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易寒
從前有一個國家，它的名字叫南斯拉夫。在1992年2月，這個國家行將解體的前夕，一位電影導演決定在他的故鄉薩拉熱窩舉辦一場電影節。
這人叫埃米爾·庫斯圖裡卡，戛納金棕櫚獎影片《地下》的導演，同時也是搖滾樂手、動物園園長、瘋癲的婚禮司儀、馬拉多納死忠粉、敢跟鐵托手槍決鬥的男人。
埃米爾·庫斯圖裡卡（Emir Kusturica），1954年生於前南斯拉夫的薩拉熱窩，電影導演、演員、音樂人。其導演的電影《爸爸出差時》和《地下》等作品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他親歷了前南斯拉夫的輝煌、夢想與迷惘，也見證了人們的狂熱與覺醒，還有對未來的嚮往。遺忘是之所以能活下去的一個原因，這是他的觀點，但“絕不會向遺忘屈服”，這是他的立場。因為在他看來，生活顯然也需要真相。他的回憶錄《我身在歷史何處》敘述了自己的童年、家庭與昔日南斯拉夫，被認為“風格粗獷卻打動人心”。其漢譯本於2017年11月出版。
隨著時間的流逝，遺忘逐漸成了人類的一項基本藝術。人總有些思緒是受激情支配的，倘若遺忘這個君王不能弱化這些思緒，不能讓它們恢復理智或是變得井井有條，那我們的大腦可能就只是一個簡單的集裝箱了。
——埃米爾·庫斯圖裡卡，《我身在歷史何處》。
瘋狂
邀約翰尼·德普一起，在故鄉辦電影節
在一個馬上就要打仗的地方辦電影節，這人的腦筋顯然不太正常，於是他找來一個和他差不多瘋的傢伙來幫忙。他就是約翰尼·德普，人見人愛的傑克·斯派洛船長——當然，那時距離他踏上黑珍珠號的甲板還有好幾年。庫斯圖裡卡在美國拍攝《亞利桑那之夢》的時候，和作為主演的德普結下了深厚友誼。在庫導看來，除了講著肯塔基口音的英語，德普和他家鄉的茨岡人簡直一模一樣。
約翰尼·德普在《加勒比海海盜》（2003）中傑克·斯派洛船長。他於1992年2月同埃米爾·庫斯圖裡卡在薩拉熱窩見面籌劃電影節（夭折）。
二月的薩拉熱窩，冷空氣和戰爭的陰霾使德普得了重感冒。儘管如此，兩人還是造訪了當地特色的咖啡館，和軍火販子打交道，一邊聽婁·裡德的專輯一邊閱讀諾貝爾獎作家安德里奇的小說。德普靠庫導的母親近乎巫術的偏方治好了感冒，在庫導兒時住過的房子裡睡了一夜。後來那座小屋在戰爭中被摧毀，庫斯圖裡卡想起，德普竟然成了最後一個在那裡睡過覺的人，不由得感慨萬千。電影節當然沒有辦成，但庫斯圖裡卡用筆記錄了這位好萊塢巨星造訪東歐小國的奇妙經歷，和他的電影鏡頭一樣絢爛、幽默、充滿驚喜——而這只是他的自傳《我身在歷史何處》精彩篇章其中的一段而已。
《我身在歷史何處》
譯者：苑桂冠
版本：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11月
“1961年，尤里·加加林飛上了太空，而我踏上了去學校的路。”自傳裡，庫斯圖裡卡這樣開始了他的童年。我的眼前浮現起了電影《爸爸去出差》裡面的場景：青灰色的鋪石路上，小埃米爾揹著書包蹦跳著，高音喇叭播放著富有時代氣息的進行曲……
小埃米爾的父親是信息部的高官。在庫斯圖裡卡印象中，爸爸總是不分晝夜地高談理想，為此沒少惹媽媽生氣。靠他的幫助，庫斯圖裡卡得以早早進入電影圈——他首次觸電就是在《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跑龍套——還能去東歐文化中心布拉格的電影學院深造。
