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政府總理和外長最近先後表達改善對華關係意願，表示願意保持中澳關係的穩定與發展。中澳兩國經貿關係密切、民眾福祉相連，兩國在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等問題上利益與觀點相近，這些理應成為兩國加強合作、保持健康關係的助力。從這個角度講，澳大利亞領導人的態度理應受到歡迎。
但有些話要說在前面，保持中澳關係健康穩定發展應是兩國的基本方針，中國曆來如此，澳大利亞領導人也不應將其作為應對國內政治壓力和政黨競選的應急或權宜之計。缺乏誠意的應急或權宜之計在國與國關係中時常存在，短時間或許有效果，但長遠來看只會損害國家間、特別是兩國人民間來之不易的信任。
國與國之間存在不同觀點、看法甚至一些紛爭，是國際關係中的正常現象，不應成為影響國家間正常關係的藉口，更不應成為政治人物操控國內政治的工具。過去一個時期，中澳關係紛爭的表象，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亞一些人所謂的中國在澳影響力增強以及中國在南海“維權”力度的強化。
但實際上，中澳兩國相互而非中國單方面影響力的增強，是兩國經貿、政治、人文等各方面交流數十年來不斷加強的客觀結果，符合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等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對全球化客觀結果觀察和總結的規律。若將其歸因於中國有意識地單方面增強對澳大利亞影響有違客觀事實，藉機指責中國“輸出意識形態”和“干涉內政”則更是不僅有違事實，而且直接損害兩國關係。要知道，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也是深受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外部世界深刻影響的40年。正是因為中國一直理性對待這些外部影響，並未因此關上“開放”的大門，才有了今日中國的崛起。
但凡稍微瞭解中國外交政策的人，都不會相信中國刻意“輸出意識形態”或“干涉別國內政”。一國意識形態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背景，外部主觀意志和武力很難強加。即便強加，也難收穫希望的結果。西方國家對世界上不少國家強加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但並未獲得如意結果，就是明證。德國和日本若非因為戰敗而被強行“改造”，也不會有今日的結局。
就中國而言，我們一向歡迎其他國家借鑑中國發展經驗，但同時也一再強調任何借鑑都需因地制宜，需要像中國一直以來那樣“走自己的路”。國際關係的實踐也反覆證明，干涉別國內政不僅難以實現一國想要追求的政策目標，而且極易產生相反作用，傷害被幹涉國政府和民眾的情感，甚至引起對方的強烈不滿和敵意。本世紀初，西方國家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武裝干涉的結果，就是如此。另外，中國在近代史上深受列強“干涉”之苦，這直接催生新中國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尤其是“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外交準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是中國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外生因素。中國的外交理論與實踐都表明，澳大利亞一些人所謂中國對澳推行“意識形態輸出”或“干涉澳大利亞內政”之說，都是無稽之談，根本不符合中國的外交政策和邏輯。
至於另一個常被澳大利亞政客和媒體炒作的南海問題，對中國現代史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對南海主張主權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經濟崛起後的領土“擴張”要求，而是包括清朝和中華民國在內中國曆屆政府的連續主張。確定二戰後亞太地區和世界秩序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均有關於中國南海主權的內容，美國當初還派遣軍艦協助中國恢復對南海諸島行使主權。南海問題之所以在中國重新崛起過程中熱點化、複雜化，根本原因就是大國地區主導權之爭導致的政治化產物。澳大利亞並非南海當事國，但卻主動置身其中。而它對自身和盟國海洋權力的主張與實踐與中國並無差異，這種對自己、盟國和對華的“雙重標準”，以及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內容的選擇性遺忘，都很讓人費解，也自然會引起中國不滿，導致兩國關係的不和諧。
以上分析表明，影響中澳兩國關係的根本因素不在於兩國的表象“紛爭”，而在於澳大利亞是否有將兩國關係健康持久發展置於首要位置的實質性誠意。如果沒有這種誠意，兩國可以隨時找出無數的“紛爭”，而僅將暫時的改善關係作為應對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的臨時舉措和權宜之計，更是可能根本損害兩國關係的穩定與發展。▲(作者是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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