對當時革命黨人狂放激烈的行為有所不滿，在他看來，這些人“始於救國者，必終於誤國”，此番遠征也是一種有意避趨。
1936年，從西藏回到湖南，在長沙擔任閒職的陳渠珍，有時間寫成《艽野塵夢》一書，從此這段九死一生的傳奇經歷廣為人知。入藏不久，陳渠珍被任命為援藏軍一標三營管帶（相當於營長），參加了一系列平叛戰役，屢立大功。不久，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西藏，部隊發生譁變，陳渠珍被迫帶領115名同鄉士兵取道青海東歸。由於誤入荒原，在經歷一系列斷糧缺水的艱難困苦後，隊伍到西安時僅剩7人，一路上與陳渠珍肝膽相照的藏族少女西原，不久也因病去世。這段生死考驗，為陳渠珍打下一生事業的根底，鳳凰同鄉滕文昭讀此書後，聯想到他治理湘西的艱難過程，不禁感嘆：“馳驅二十年，終不能捨一苦字。別有所持守，曾湘鄉謂扎硬寨、打死仗者，庶幾近之。”
回鄉休養兩年後，1914年，在田應詔的委任下，陳渠珍組織湘西軍官訓練團，開始著力整頓部隊。這位有過實戰經歷的教官，更加註重將兵士塑造成能夠思想學習的獨立之人。他後來寫給士兵們所看的《軍人良心論》，全書以問答形式結構，共181個問題，從第一個問題“天地為甚麼生萬物”開始，完全是一本包羅萬象的修身之志之書。陳渠珍那種道德化的帶兵方式，很容易讓人想起他素來敬佩的曾國藩。在回答如何保持良心的問題時，他說道：“人生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良心。良心是天賦於人，‘不學而能、不慮而得’的。至於‘富貴福澤，不過是厚吾之生’。與人有什麼關係呢？”……正是在這樣的教化之下，1922年的沈從文才感受到軍隊的氣氛煥然一新，有了新的希望。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軍閥混戰，作為戰略要地的湖南，受害最深。如何保護湘西免受南北軍閥的蹂躪，是陳渠珍最為關注的問題。也是在這時，旨在對抗北洋軍閥的“聯省自治”成為南方各省的討論焦點。所謂“聯省自治”，正如學者張鵬園在《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一書中的介紹：“就是要以地方分權來代替中央集權，以省憲來約束軍閥；希望人民有控制地方政府的權力，而早日結束中國的混亂局面。”湖南當時是“聯省自治”的急先鋒，一方面因為湖南近世以來有開風氣之先的傳統，一方面則因為湖南是民國以後所受兵禍最慘的地方。民國首任總理、鳳凰人熊希齡便是“聯省自治”的積極推行者，在他的督促下，由梁啟超草擬的湖南省自治條例在1922年元旦開始實行。
與之相應，陳渠珍為了實現湘西自治的宏大抱負，推行一系列舉措，辦學校，興實業，組織工廠，設立報館，不一而足。作家周毅是《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的超級讀者，由沈從文到黃永玉再到陳渠珍，她為這些從鳳凰走出的人深深著迷，寫下《沿著無愁河到鳳凰》一書。她認為，陳渠珍在湘西實行的一系列革新舉措，除了沈從文的傳記作者金介甫所提到的閻錫山的影響之外，更直接的影響則來自於當年入藏軍的主帥趙爾豐。在陳渠珍寫的《趙爾豐軼事》中，這位有“屠夫”之稱的晚清重臣，在當時的西康省進行過一系列改革，以軍立威之後，馬上做的事情便是辦教育、做慈善。據載，趙爾豐當時在藏區分設男校、女校，對學生非常重視，有次在考察女校時，發現當地郵政局長調戲女學生，他大怒，後來在眾人的求情下，郵政局長逐個向學生道歉，才免其死罪。
受趙爾豐影響，陳渠珍在湘西推出《教育案》和《慈善案》，在各縣創辦幼稚園、兒童遊樂園，各類小學附平民補習學校。“將教化作為一切自治的基礎和重中之重。同時，輔之以賑災、救濟、育嬰、施藥、貧民習藝所等慈善項目。”在周毅看來，“陳渠珍以敬愛的感情把湘西當成自己的家庭來經營。”
如果說用文言寫作的《艽野塵夢》，尚且是自我抒懷之作，用白話寫作的《軍人良心論》是用來鑄造軍士信仰的實用之作，那麼陳渠珍用百姓皆能聽懂的大白話所頒佈的一系列自治通告，用意再為明顯不過。這位半新半舊的人物，已經意識到，自治成功的基礎在於喚醒民眾認識。赴京之前，在報館兼做校對工作的沈從文，一定也看過不少類似的條例與規程：“只要不侵官府的權，凡是教育、實業、慈善、團務各項，都可以萬眾一心，努力去辦。有辦不去的地方，本統領便盡力去幫助你們。總而言之，你們要想地方無土匪，人有衣穿，有飯吃，有屋住，就要辦自治。”（《通告十縣父老辦鄉自治書》）
湘西得以保有近20年的相對太平，與陳渠珍的左右騰挪、殫精竭慮密不可分。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雲貴兩地的護國軍奉命討袁，向湖南挺進，袁世凱派遣的部隊也率部來湘西堵截。一場大戰迫在眼前，為了不讓湘西淪為戰場，陳渠珍向田應詔獻計保持中立，結果湘西軍隊沒有任何損失，還從戰場撿來槍支幾千、子彈幾萬發。
