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離滬之前
“我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演期本來規定以一個月為限。唱到二十幾天上，館子的營業不見衰落。許少卿就又來跟我們開談判了。他說：‘生意很好，希望再續半期，幫幫我的忙。’我開始並沒有答應他。我覺得初出碼頭的藝人，應該是見好就收；再唱下去，不敢說準有把握的。鳳二爺的看法，再唱十幾天，是不成問題的。於是我們就繼續了半期。
“那幾天許少卿家裡的人，對於我們都格外親熱。每天早上送來一碗用冰糖燉得很爛的‘白木耳’，說這是滋陰潤腸的補品。演員在臺上工作辛苦了，吃了會有好處的。因為那時候大家對於西藥還不大信任，不像現在到處可以看見‘維他命’這一類的補針補丸，所以就拿白木耳、燕窩當做唯一的補品。其實我只有二十歲的人，正當年富力壯，吃下去，在身體上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反應。不過主人的盛意難卻，每天我總要把它吃完。
“有一天早晨，我出去遛彎回來。一腳跨進客堂裡，看見一個女人正跪在財神龕前面，虔誠膜拜。她聽見我進去，馬上起來招呼我說：‘梅老闆，你出去得早啊。’我說：‘今天天氣好，我是去遛一個彎的。你不要招呼我，你做你的功課，我也不來打攪你。’她說：‘這有什麼關係，光拜這個也沒用，你們二位才是我們家裡的活財神呢。’這樣又說笑了幾句，我就回房休息去了。這就是許少卿的太太。上海人的稱呼叫做‘老闆娘’。她是一位精明幹練、富於熱情的當家人，很能幫助她的丈夫招侍賓客和操持家政。
“那天下午許太太又捧著水菸袋，走進我的房裡，滿臉笑容地對我說：‘梅老闆，這幾天你太辛苦了。我聽見大家都說你的戲唱得真好，喉嚨真糯，扮相趣來。直頭無啥批評！臺上唱戲，上千對眼睛，釘牢仔看。要叫大家都贊成，真勿是一樁容易格事體！’她這一連串的恭維話，還夾著好些南邊土音，幸虧我來了一個多月，聽慣了她們的談話，也能懂得一點了。
“‘這是您的誇獎。’我說，‘我初次到上海來，人地生疏，全虧你們老闆照應我的。’
“‘我們老闆對你的確是十分關切。他在我面前總是稱讚你梅老闆的。說你不但戲唱得好，而且脾氣也好。年紀雖然是輕，交關穩重。將來一定是大紅大紫的。’這位許太太實在是善於詞令，把我說得真不知道怎樣答覆才好，只能用了一句‘但願依了你們兩位的金口’的口頭語，算是謝了她的好意。
“‘梅老闆，你曉得每天吃的這一碗燉得很爛的白木耳，是我親手給你做的。你看你的氣色多好。唱了一個來月的戲，還是紅光滿面，我的功勞不小。請你看在這一點上，要特別幫我多唱兩天。’許太太盤馬彎弓地兜了半天圈子，到這兒才言歸正傳，把她的用意說了出來。
“當時上海戲館的習慣，譬如合同三十天期滿，必定要幫幾天忙的。前臺一天、後臺一天、案目一天，……老闆娘也可以單獨要求一天，這些額外的幫忙，後來就變成了照例的規矩。在所謂
‘談公事’裡面（演員跟戲館接洽包銀和演期等問題，內行都稱為談公事），順便講定，免得臨時磋商，多費唇舌。那次我們是第一趟來上海，不懂得這些玩藝兒。我不曉得該怎樣回覆她，反正我想這碗白木耳，不是隨便好吃的。我就對她說：‘許太太，您招待我們這麼熱心周到，您這一點小事，還能夠駁回您的嗎？’
“‘我曉得梅老闆是最痛快的人，閒話一句。我多謝你的幫忙。’她得到這個滿意的答覆，就此結束了那天的談話。
“我們答應了許少卿繼續半期的口頭契約，這十幾天裡的營業狀況，還是一樣的叫座。看看快到十二月十八日（舊曆十一月二十一日），就是期滿的最後一天了，許少卿又來跟我們斟酌好了三天臨別紀念的戲碼。十六日是‘穆柯寨’、‘文昭關’；十七日是頭二本‘虹霓關’，當中夾著一出‘硃砂痣’；十八日是合演‘汾河灣’。這三天當中在我們的戲碼前面，又加上王少卿的‘魚腸劍’、‘瓊林宴’和‘空城計’。又在‘硃砂痣’和‘汾河灣’裡邊把王幼卿也拉進來扮演娃娃生。連我們帶來的兩員小將也都一齊出馬。而且是王氏父子三人同臺演出，這夠多麼熱鬧。
