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熱播諜戰大局《風箏》收官，大結局中，熒幕上出現了11張照片，致敬我黨歷史上的11位地下工作人員。
今天推送的人物，沒有出現在致敬名單中，但他是當之無愧的無名英雄。
戰爭年代，他代號“木匠”——他確實是木匠出身，卻成了黨內最早的電臺專家。黨在革命早期使用的電臺，多由他憑一雙巧手“攢”出；他是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主角原型人物的師傅；他東拼西湊零件組裝的電臺，向延安發出了西安事變的情報……
“木匠”真名塗作潮，因為在隱蔽戰線上的特殊貢獻，又被尊稱為“諜海神工”。
像很多從事過隱蔽戰線鬥爭的革命者一樣，他的故事曾隱沒在凱歌號角的背後，不為外人所知。1984年他逝世後，他的兒子用了20多年的時間，力圖還原出這位“諜海神工”真正的傳奇。
神秘的父親
塗勝華演示無形收報機工作原理。
隆冬的一個清冷的早晨，塗勝華帶著紀事君（ID：bjrbjishi）來到河北燕郊的西柳河屯村，參觀他為父親塗作潮建的史料陳列室。塗勝華是塗作潮的小兒子，2012年採訪時62歲。六兄妹中，塗勝華和父親在一起生活的時間最長。
這是一個看上去和周邊農居沒什麼區別的院落，正房10間，大約200平方米，改造成了展室。牆壁上掛著展板，玻璃櫥裡擺著實物，滿滿當當又整整齊齊。這裡收展的，是塗勝華二十多年來在大陸各地乃至俄羅斯、美國、臺灣等地蒐集的資料，甚至還有來自舊貨市場、拆遷現場的舊物，共1400餘件。
塗勝華自述是陳列室的設計師、美工、油漆工、木工……自己動手操持陳列室的每一個細節。廂房是他的居室和辦公室，屋子正中擺著一張乒乓球桌，那就是他的操作檯。裁紙刀、膠帶、尺子等各種工具和做了一半的展板散亂堆著。塗勝華饒有興致地為紀事君（ID：bjrbjishi）展示了一下他的“手藝”，繼續那張展板的製作。動作乾脆麻利，顯然精於此道。
“這是遺傳。”塗勝華說。
塗作潮幹過木匠，後來成為黨內最早的電臺製造和修理專家。“心靈手巧”這份天賦，也遺傳給了幾個子女。
塗勝華給紀事君（ID：bjrbjishi）展示了一個收報機電路模型。那是用早已被時代科技淘汰的電子管拼裝出來的，和上世紀初的收音機構造相同。接上電源，“絲絲拉拉”地傳出了廣播。這個模型插上一段螺旋形的銅線圈，就能當收報機用。這是塗作潮最重要的發明之一——無形收報機的模型。幾十年後，在塗勝華的四哥塗延華手中，用舊貨市場上淘來的電子管復原了。
帶著紀事君（ID：bjrbjishi）一間間參觀陳列室時，塗勝華更是一個出色的講解員。他的講述滔滔不絕，神情兼備，可以不假思索地把講述的細節具體到某年某月某天。二十多年的收集整理，讓他對塗作潮經歷的每一個重要事件、陳列室中的每一件展品爛熟於胸。
可終究有些傷感，一個兒子對父親的真正瞭解，卻從父親逝後開始。
1985年元旦前一天，塗作潮過世。《人民日報》刊登訃告，稱他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這時，塗勝華想為父親寫一篇紀念文章，卻發現無從下筆。
父親是個“老革命”，卻又不像很多“老革命”那樣，有眾多的戰鬥故事能講。偶爾被外物觸動，他可能也會說上幾句，卻多是發發感慨，說到具體事情，總會忽然停口。
塗勝華多多少少地知道父親曾是地下黨，卻從未從父親口中得到過證實。父親的形象甚至都很難和地下工作者沾邊。
塗勝華記得，他小時候，父親的一大愛好是打魚。那時塗作潮在一機部上海機電研究所、上海電機廠等單位任領導職務，獲評三級工程師，相當於行政九級。這個身份，愛好釣魚可能更合乎常情，但他就是喜歡打魚，而且是自己織網、“起五更睡半夜”地到河裡去打魚。
後來塗勝華曾和一位心理學家朋友聊起此事，那人告訴他：一個人心裡承載了太多秘密，必須有一個宣洩的出口。撒網打魚這種很原始、很辛苦，又很有技術性的愛好，可能就是塗作潮給自己找到的“出口”吧。
倒是塗作潮平日裡不經意間展現的本領，讓塗勝華看到了父親“神奇”的一面。
