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可谓闹得沸沸扬扬。
道理很简单,施剑翘是一弱女子,而孙传芳一度威震东南,号称“联帅”的军阀头子。
以事实论,这一刺杀案其实颇有历史纠葛。早在1926年时,孙传芳将战败被俘的施从滨施以斩刑,此举在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事后,施从滨的嗣女施剑翘悲愤不已,对天发誓要为父报仇。
按:施剑翘的生父是辛亥年和冯玉祥一起搞“滦州起义”的施从云,后因其被杀而自动过继给长兄施从滨。
不仅如此,施剑翘还赋诗一首,以示此仇必报: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然而,施剑翘不过是一介弱女子,她想对孙传芳这样卫队如林的军阀枭雄复仇,显然是不现实的。
最开始时,施剑翘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当时也由施从滨收养)身上。
但是,当时施中诚在军中职位很低,而且是家中长子,整个家族的责任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因而让他冒险一试,也不甚妥当。
此外,军人出身的施中诚并不主张暗杀,而是希望在战场上手刃仇敌,因此,其对施剑翘的想法表示冷淡。后者一怒之下,一度还与之断绝了兄妹关系。
此后,施剑翘结识了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阎锡山晋绥军谍报股长的施靖公。
最开始时,施靖公对施剑翘表示同情,并答应帮她报仇雪恨,于是施剑翘随后便对他以身相许。
孰料,结婚以后,施靖公把之前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当施剑翘提醒他时,他便不满地反驳说,现在已经有儿有女,何必为了陈年往事而冒大风险!(岂有此理!竟然骗婚!)
失望之余,施剑翘带着孩子离开山西,并决心要亲自动手,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
凶案发生后,天津警察局巡警很快赶到并将施剑翘带走。与此同时,警员也勘验了刺杀案的现场。
据记载,当时孙传芳的尸身头朝北脚朝南,外罩青袍,内穿蓝绸棉袍、灰青棉裤袄、蓝条绒衬裤褂,系白布腰带,脚穿白洋袜青缎鞋,其中弹三处:
一处由后脑勺穿入,子弹卧于右眉角;一处由右额下穿入,从左太阳穴透出;一处由左后背穿入,从胸前透出。
另据前清高官张之万(张之洞族兄)之孙张达骧的回忆,其曾听大姐张坤厚说:
居士林礼佛听讲时,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讲经说法,男女居士则东西分坐,靳云鹏坐在男居士首座,女居士行列之首为孙传芳。
刺案当日,张坤厚与施剑翘坐在同一排跪墩上,为女居士行列的第二排。当时,施剑翘的座位正紧对着孙传芳的背后。
据张坤厚所说,当时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讲,施剑翘突然从衣袋里掏出手枪照准孙传芳的脑后打了一枪,孙即负痛站起,而施剑翘又续射一枪,孙即倒地毙命。
张达骧的口述时因年代已久,且系转述,其中难免多有讹误,毕竟事发突然,居士们都在认真听讲,且其自述与施剑翘坐在同排,所谓目击开枪行刺过程,恐怕也有想象的成分。
事后,施剑翘虽然被特赦,但这一刺杀案还有很多不明之处,如其手枪从何处而来?何处学会的枪法?其传单在何处印刷,等等,这些问题都因为没有深究而至今混沌不清。
事实上,施剑翘不像凶神恶煞之人,而且曾经缠足,放足后也难说行动敏捷;而且,刺杀孙传芳时三枪均命中要害,枪枪致命,一般人如何能有此功夫?
而且,整个行刺过程从开始到结束堪称完美,近乎于一种事前排练过的表演,这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多怀疑,其中或许也有他人作案、而由施剑翘去顶包收场的可能?
在传单和庭审中,施剑翘独自将刺杀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但在多年以后,其透露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细节,即:
其大弟施中杰、族弟施中达均参与其中,三人就刺杀行动的各个细节、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及应急措施、案发后的态度等都一一作了详细周密的研究。
譬如,行刺所用的勃朗宁手枪及六发子弹预先设计为谎称在太原一退伍军人手里购买,以避免案发后牵连别人;
油印“告国人书”及说明要点,刺杀后投案自首,以期得到减刑和营救等等,这些在事前均早有安排。
如此看来,也不能排除施剑翘之弟行刺、而由施剑翘顶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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