（按）孫玉聲先生是地道的老上海，他曾經對我說過“北京角兒，初來上海的情形，我看見的真不算少。唯有梅先生是一泡而紅。民國二年的盛況，我是宛然如在目前的。我們先也不知道有個梅蘭芳，等看完他第一天的打泡戲‘綵樓配’；散戲出來，那天同去的朋友們，就都紛紛關照各人自己的熟案目，給他們留下長坐了。那時梅先生年紀還輕，他的藝術當然不如後來那麼成熟。同樣的，其他北親的青衣，在民國二年以前，也大都是這一套抱肚子傻唱的老玩藝兒。所以觀眾並不在身段和表情上對青衣有所苛求。不過扮相和嗓子，那是當年唱青衣的最重要的條件。梅先生的扮相，嗓子和出臺的那一種氣度，老實說吧，過去我們是的確還沒有見到過的。王鳳卿是汪派鬚生，沒有說的，唱做全有功夫。但這是給一般喜歡研究皮黃，會哼幾句的觀眾聽的。梅先生的戲，是雅俗共賞，不論男女老少都想來看的。因此他的觀眾的範圍就比較廣泛了許多。那一次從頭到尾，叫座始終不衰。往往有後到的觀眾，座兒早已賣完，要加凳吧，一時也找不出這許多的凳子，又不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就都情願照付包廂票價，在包廂後面站著聽。有時廂後密密層層地連過道都站滿了人。像這樣熱鬧的場面，我是常常碰到的。你想這是什麼力量呢？”
“王少卿的名字，大家不見得對他太生疏的吧。他後來是因胡琴得名，恐怕不會有多少人注意到他在十四歲那年，還在上海的舞臺上，唱過三出不是他家傳的汪派拿手好戲，倒是學的道地的譚派老生。他是賈麗川的學生，賈洪林、鮑吉祥也教過他。因為天性愛好場面，尤其對胡琴是從小就練，自從接田寶林的手，替他父親操琴以後，就拜曹心泉為師，正式改了場面的一行。（內行對場面與演員這兩個部門，劃分得很清楚。如果由演員要改場面，還得另拜師父。否則只能偶然走票，不能讓你大模大樣地老是坐在九龍口上的。）
“他後來就開始替我伴奏二胡。近三、四年來我的姨父徐蘭沅左耳重聽，就由他拉胡琴；他的學生倪秋萍拉二胡了。他跟我姨父都是富有創造天才的樂人。我的戲裡，有許多經過重新組織的新腔，就是他們幫我研究的。
（按）賈麗川是賈洪林的叔叔，也是當年教老生戲的名教師。從前教戲的不拿什麼派別來做號召。他的門牆桃李多得不可計算，如陳秀華是唱潭派的，王鳳卿是唱汪派的，都跟他學過戲。按說還是王少卿的師爺爺呢。
“王幼卿後來得到他伯父王大爺（瑤卿）的傳授，是王派嫡傳青衣。他那年在臺上扮演娃娃生，才十二歲。可借他很早就把嗓子壞了，不能出臺。我把他從北京請來上海教葆玖的戲。葆玖的皮黃，從開蒙起一直到現在，整整七個年頭，學會了三十幾出老戲。在唱唸方面，有這一點底子，都是他耗盡許多心血，一手包辦了教出來的。
“當時上海的風氣，跟北京一樣。也有人愛看‘童伶’的戲。丹桂第一臺就有八歲紅和小楊月樓，他們的年紀都很小，所以在我們臨別紀念的時候，加入兩員小將來換換新鮮，這也是許少卿的主張。他在迎合觀眾的心理上，是下過一番揣摩的功夫的，的確稱得起一個有辦法、有魄力的戲館經理。他還懂得培養演員的情緒，不會讓你受到刺激。他一生經營戲館子，並沒有失敗。可惜生性好賭，才弄到一蹶不振的境地。這是後話，跟我這舞臺生活，不發生關係，就不必細說了。
“到了最後一天的‘汾河灣’，許老闆又動了腦筋，就在戲單上寫的‘汾河灣’三個大字的底下，茲了‘特別包廂官廳、頭等包廂正廳，奉贈王、梅合拍“汾河灣”戲照一張，以留紀念。半票不贈，此照用玻璃光所印，較前所贈不同。’幾行小宇。當場把照片分送現眾。在先已經送過，大約印得不好，現眾看了不很滿意，才再找補一回。總之許少卿是多方面設法來吸引觀眾的，這不過隨便舉一個例子而已。
“鳳二爺這出‘汾河灣’，是李五先生（順亭）教的。他告訴過我，有一次在前清宮裡演戲，西太后忽然下了一個紙條，上寫‘王鳳卿拜李順亭學戲。’在這種指定之下，他就向李五先生學會了這出戏。本來李五先生的玩藝兒，也真沒有說的。就連譚老闆的‘汾河灣’，也經過李五先生的指點。我陪他們兩位唱過，裡面的身段和蓋口（內行稱對口唱白為蓋口），又跟鳳二爺細細研究過。所以我知道譚、王的派別雖然不同，‘汾河灣’演出的路子卻是打一個源流上來的。