鄰居忘帶鑰匙進不了屋，塗作潮打開鄰居門上的氣窗，攀援而上，輕巧穿過，無聲落地，從房內開了鎖——那時，他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
上世紀50年代後期，“審幹”期間，塗作潮寫自述材料。塗勝華看見他先用紫藥水抄寫一遍自傳，又在白色瓷盤中融入果凍，再將紫藥水寫的原件扣在果凍上，果凍成了印刷版，連續複製了5份。
“文革”期間，塗作潮被造反派毆打致殘，此後所有的檢討書、申訴信件，多由塗勝華代筆。也是在這期間，塗勝華開始對父親的一生有了新的認識。但是直到父親逝世，塗勝華對他的革命經歷仍知之不詳。
本來只想為父親寫一篇紀念文章，卻漸漸欲罷不能。塗勝華擁有社科院英文新聞採編專業碩士學位，這樣的專業背景讓他更熱切地去探究歷史、接近真實，搜尋第一手材料。塗勝華開始四處尋訪。
父親的傳奇，在二十多年裡漸漸塞滿了一座陳列室。
沃羅達爾斯基
塗作潮
最初，塗勝華手中最詳細的資料，就是那份用果凍、紫藥水複印成的塗作潮自傳。塗作潮自己保留了最不清楚的一份。紙張已經發黃變脆，文字斑駁難辨，所述也極是簡略。這卻是父親最全面的一次“講述”自己。
塗作潮1903年生於湖南長沙一個貧寒之家，13歲輟學當了木匠。1920年他是湖南勞工會的首批會員。1921年，他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泥木工人罷工，被老闆辭退。1924年，塗作潮來到了當時中國工人運動的中心上海，進入恆豐紗廠打零工。在那裡，他結識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李立三。同年，經蔡和森之兄蔡林蒸和林彪之兄林育英介紹，加入了共產黨。
翌年，塗作潮參與發動五卅運動被捕。獲釋之後，他被黨組織派到前蘇聯留學。
塗作潮在自傳中記述，當時黨組織對年輕黨員有三種安排，在運動中沒有暴露身份、又有組織領導能力的同志繼續留在上海，轉入地下；身強力壯的年輕同志到黃埔軍校；他和十幾名身份暴露的同志去莫斯科學習。
塗勝華說：“塗作潮身份暴露並不單是因為參與發動五卅運動被捕，出獄後不久，他又開槍打傷過調戲女工的流氓。見義勇為沒錯，但開槍就太冒失了，被黨組織記了一次處分。”
那時候塗作潮年輕氣盛，滿腔革命熱情，行事頗為魯莽，派他出國也是一種保護。他的這種性格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仍有表現，具體情節已不可查，但塗勝華找到了一份“鑑定報告”，上面認定塗作潮的性格不適合秘密工作。
從上海到莫斯科，先乘船到海參崴再轉火車，行程要一個來月。黨組織在這個過程中也對這十幾名留蘇學生進行著考察，分派他們的學習方向。對塗作潮的鑑定意見是“不知秘密工作”，就是說他根本不懂秘密工作。
可是，就是這位“不知秘密工作”的塗作潮，卻學了一身秘密工作的本領回來。
對於在蘇聯學習的這一段，塗作潮自傳中只有簡要記載：1925年11月進入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1927年夏天開始接受軍事訓練。
1991年後，前蘇聯部分檔案解密。塗勝華與俄羅斯駐華使館通信，又藉助各種關係，查找父親在俄羅斯的檔案。最終，他從俄羅斯共產國際檔案館、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俄羅斯軍事檔案館等地，共找到跟父親有關的資料207頁。
塗作潮的俄文名字叫“沃羅達爾斯基”，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號2712的學生。
學外語出身的塗勝華對父親的學習能力很驚訝。在赴蘇留學之前，塗作潮的受教育經歷全部加起來，不過四年。
前兩年的學習，主要是語言和共產主義理論。兩年時間，能用外語熟練交流就不是易事，而塗作潮不但熟練掌握了俄語，還向黨組織打報告，要求學習炸藥、毒氣、爆破等技術，急匆匆地盼著回國暴動呢。