中國人喜歡拿姜文與庫斯圖裡卡相比，即使姜文從來沒承認過自己喜歡他，但沒人能否認二者之間的相似。如果說庫斯圖裡卡的出身相當於北京的大院子弟，那他的童年玩伴，那些熱衷於抽菸喝酒、踢球泡妞的茨岡野孩子，就和我們這裡的京城頑主沒什麼區別。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的處女作《你還記得多利·貝爾嗎》和《陽光燦爛的日子》如此相像——儘管地理位置相隔幾千公里，卻分享著相同的記憶養料，彷彿一對出生時被迫分開的孿生兄弟。
《你還記得多莉·貝爾嗎》（1981）劇照。六十年代，南斯拉夫某區決定用樂隊豐富年輕人的生活，青年迪諾的一班同齡朋友們整日在陳舊的社區中游蕩。當地的年輕人將一位女孩多莉·貝爾給迪諾看顧，父親暗中發現了女孩，但並未聲張反而給迪諾更多的零用錢。迪諾和多莉貝漸漸互相產生了好感，然而某天夜裡事主突然到訪，帶領幾個青年在迪諾面前將多莉·貝爾侮辱後帶走。
對於這位作家以及兩位導演，“狂歡”一詞也都恰好能概括他們喧鬧、奔放的風格。當時社會創造出的那個秩序失範，同時充滿理想光輝的世界，就如一場巨大的狂歡節，他們可以沉浸在這種氣氛中，同時又不被殘酷的現實傷得太狠。這種情緒影響了他們的創作，也影響了他們的一生。
熱愛
在愛情與電影間，選擇愛情
庫斯圖裡卡說，他本來打算出一本常規的自傳，但寫著寫著就變成了一部關於自己的小說。我覺得這是對勁的：只是老老實實地陳述事實，不用到誇張和隱喻，那老庫就不是老庫了。
書中最富小說色彩的是這麼一段情節：年輕的庫斯圖裡卡在布拉格求學期間，陷入了與兩個女孩的愛情糾葛中。一個是家鄉的女孩，被當地小流氓稱為“薩拉熱窩的珍珠”；另一個是匈牙利姑娘，外表清純卻工於心計。庫斯圖裡卡為兩個姑娘兩地奔波，心力憔悴，渾渾噩噩。更糟的是，第三個“情人”插了進來，攪得庫導心亂如麻——費里尼的新片《阿瑪柯德》。
《阿瑪柯德》（Amarcord ，1973）劇照。導演費里尼曾說：“一個人所能做的記錄，永遠是，也只能是對他自己的記錄。”該片被推崇為其個人寫實手法的代表作，也被視為他最重要的自傳作品之一。
庫斯圖裡卡熱愛費里尼。就算不愛，作為電影學院的學生，不看這位大師的作品也算是罪過了。年輕的庫導看了三遍《阿瑪柯德》，不是因為他喜歡——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因為每次電影剛開頭，他就像中了邪一樣睡著了。頂著同學們鄙視的目光，庫斯圖裡卡苦苦思索其中的原因，最後得出結論：是愛情的魔力掩蓋了費里尼的魅力。當愛情和電影同時出現在生活裡時，他本能地選擇了前者。最終他選擇了家鄉的姑娘，向她求婚成功。兩人攜手進入電影院，第四次觀看《阿瑪柯德》時，奇蹟發生了，他再也沒有睡著。“我一邊看著電影，一邊握著馬婭的手，好像坐在飛機上，在這部傑作面前驚得說不出話來。”
《德里納河上的橋》
譯者: 高韌
版本: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7年8月