儘管在主政湘西期間，陳渠珍所堅守的“家邊人”政治，很大程度保護了湘西的穩定，但他的保守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學者姜濤便認為：“這樣的‘家邊人’政治，也包含了內在封閉性，造成外地流官不能下鄉、基層行政被架空，以及地方建設無法順利展開的問題。”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為了避免外部勢力長驅直入，陳渠珍寧願在鳳凰修飛機場，也不願在湘西修築鐵路和公路，導致在1935年之前，整個湘西防區幾乎沒有修築一公里的鐵路和公路，反而是1935年何鍵在趕走陳渠珍之後，在蔣介石的電令下，才得以全力推進日後在抗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湘黔公路的修築。
對此，對陳渠珍向來讚許有加的沈從文心裡也十分清楚，因此後來才會在傳記中帶著溫情寫道：“這統領便是先一時的靖國聯軍一軍司令，直到現在，還依然在湘西抱殘守闕，與一萬餘年輕軍人同過那種甘苦與共的日子。”
遠客與大佬的會晤
1922年離開湘西之後，儘管沈從文寫作了大量描摹湘西山水人物掌故的作品，但他再次踏上這片土地，則要到12年之後。
1934年1月7日，沈從文接到母親病重的消息，從北平啟程返回湘西。經過半個月的水陸交通，於22日下午到達鳳凰家中。這時的沈從文已是名滿天下的小說家，個人生活上也因剛與苦追多年的張兆和結婚，沉浸在幸福之中。沿途旅程，對他來說，不啻對過往生活記憶與作品書寫的一種印證，那些在船上隨手寫給新婦的信，後來便被改編結集為散文集《湘行散記》。
這趟旅程非常匆忙，沈從文在家中待了短短數日，他雖然也意識到湘西的某種變化，但更多還沉浸在一種懷舊的情緒中。在老家，沈從文專程去拜訪了過去的老上司陳渠珍，沈從文的弟弟沈荃，此刻正在陳渠珍的軍中任職。
事實上，在沈從文第一次返鄉時，湘西已處在大變動的前夕。不久，借追剿賀龍紅軍的名義，湖南省主席何鍵派重兵進駐湘西，陳渠珍被迫下野，部隊也接受了改編。湘西獨立王國的局面至此告一段落，但地方亂局也從此開啟。1936年，由於不合理的“屯田”制度，湘西各地爆發苗民暴亂。無法掌控局面的何鍵，在1937年被迫下臺，由張治中接替他出任湖南省主席。巧合的是，陳渠珍與張治中一見如故，在後者的再三懇請下，他再度出山，擔任1938年4月成立的湖南省政府沅陵行署主任。
此時，距全面抗戰爆發已快一年。而在三個月前，國民政府批准在長沙的臨時大學轉移至昆明的計劃，沈從文在北平期間編教科書的辦事處也決定遷往昆明。他帶著幾個人先到沅陵，在大哥沈芸麓的芸廬住了三個月，並在那裡接待了為風雪所阻的湘黔滇步行團的師生們。
這次在沅陵的停留，讓沈從文對戰爭中湘西的變化有了更深入的感受與思考。正如他後來在小說《芸廬紀事》中所寫，抗戰初期，湘西作為後方，經濟上比較繁榮，各種社會組織也被髮動了起來，整個社會充滿活力。另一方面，不久前結束的“淞滬會戰”中，團長沈荃率領1500名湘西子弟兵，在浙江嘉善奉命阻擊日軍，血戰過後，全團只剩下120餘人，沈荃也受了傷。前方的戰事，無疑給鳳凰城中的百姓留下極為慘烈的印象。
到沅陵不久，哥哥沈芸麓即將當地包括陳渠珍、龍雲飛在內的文武大佬，都請到家中交談。離開十多年，沈從文已成為大家眼中一個受歡迎的遠客，當地政要也迫切想聽他講講從南京、武昌和長沙聽到的最新消息。在沈從文後來的回憶中，這次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談話，最終讓大家形成一個結論：“家鄉人責任重大艱鉅，內部絕對不宜再亂。還得儘可能想方設法使得這個大後方及早安定下來，把外來公私機關、工廠和流離失所的難民，分別安排到各縣合適地方去。所有較好較大建築，如成千上萬的廟宇和祠堂，都應當為他們開放，藉此才可望把外來人心目中的‘匪區’印象除去。還能團結所有湘西13縣的社會賢達和知識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
與此同時，沈從文對以往自己對湘西的書寫，也產生了一些反思。《芸廬紀事》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幾個因戰事遷徙路過湘西的學生，手裡拿著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做獵奇式的遊覽，還與本地商販發生糾紛。在姜濤看來，“沈從文似乎暗示，自己以往的湘西書寫，在某種程度上，已構成了外來者與湘西地方的阻隔”。1938年4月，在離開沅陵之前，沈從文在給張兆和的信中，透露了“重寫湘西”的計劃：“我預備寫一本大書，到昆明必可著手。”這一旨在“闢謬理惑”——向外界介紹真實湘西，以增進內外團結與溝通的龐大寫作計劃，包括《長河》《芸廬紀事》《小砦》在內總名為《十城記》的十部作品，由於各種原因，最終只寫成上面三部尚未完成的作品。
另一方面，陳渠珍維護湘西地方的努力仍在繼續，最後一次貢獻則是在1949年11月，宣佈湘西和平起義。1950年的一天，陳渠珍坐轎離開鳳凰，此後再未回鄉，兩年後死於長沙。黃永玉曾向周毅回憶，那天全城百姓出送，一聲不出，安靜地目送他離去。（本文寫作參考陳渠珍著《艽野塵夢》、金介甫著《沈從文傳》、芳菲著《沿著無愁河到鳳凰》等書，謝謝胡曉明、張文江對採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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