時值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塗作潮列席會議，見到了赴蘇參加會議的周恩來。聽塗作潮介紹了自己的身世，周恩來拍著他的肩膀說：“你幹過木匠，我們以後就叫你‘木匠’吧。”此後20年間，中央許多領導人不知塗作潮真名，“木匠”的綽號卻廣為流傳，併成為其工作代號。
作為中共隱蔽戰線的締造者，周恩來很可能已經慧眼識出這個未來的能工巧匠。中共六大期間，塗作潮向中央呈遞了3份請求儘早回國參加武裝鬥爭的報告。周恩來在其中兩份報告上分別做了批示：“留下學習待討論”和“待決”。
1928年10月26日，經共產國際同意，由中共選派6名學員，秘密學習無線電技術。塗作潮以首選列入名單。為了掩護這次調動，共產國際還向東方大學發了假調令：調沃羅達爾斯基同志去列寧格勒托爾瑪喬夫軍事學院學習。
真實情況是，塗作潮等人去了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為期11個月。
在這段學習快要結束的時候，塗作潮的教員卻給他做了個語氣委婉的不合格判定：“高等數學的知識幾乎等於零，有可能無法完成一年的強化學習。”
這個評判，可以確定是來自報務教員。塗作潮在一份材料中曾提起過，自己小時候得過腦膜炎，腦子反應慢。一個合格的報務員要求每分鐘能記錄下100個電碼，自己卻連30個都記不全，把教員氣得夠嗆。
不過，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的政委給塗作潮指了條明路：報務學不好，就專攻機務。機務是組裝、維修電臺，算是“電工”，雖然和塗作潮精通的木匠活差著十萬八千里，但都講究“心靈手巧”。塗作潮也真是觸類旁通，學起機務來如魚得水。“不合格”的報務員倒成了專家級的機務員。
福利電器公司
1930年3月，在蘇聯結束無線電通信學習的塗作潮，奉命與同學宋濂回到上海。
塗、宋二人的回國可謂正當其時。中共六大之後，各地武裝起義風起雲湧，根據地和紅軍也在不斷擴大。中共中央位於上海，與各根據地之間的通訊聯絡還全靠交通員往返送信，不但速度慢，而且非常危險。因此，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電臺。中央特科的李強，被周恩來任命為籌建電臺的負責人。
塗作潮和宋濂到上海的第二天，李強就跟他們接上了頭。
當時黨內學過無線電通信的人少之又少，負責籌建電臺的李強也是對照著英文無線電書自學成才的。塗作潮、宋濂這樣受過正規無線電通信培訓的專業人才，可是求之不得的“寶貝”。李強當然不滿足只讓他們做專業人才，而是讓他們當起了師傅，著手舉辦無線電訓練班培訓電報人才。培訓班直屬中央特科領導，具體負責人是李強、張沈川、吳克堅等。
為保密起見，第一期訓練班採取分散居住，單線聯繫，登門教學的方式。兩三個月後，第一批學員出師了，訓練班也有了些經驗。第二期訓練班在法租界巨籟達路（今鉅鹿路）四成裡十號租了一棟三層小樓，集中教學，以提高效率，對外以“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為名作掩護。
據說，“福利”這個名字來自於塗作潮發音不標準的英語。塗作潮總是把frequency（頻率）這個單詞念成flequency，聽起來很像中文“福利”。於是，李強打趣說，那公司就叫“福利”吧。
雖然掛著工廠的牌子，可這個福利電器公司對外根本沒有業務聯繫和往來，很容易讓人起疑。李強等人曾提醒過，但當時的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顧順章說，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個可靠的內線，有事一定會事先通知。
第二期訓練班就這樣辦起來，塗作潮也參加了機務專業的教學工作。1930年12月17日這天，果然出事了。
後來張沈川回憶，那天下著細雨，李強、塗作潮、宋濂等人都不在。他正在二樓指導學員們練習收發報。突然，6個特務破門而入，其中還有一個外國人。他們用槍指著張沈川大喊：“不許動！你叫什麼名字，什麼地方人？自己寫在紙上。”隨後，特務們開始翻箱倒櫃地搜查起來，連棉被都一一撕開檢查。