作為一名偉大的導演，庫斯圖裡卡熱愛電影，同時他也熱愛音樂，熱愛足球，熱愛小動物，為此甚至擁有一個動物園。他熱愛建築，用拍電影賺的錢在山上建了一座小村莊，還建了一座小城，致敬他崇拜的作家安德里奇的小說《德里納河上的橋》。在這所有的熱愛中，他最愛的是生活本身，永不厭倦。這樣一個人，拍出一部取名叫《生命是個奇蹟》的電影是件毫不奇怪的事。至於他在戛納頒獎晚宴上自稱是狄俄尼索斯之子，就更加不足為奇了。
《生命是個奇蹟》（2004）劇照。1992年南斯拉夫內戰前夕，工程師盧卡為修建一條旅遊線路，帶著妻子嘉德蘭卡和兒子米羅來到波斯尼亞地區的山上安營紮寨。戰爭不久爆發，兒子應徵入伍，妻子與情人私奔，失意的盧卡在隆隆炮火中等待著妻兒的歸來。偶然機會，盧卡從士兵手中救下穆族女子撒巴哈，情感故事由此被改寫。
其實庫斯圖裡卡並不是一下子就變成酒神的。早期的庫斯圖裡卡尚沒有那麼喧鬧，癲狂的時候，他更像是個俄爾甫斯密儀的大祭司，而非狂歡節的首席小丑。夢幻和意識流是更適合他的標籤。《你還記得多利貝爾》的主角痴迷於催眠術；《爸爸去出差》裡，小男孩夢遊的情節充滿迷人的隱喻；《流浪者之歌》的主角有著神乎其神的超能力，新娘在空中懸浮產子等奇觀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這些橋段固然饒有趣味，其中還是能看出諸如費里尼等諸多前輩大師的影子。
可見，儘管此時的庫斯圖裡卡已經是個技巧純熟的藝匠，然而身上仍然帶著一絲模仿的印記。人們熱愛這些電影，是因為這是首次有人用這樣的方式，講述發生在南斯拉夫這樣一個奇妙國家的故事——並且這些鏡頭對準的不再是英雄和領袖，而是邊緣人物：郊區青年、不同政見者、吉普賽人……這種傾向到了《亞利桑那之夢》時變得尤為明顯。全片正如片名所說，彷彿一個飄飄散散，難以捉摸的夢，意境美妙，但缺少現實的力度。
當《地下》出現時，我們熟悉的庫斯圖裡卡誕生了。角色行為乖張，彷彿有十倍於常人的血肉之力。喧囂的巴爾幹朋克似乎永不止歇。這固然有庫導自身求變的因素在裡面，但更多是因為那場撕裂國家的戰爭給他帶來的震動。
庫斯圖裡卡在《地下》（1995）中通過三位人物（知識分子和投機商馬高、他的朋友黑仔、他們共同的愛人娜塔莉）傳奇般的人生展現了他對南斯拉夫這個民族的理解與複雜情感。
暴力橫行的年代，秩序失範，原先那些被壓制為潛意識囈語的創造力被徹底釋放了出來。震天的槍炮聲被他化為震耳欲聾的音樂，戰場上的瘋狂殺戮變成了一場又一場狂歡慶典。不管是《黑貓白貓》《給我承諾》對民間童話故事的後現代變奏，還是《生命是個奇蹟》《漫漫銀河路》的荒誕悲喜劇，熱鬧的外表下無不透著大悲憫。這時他的電影裡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婚禮，越來越多的動物——這或許是因為他在戰爭中見到了太多生離死別和生靈塗炭，所以才要在電影中挽回這一切。
恐懼
死亡不是該有的結局
庫斯圖裡卡所有電影當中，《地下》被公認為是巔峰之作。人們都為其中絕妙的政治隱喻所折服。庫導說自己並不熱衷政治。但在巴爾幹，政治早晚要找上每一個人，詢問你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命令你該記住什麼，又該遺忘什麼。
《地下》結尾的鏡頭。“這個故事沒有結局……”