“我們在上海一口氣唱完了四十五天的戲，都感到有點疲勞，需要休息幾天，再回北京。我本來也要添制一些行頭，再去買些南方的土產，有關扮戲用的化裝品，如花粉、胭脂這類的東西，帶回去還可以分送同行。還要到幾處新知和舊交的家裡，分別辭行，謝謝他們對我這一番揄揚關照的盛情。他們聽說我要走，又排日替我餞行。中菜、西餐連著吃，幾乎把我的肚子都吃壞了。
“我不是說過我是最喜歡看戲的嗎，在表演期間，老沒得閒。如今我戲唱完了，就跟學生大考完畢一樣，有說不出來的輕鬆愉快。我馬上就勻出工夫，到各戲館去輪流觀光一下。我覺得當時上海舞臺上一切，都在進化，已經開始衝著新的方向邁步朝前走了。
“有的戲館是算燈綵砌末來號召的，也都日新月異、勾心鬥角地競排新戲。他們吸引的是一般專看熱鬧的觀眾，數最上倒也不在少數。
“有些戲館用諷世警俗的新戲來表演時事，開化民智。這裡面在形式上有兩種不同的性質。一種是夏氏兄弟（月潤、月珊）經營的新舞臺，演出的是‘黑籍冤魂’、‘新茶花’這一類的戲。還保留著京劇的場面，照樣有胡琴伴奏著唱的；不過服裝扮相上，是有了現代化的趨勢了。一種是歐陽先生（予倩）容加的春柳社，是借謀得利劇場上演的。如‘茶花女’、‘不如歸’、‘陳二奶奶’這一類純粹話劇化的新戲，就不用京劇的場面了。這些戲館我都去過，劇情的內容固然很有意義，演出的手法上，也是相當現實化。我看完以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我就在北京跟著排這一路醒世的新戲，著實轟動過一個時期。我不否認，多少是受到這次在上海觀摩他們的影響的。
（按）謀得利劇場，是當時外國人開音樂會用的一所很精緻的小型劇場。地點就在南京路外灘謀得利樂器店隔壁一個堆棧的樓上。場內設置了五、六百個座位，因為產權是屬於謀得利所有，所以大家就叫它謀得利劇場。
“化裝方面我也有了新的收穫。我們在北京，除了偶然遇到有所謂帶燈堂會之外，戲館裡都是白天表演。堂會里這一點燈光，是不夠新式舞臺的條件的。我看到了上海各舞臺的燈光的配合，才能啟發我有新的改革的企圖。我回去就跟我的梳頭師父韓佩亭細細研究。採取了一部分上海演員的化裝方法逐漸加以改變，目的是要能夠配合這新式舞臺上的燈光的。總之我那時候是一個才二十歲的青年，突然接觸到這許多新鮮的環境和事物，要想吸收，可真有點應接不暇了。這短短五十幾天在上海的逗留，對我後來的舞臺生活，是起了極大的作用的。
“我門由許少卿招待著踏上了北上的火車。當時的滬寧、津浦兩路還沒有辦聯運。車到下關，趕著乘輪渡過江。在浦口再買車票，手續相當麻煩。幸虧許少卿派人護送，一切手續都讓他去辦。等我們上了津浦車，早已天黑。因為這一段路程，要走兩天兩夜。我們上了車，忙著整理臥鋪，安排行李，大亂了一陣，都倦極了。就東倒西歪地睡了下去。可是我倒睡不著了。對著包房裡那一盞黯淡而帶深黃色的燈光，開始回憶到這次在上海耳聞目見的種種和演出中間的甘苦滋味。新式舞臺的裝置，燈光的配合，改良化裝方法，添置的行頭，自己學習的刀馬旦，看入家排的新戲，一幕一幕地都在我的腦海裡轉。這樣翻來覆去地想得很久，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一個沒有出過遠門的青年，離家日子久了，在歸途中快要到家的時候，他的心情是會感到格外的不安的。老拿著行車一覽表，按著站頭，用遞減法來計算前面的路程。古人說‘歸心似箭’，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不會體會出這句話的真切的。從天津車站開出，大家心裡更覺得緊張，都靜靜地坐著，不大開口講話了。等到遠遠望見北京的城牆，車上旅客紛紛地站起來，忙著收拾零星物件。再一回頭，已經進入東車站。我家有人來接，下了車，把行李票交給跟包，我先陪我伯母坐上家裡的車，回到鞭子巷三條的故居。”
（《舞臺生活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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