訓練班有個暗號，二樓前屋窗簾右角如果拉開，就表示出事了。危急時刻，躺在床上的學員謝小康，趁特務不注意翻了個身，把窗簾右角拉開了。此時剛好走到弄堂口的宋濂發現暗號，急忙趕去通知李強。
塗作潮就沒那麼幸運了。當天李強讓他去公司講授變壓器，其中包括用清漆消除變壓器噪音。午飯後，他拎著油漆桶來到福利公司，可敲了半天門就是沒人應。塗作潮覺著不對勁，但他知道此時不能跑，也不能露出半點驚慌的神色，暗地裡不知道有幾雙眼睛正盯著他呢。
塗作潮只好硬著頭皮繼續敲門，一個外國巡捕出來，嘰裡呱啦地說了一通外國話。塗作潮聽不懂也不敢走。外國巡捕拿出工作證給他看，意思是他是來執行公務的，塗作潮故作不知還堅持要進去，並說著半吊子英語表示要進去要賬。老外看塗作潮纏夾不清，狠命踢了他一腳，氣沖沖地關上了門。
脫離險境的塗作潮不敢直接回家。他假裝若無其事地在弄堂外面的空場上看了一會兒賣膏藥的耍把戲，確信後面沒人盯梢，才接連換乘了兩次電車，來到西摩路李強的住處。
第二天，上海《申報》登出破獲秘密電臺的消息：昨午十二時許，市公安局局長袁良，忽據密報，為現有大批反動分子，匿跡法租界巨籟達路四成裡十號屋內，私設無線電機，圖謀不軌……捕頭復派中西包探前往，果在屋內三層樓搜出無線電聽筒及電線多種，當場獲得男女二十餘人，一併帶入捕房。
在獄中，被捕的同志雖經嚴刑拷打，卻沒有一人暴露身份。直到1937年8月，他們才在周恩來的多方營救下出獄。不過，此時已有四名同志犧牲了。
這次事故對黨剛剛萌芽的電訊事業無疑是一次重創。事後，顧順章在新世界飯店開了一次檢查會。
塗作潮這次遇事不慌，機智脫險。可不久後，他就經歷了第二次險情。這個造電臺、修電臺的機務專家，險些吃了沒有電臺的大虧。
前頭殺了張輝瓚
1930年，在蔣介石對我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一次圍剿中，國民黨軍前線總指揮張輝瓚被紅軍生擒。此事還被毛澤東寫進了名篇《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中共中央當時還在上海，與中央蘇區沒有電臺聯絡，紅軍活捉張輝瓚的驕人戰績，只能在兩三週後，交通員由江西趕來才獲悉。同時，國民黨方面又派人來秘密談判了。
張輝瓚是蔣介石的愛將，在北伐中成名，他竟被紅軍活捉，在國民黨中引起軒然大波。國民黨向中共提出談判條件：願以現洋20萬、醫藥20擔、釋放南昌所屬監獄關押的一百多名共產黨政治犯，以及一個整裝旅投城紅軍等為代價，換回張輝瓚。
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現實條件，交換張輝瓚都是對中央蘇區極為有利的選擇。中共中央原則上同意了國民黨的談判條件，並委派塗作潮和中央軍事部士兵運動科秘書李翔梧，隨國民黨方面前往江西，然後再與中央蘇區聯絡。
一直做技術工作的塗作潮怎麼會被任命為談判代表呢？塗勝華告訴紀事君（ID：bjrbjishi），第一次反圍剿中，紅軍繳獲了一部半電臺，俘虜了10名國民黨報務人員。塗作潮要去中央蘇區，讓這些珍貴的戰利品運轉起來。那半部電臺指只有收報機，沒有發報機。後來人們說黨的通訊事業是“一部半電臺起家”，指的就是此事。
這段經歷，鮮為人知。1981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在中南海小禮堂請原中央特科的老同志們座談。塗勝華推著輪椅上的父親參加了。
會議快結束時，李強說，今天“木匠”沒說話，有兩件事必須記下來。一是“木匠”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去談判張輝瓚的事；第二件事，“木匠”收過一個徒弟李白，是《永不消逝的電波》裡李俠的原型。