在庫斯圖裡卡的前半生，他是鐵托庇護下長大的孩子。那時鐵托成為了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詞。男孩們誇獎一個女孩，會說她“像鐵托一樣漂亮”；足球場上進了個球，人們會說：“好球！像鐵托一樣棒！”就連小庫斯圖裡卡都決定將他的初戀對象稱作“鐵托”。
鐵托死後，庫斯圖裡卡決定拍攝《爸爸去出差》，反映當時受迫害的不同政見者的遭遇，依舊受到了當局的百般阻撓。在自傳中，庫導花大篇幅原封不動地記錄了宣傳部門對劇本提出的修改意見。
2011 年戛納電影節期間，埃米爾-庫斯圖裡卡被授予了榮譽勳章。他的《爸爸去出差》（1985）和《地下》（1995）等作品都獲過戛納金棕櫚獎。
無論如何，鐵托在維繫南斯拉夫各民族團結的苦心眾人皆知。他死後，局勢猶如地質災難般崩潰了。安德里奇說，在南斯拉夫，人們的愛很遙遠，恨卻在這兒。庫斯圖裡卡這樣向約翰尼·德普解釋這句話——這裡的穆斯林望著伊斯坦布爾，塞爾維亞人望著莫斯科，克羅地亞人望著梵蒂岡。於是留給鄰居的就只剩下了仇恨。庫導想，這樣的解釋或許能讓這個美國人理解安德里奇是多麼偉大的作家，也能讓他明白為什麼有人如此恨他，以至於在他死後多年還要在想象中給他施行土耳其樁刑——用一根羽毛筆從下往上捅穿他——這是他們兩人在內戰前夕一份薩拉熱窩雜誌上看到的漫畫。德普被嚇得夠嗆，而庫斯圖裡卡感到的是深深的悲哀。
《歷史與記憶》
譯者: 方仁杰 倪復生
版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年6月
雅克·勒高夫探討人類經過的“客觀的”歷史——或曰人類創造的或曰奴役人類的“客觀的”歷史——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係，對史學與記憶進行思考與解釋。
庫導給自傳的序言取了一個題目：絕不向遺忘屈服。他說，人靠遺忘勉強活著，尤其是經歷了政治和戰爭洗禮的人，但生活要求我們記住真相。《地下》的結尾，主人公對背叛過他的朋友說“我能原諒，但不能忘記”。在這之後，哪怕腳下的土地漂泊無依，生活的慶典依舊要永遠繼續下去。
我希望寫一本書，整理一下有記憶遊走的灰色牢籠。幸虧寫作天使教會了我如何思考如何講話，我打算從這一堆記憶中抽出本不應該永遠被隱藏下去的東西，就像被烏雲遮蔽的太陽。
——埃米爾·庫斯圖裡卡，《我身在歷史何處》。
戰爭過後，庫斯圖裡卡有一段時間遠離故土。坊間盛傳他與米洛舍維奇過從甚密，諸如此類的攻擊令他很受傷。為了證明他對家鄉的熱愛，也為了逃避現實，他花大精力投入到心中的烏托邦“木頭村”的建造中，後來甚至住在了裡面。
在自傳的最後，面對母親“你屬於誰”的追問，他想起了父親曾經說的那句話：死亡是未經證實的謠言。那時在他少年時期，一個鄰居的去世讓小埃米爾初次認識了死亡。那是一個懦弱的男人，怕老婆怕到可笑的地步，最後死在酒瓶子裡。對於善良的小埃米爾，即使對這樣一個渣滓般的人物，死亡都不是該有的結局。是父親這句天才的箴言消除了他對死亡的恐懼，使他擁有了這樣的信念：生活大於一切，自然也大於死亡。庫導今年已64歲了，然而有理由相信他將繼續像他的電影一樣喧鬧、歡樂下去。或許對於他，“謠言”永遠不會有被證實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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