“文革”剛開始時，塗勝華想去江西“串聯”。父親聽說後，曾對他說，江西南昌城東30裡有個城崗村，如果你路過那裡，找一個叫魏朝鵬的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塗勝華一頭霧水，父親卻一如既往地沒有更多解釋。後來塗勝華沒能去江西，此事也就放下了。幾十年後，塗勝華瞭解到這兩件事的聯繫，才知道父親經歷過的兇險。
1931年2月，在國民黨官員的陪同下，塗、李二人從上海來到南昌。在旅館住下後，李翔梧無意中在報紙上看到一則讓他們瞠目的消息：張輝瓚已經人頭落地了。
中共中央在安排著談判，中央蘇區卻已經把張輝瓚處決了。沒有電臺及時聯絡，兩頭消息不通，各行其是，卻讓談判代表塗作潮和李翔梧身處險地。
這還怎麼往下談判啊？塗、李二人一合計，跑吧！他們當時正好身著國民黨軍服，趁著陪同的國民黨軍官還不知道張輝瓚已被殺，一路向城外跑去。
那天下著雨，二人一口氣跑出30裡地，到了城東的城崗魏村，說什麼也跑不動了。正在走投無路時，他們敲開了魏朝鵬的家門。
這個魏朝鵬也不簡單，是個青幫的江湖中人，魏朝鵬不動聲色地給每人擺出四個茶碗——這是青幫的“切口”，每隻茶碗代表不同用意。做地下工作的塗、李二人，卻也知道些黑道暗語。他們都端起了代表“救命”的第四個茶碗。
魏朝鵬當下把他們二人認作幫中兄弟，非常熱情仗義，把他們化裝成瓷器商，一路護送回上海。
不久，塗、李二人與黨組織接上了頭。他們卻並未向魏朝鵬捅破這層窗戶紙。為了感謝魏朝鵬的救命之恩，塗、李二人跟魏拜了把子，交換了金蘭譜。金蘭譜上塗作潮用的名字是宋有才，李翔梧用的則是林萬選。
經歷了此番波折，塗作潮不久後還是到了中央蘇區。在他的手中，那“一部半電臺”的種子開始發揮作用。塗作潮此後當過中央紅軍無線電通信來料處主任和通信材料廠廠長。靠著一把克絲鉗、一把扳手和幾把改錐，用繳獲來的戰利品、秘密購買的電子管，塗作潮為紅軍組裝、維修了第一批電臺。此後，他還用一雙巧手，給中央蘇區組裝了發電機、蓄電池，甚至還參與兵工廠的工作，改進手榴彈。
而魏朝鵬卻始終不知自己救的是兩名共產黨員。回到故鄉後，他常跟村裡人誇耀自己救了兩名國民黨軍官，還受到幫中表彰的事。沒想到，1951年此事卻成了魏朝鵬的一大罪狀，不久他就被當地打成了惡霸地主。
塗勝華知道尋找恩人一直是父親的心願。上世紀90年代，他終於託南昌的朋友找到了魏朝鵬的後人。1998年，塗勝華代表塗家和李家，給魏家送了一塊謝恩匾。魏家後人非常重視，把匾上的內容刻在了老人的墓碑上。
多年後，魏家祖墳面臨拆遷，塗勝華將魏朝鵬的墓碑運到北京，收藏在陳列室裡。
親歷西安事變
1945年，塗作潮（前排右立者）和伍雲甫（前排左一）等在延安合影。
1934年紅軍開始長征，塗作潮身患瘧疾，隨項英、陳毅部隊轉移，後來在戰鬥中與部隊失散。經過了將近一年的顛沛流離，塗作潮又回到了上海，聯絡上黨組織後，他又幹起了地下黨。
“木匠”歸隊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陝北。周恩來兩次電令調這位精通電信的“木匠”到西安或延安工作。
1936年秋，塗作潮奉命前往西安組建電臺，在那裡，他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西安事變。向延安傳遞捉蔣消息的電臺，就是出自塗作潮之手。
在自傳中，塗作潮寫道，1936年中秋節前他化名蔣貴庭來到西安，按照組織指示住進東大街西京飯店。第二天，劉鼎就找到了他。
劉鼎是他在蘇聯留學時的老同學。1936年3月，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從上海到達西安，對外的公開身份是張學良的秘書，實際上他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東北軍代表。後世史家認為，整個西安事變中，劉鼎對張學良的影響舉足輕重。
為了能更好地跟延安溝通，劉鼎迫切需要一個自己的電臺，他讓塗作潮組裝電臺的要求是能跟延安通報、花錢少、體積小。沒過兩天，塗作潮把一臺日本收音機改裝成了一部5瓦電臺。劉鼎把電臺拿走後的第二天，高興地告訴塗作潮，已經跟延安聯繫上了，電臺性能很好，就是聲音有點小。
塗作潮很快又做了一臺能用乾電池做電源的5瓦電臺。他還發揮木匠手藝，親手給這個電臺打了個小木箱子。這個小電臺輕巧靈便，便於保密和機動。那時候敵人探測電臺位置的辦法是分區停電，對這個乾電池電源的電臺毫無效果。
鑑於塗作潮精湛的技術，黨中央幾度電令塗作潮從西安前往延安。而西安黨組織的領導葉劍英和劉鼎深感塗作潮作用重大，幾度“抗命”：“如木匠不來而對家中無技術質量的損害，可留在我處，我有多方用途。”
西安事變前夕，劉鼎又讓塗作潮做一部功率100瓦、能和全國通報的電臺，並對塗作潮說：“如果西安沒有零件，可以坐飛機去上海買。”
塗作潮是第一次搞這麼大功率的電臺，沒有合適的變壓器，他就自己計算線圈匝數，親手繞制。買不到合適的886型水銀真空管，他便用4只80型號的真空管代替。但還是有些零件，比如濾波器、211型號真空管等，在西安買不到，又無可替代，劉鼎還真的千方百計搞到了手。
西安事變前三天，塗作潮奉命搬進張學良的府邸繼續組裝電臺。
作為一名技術人員，塗作潮並不知道自己正處於歷史的風暴眼上。1936年12月13日，喜形於色的劉鼎告訴塗作潮，頭天晚上蔣介石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扣留了。5天后，塗作潮在張學良公館見到了前來斡旋的周恩來。
碰見久違的“木匠”，周恩來也喜形於色，他熱情地拉住塗作潮的雙手說：“木匠啊！木匠！我們又見面了。這些年你吃苦了。”
隨後，周恩來摸著自己的鬍子歡快地問：“喂！木匠，你看我的鬍子這樣長了，你有刮臉刀嗎？”塗作潮說：“有，只是不太快。”周恩來說：“不要緊。”接過刮臉刀就把蓄了六七年的大鬍子刮乾淨，容光煥發地去和蔣介石談判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1日，當時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派專人把參加總理遺體告別的通知送到了塗作潮病床前。塗勝華記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父親已經癱瘓在床，還能動的左手止不住地顫抖著，眼淚無聲地奔湧而出。
周恩來也從來沒有忘記過“木匠”。1962年，塗作潮因直言批評“大躍進”而被定為反黨分子。周恩來得知此事時說：“這個塗作潮頂多就是心直口快，脾氣暴躁，他怎麼可能反黨呢？”
後來，在周恩來的干預下，塗作潮終於摘掉了戴了5年之久的反黨分子帽子。
“真夫妻 假同志”
塗作潮一家在延安時的合影。
電視劇《潛伏》中，餘則成和翠平的形象幾乎成了地下工作者的代表。塗勝華也和紀事君（ID：bjrbjishi）聊起了這一對隱蔽戰線的革命情侶，話題自然轉向了他的父母：“餘則成、翠平是‘假夫妻、真同志’，這樣的組合在隱蔽戰線不少見。我的父母卻是‘真夫妻、假同志’。”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黨的隱蔽戰線重要領導人潘漢年被派往上海，塗作潮也跟著他到了上海，籌建和恢復黨在上海的秘密電臺。
塗作潮化名蔣林根，在赫脫路（後常德路）572號租個門面，開了一家恆利無線電修理公司。一方面，他確實有修理無線電的手藝，另一方面，收音機和電臺的很多零件通用或類似，他裝配、維修電臺更容易掩人耳目。很快，塗作潮就修好了上海地下黨組織的一臺不能發報的機器，同延安恢復了聯絡。
但塗作潮身上還是有一個容易讓人起疑的地方：這個老實本分、小有家業的“小老闆”，已經三十多歲了卻還是光棍一條。
地下黨員身上任何一點“異常”，都可能是身份暴露的導火索。隱蔽戰線鬥爭的特殊性和殘酷性就在於此。塗作潮也真的因為獨身而被人懷疑過。
那是開辦恆利無線電修理公司不久，一位經常一起玩牌的米店老闆在閒聊中忽然對塗作潮說：“我看你像共產黨。”
塗作潮暗暗吃驚卻不露聲色，若無其事地問：“像在哪裡呢？”
“你一個人住一棟房子，平時多問少說。你沒有老婆孩子，我看你的收支也說不清楚。”
塗作潮倒是一一作了合理解答：“房子我租出了一半，我做了二房東，租金兩兩相抵還有剩餘呢。老婆嘛，你給我介紹個女大學生吧。”據說那個米店老闆是大學生，塗作潮和他開著玩笑。
接下來的話，塗作潮語含機鋒：“我看那些槍斃的共產黨，都是穿長衣、套西裝、戴眼鏡的識文斷字的先生。我看你才像哩！”嚇得那個米店老闆連連擺手告饒：“別亂講！要是外面有‘包打聽’把我們的話聽了去，大家都要倒黴。”
這番對話，塗作潮立即向黨組織作了彙報。儘管米店老闆不過是在閒扯聊天，並沒有真正懷疑，但黨組織還是讓塗作潮消除“大齡單身”這個破綻。
塗作潮對米店老闆所說的並非全是假話，他確實把房子的一半租了出去，而且是租給了一個叫宋金朝的巡捕，當然租金並非如他所說能“兩兩相抵”。巡捕房客實際上是塗作潮給自己找到的一個“護身符”。有了他，塗作潮和三教九流都交了不少朋友。他的妻子張小梅，也是這個巡捕房客給介紹的。
塗勝華介紹，那時候他的母親是寡婦，前夫是患癆病也就是肺結核死的。在那個年代，癆病非常可怕，人們避之唯恐不及。母親就帶著塗勝華同母異父的大哥艱難度日。
塗作潮卻沒有嫌棄，答應了這門親事。黨組織經過調查，確定張小梅是個身世可憐、勤懇本分的家庭婦女，也批准了塗作潮和張小梅結婚。
塗勝華說，之所以說他們是“真夫妻”，是因為他們是真的結婚、真的生活在一起，真的相濡以沫一生。他們婚後育有五個子女，對老大，父親也視如己出。
而“假同志”，則是說在婚後，塗作潮仍舊從事地下工作，真實身份乃至真實姓名對自己的妻子都沒有透露。
生活在同一屋簷下，難道張小梅對自己丈夫的秘密工作絲毫不知？塗勝華說，父親的秘密工作都是揹著母親進行的。母親又是一位傳統的中國婦女，文化水平不高，一心操持家務，幾乎不過問父親生意上的事情，對父親擺弄的那些電子零件更是一竅不通。
塗作潮的秘密工作連自己的妻子都瞞過了，更何況是敵人。直到結婚五年後的1942年，塗作潮忽然面臨身份暴露的風險，不得不緊急撤離上海。臨行前，他才對張小梅道出了實情：“我的真名叫塗作潮，不是蔣林根。我是共產黨。如果我以後回不來了，那時又是共產黨坐了天下，你帶著孩子去找毛澤東。毛澤東是共產黨的領袖。他會管你們孃兒幾個吃飯穿衣的。如果共產黨沒有坐天下，你就帶孩子嫁人吧。不要再提塗作潮的名字了。”
這次分別是暫時的，塗作潮從上海撤出後，被接到了江蘇的新四軍軍部。不久，黨組織把張小梅和他們的孩子也接了出來。一家人團聚後，幾經輾轉，於1943年到了延安。
迫使塗作潮緊急撤離上海的原因，是他的徒弟李白被日本人抓捕了。
永不消逝的電波
塗潮從上海撤出後，幾經輾轉，與1943年到達延安。這是塗作潮（中）和紅軍時期無線電通訊老戰友的合影
李白，就是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英雄電報員李俠的原型。塗作潮手把手地教會了他機務技能。
1937年6月，上海地下黨組織給塗作潮引見了剛從延安來的報務員李白。塗作潮早在中央蘇區時就認識李白。當時李白是中央紅軍首批無線電訓練班的12名學員之一。組織上希望塗作潮教李白學習機務，讓他成為一名既能收發報，又會製作電臺的全能型人才。
於是，塗作潮賣掉了原有的“恆利無線電公司”，同李白一起在威海衛路1520號租了兩間店面，成立了“福聲無線電公司”。塗作潮夫婦住在二樓，李白和賬房先生住在三樓。李白對機務知識的學習很用功，兩三個月就掌握了裝配和修理無線電的技術。
到了1941年春末，福聲無線電公司的一個學徒忽然失蹤了。為了保證安全，組織上決定讓塗、李分家，單獨工作，以免被敵人一網打盡。於是，塗作潮離開“福聲”，在新閘路開了一間“聞遠無線電公司”。
1942年中秋節前後的一天，塗作潮忽然接到黨組織的通報：李白被捕了。
《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有這樣一幕，日本特務突然闖進李白家，從地板中搜出了發報機，卻沒有找到收報機。特務摸了摸收音機是熱的，便一起帶走了。
塗勝華說，這臺收音機實際上是塗作潮發明的無形收報機。在傳授給李白技術的時候，塗作潮也在潛心研究秘密電臺的隱蔽技術，利用收音機制成的無形收報機就是他最重要的成果。
收報機和收音機是一個原理，區別在於是否有差頻振盪器。塗作潮的設計非常巧妙，用兩根鉛筆粗的線圈，一頭鉤在真空管的屏級上，另一頭套在震盪管的鋁帽上，再把收音機的音量控制器加以改造，這就構成了收報機的差頻振盪器，收音機就能接收電報信號了。一旦取走線圈，收報機立即又變回了普通的收音機。在日本人闖進來的一刻，李白扯掉了那兩根臨時線圈，捋直、揉亂，丟在一邊。
儘管日軍用分區停電等手段查獲了李白的電臺，但他們搜到的證據只是一臺再普通不過的收音機和一個發報機。單憑一個發報機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電臺。而且，這臺發報機也經過了塗作潮的改進，功率從100瓦降到了僅僅7瓦。這種功率的發報機通訊距離非常有限。日本電信專家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臺僅僅7瓦的發報機竟能把信號送到千里之外的延安去。
由於證據不足，日軍定不了李白的罪名。而他們又把李白認作是為國民黨要員工作的私人電臺，試圖加以利用，最後把李白釋放了。
李白被捕時，後果難料，第一個面臨風險的就是塗作潮，他不得不緊急撤離了上海，就此告別了地下工作。
新中國成立的前夜，仍在上海從事秘密電臺工作的李白第二次被捕。這一次，他沒有那麼幸運，犧牲在國民黨的屠刀下。
1957年前後，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他們根據李克農的指點，找到塗作潮製作電影道具——當年，就是李克農把塗作潮派到上海的，他也是後來塗作潮和李白的直接領導，最清楚李白和塗作潮的關係。
從此，塗家小兄弟經常看到夜晚父親叼著廉價的勞動牌香菸製作電臺道具的身影。塗勝華記得哥哥延華曾給他講過這樣一幕：電臺道具做好後，塗作潮讓延華試試。當延華興致勃勃地“嗒嗒嗒”發報時，突然聽見身後的父親戚然說道：“只有鬼才收得到。”延華回過頭，只見父親一臉悽慘。塗作潮很少跟孩子們談起革命年代，但那一刻他失去戰友的錐心之痛，深深印在延華的心中。
後來，《永不消逝的電波》紅透全國，但塗作潮從未向人提起過自己與李白的關係，甚至拒絕在電影后面署名。尚在年幼的塗勝華還搞不懂父親與李白的關係，直到多年後這段歷史才漸漸清晰起來。
原航天部200廠的老廠長馮道生曾對塗勝華回憶，1949年8月28日，身為中央無線電器材公司軍代表的塗作潮帶他參加了李白等三名烈士的追悼會。塗作潮隻字未提與李白的關係，只是默默地站在1000多名各界群眾中。
也許是近二十年地下工作的錘鍊，讓塗作潮習慣了隱身幕後，淡泊名利。即便是在幕後英雄中，他也站得更靠後——他的工作很多時候是在為幕後英雄們服務。
1984年12月31日，塗作潮逝世。《人民日報》刊登的訃告寫道：“塗作潮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的一生，無論在白區做地下工作，還是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他都卓越地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任務。”
“一個老人的逝去，有如一座圖書館的消失。”塗勝華當學生時，記住了這句英國諺語。塗作潮這位1924年入黨的老人逝去後，他的兒子翻開了父親這部厚重的書。
據塗勝華統計，自1994年到紀事君（ID：bjrbjishi）採訪時的2012年，塗作潮史料陳列室共接待參觀者500餘人，包括官方人員，兩岸的研究學者，以及和他有生意往來的各國朋友。
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也曾來過，他進門第一句話是：今天是塗老的週年。“那天是1996年12月31日，北京飄著漫天大雪。”塗勝華說。
本文原載於《北京日報》2012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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