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离沪之前
“我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演期本来规定以一个月为限。唱到二十几天上，馆子的营业不见衰落。许少卿就又来跟我们开谈判了。他说：‘生意很好，希望再续半期，帮帮我的忙。’我开始并没有答应他。我觉得初出码头的艺人，应该是见好就收；再唱下去，不敢说准有把握的。凤二爷的看法，再唱十几天，是不成问题的。于是我们就继续了半期。
“那几天许少卿家里的人，对于我们都格外亲热。每天早上送来一碗用冰糖炖得很烂的‘白木耳’，说这是滋阴润肠的补品。演员在台上工作辛苦了，吃了会有好处的。因为那时候大家对于西药还不大信任，不像现在到处可以看见‘维他命’这一类的补针补丸，所以就拿白木耳、燕窝当做唯一的补品。其实我只有二十岁的人，正当年富力壮，吃下去，在身体上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反应。不过主人的盛意难却，每天我总要把它吃完。
“有一天早晨，我出去遛弯回来。一脚跨进客堂里，看见一个女人正跪在财神龛前面，虔诚膜拜。她听见我进去，马上起来招呼我说：‘梅老板，你出去得早啊。’我说：‘今天天气好，我是去遛一个弯的。你不要招呼我，你做你的功课，我也不来打搅你。’她说：‘这有什么关系，光拜这个也没用，你们二位才是我们家里的活财神呢。’这样又说笑了几句，我就回房休息去了。这就是许少卿的太太。上海人的称呼叫做‘老板娘’。她是一位精明干练、富于热情的当家人，很能帮助她的丈夫招侍宾客和操持家政。
“那天下午许太太又捧着水烟袋，走进我的房里，满脸笑容地对我说：‘梅老板，这几天你太辛苦了。我听见大家都说你的戏唱得真好，喉咙真糯，扮相趣来。直头无啥批评！台上唱戏，上千对眼睛，钉牢仔看。要叫大家都赞成，真勿是一桩容易格事体！’她这一连串的恭维话，还夹着好些南边土音，幸亏我来了一个多月，听惯了她们的谈话，也能懂得一点了。
“‘这是您的夸奖。’我说，‘我初次到上海来，人地生疏，全亏你们老板照应我的。’
“‘我们老板对你的确是十分关切。他在我面前总是称赞你梅老板的。说你不但戏唱得好，而且脾气也好。年纪虽然是轻，交关稳重。将来一定是大红大紫的。’这位许太太实在是善于词令，把我说得真不知道怎样答复才好，只能用了一句‘但愿依了你们两位的金口’的口头语，算是谢了她的好意。
“‘梅老板，你晓得每天吃的这一碗炖得很烂的白木耳，是我亲手给你做的。你看你的气色多好。唱了一个来月的戏，还是红光满面，我的功劳不小。请你看在这一点上，要特别帮我多唱两天。’许太太盘马弯弓地兜了半天圈子，到这儿才言归正传，把她的用意说了出来。
“当时上海戏馆的习惯，譬如合同三十天期满，必定要帮几天忙的。前台一天、后台一天、案目一天，……老板娘也可以单独要求一天，这些额外的帮忙，后来就变成了照例的规矩。在所谓
‘谈公事’里面（演员跟戏馆接洽包银和演期等问题，内行都称为谈公事），顺便讲定，免得临时磋商，多费唇舌。那次我们是第一趟来上海，不懂得这些玩艺儿。我不晓得该怎样回复她，反正我想这碗白木耳，不是随便好吃的。我就对她说：‘许太太，您招待我们这么热心周到，您这一点小事，还能够驳回您的吗？’
“‘我晓得梅老板是最痛快的人，闲话一句。我多谢你的帮忙。’她得到这个满意的答复，就此结束了那天的谈话。
“我们答应了许少卿继续半期的口头契约，这十几天里的营业状况，还是一样的叫座。看看快到十二月十八日（旧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就是期满的最后一天了，许少卿又来跟我们斟酌好了三天临别纪念的戏码。十六日是‘穆柯寨’、‘文昭关’；十七日是头二本‘虹霓关’，当中夹着一出‘朱砂痣’；十八日是合演‘汾河湾’。这三天当中在我们的戏码前面，又加上王少卿的‘鱼肠剑’、‘琼林宴’和‘空城计’。又在‘朱砂痣’和‘汾河湾’里边把王幼卿也拉进来扮演娃娃生。连我们带来的两员小将也都一齐出马。而且是王氏父子三人同台演出，这够多么热闹。
（按）孙玉声先生是地道的老上海，他曾经对我说过“北京角儿，初来上海的情形，我看见的真不算少。唯有梅先生是一泡而红。民国二年的盛况，我是宛然如在目前的。我们先也不知道有个梅兰芳，等看完他第一天的打泡戏‘彩楼配’；散戏出来，那天同去的朋友们，就都纷纷关照各人自己的熟案目，给他们留下长坐了。那时梅先生年纪还轻，他的艺术当然不如后来那么成熟。同样的，其他北亲的青衣，在民国二年以前，也大都是这一套抱肚子傻唱的老玩艺儿。所以观众并不在身段和表情上对青衣有所苛求。不过扮相和嗓子，那是当年唱青衣的最重要的条件。梅先生的扮相，嗓子和出台的那一种气度，老实说吧，过去我们是的确还没有见到过的。王凤卿是汪派须生，没有说的，唱做全有功夫。但这是给一般喜欢研究皮黄，会哼几句的观众听的。梅先生的戏，是雅俗共赏，不论男女老少都想来看的。因此他的观众的范围就比较广泛了许多。那一次从头到尾，叫座始终不衰。往往有后到的观众，座儿早已卖完，要加凳吧，一时也找不出这许多的凳子，又不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就都情愿照付包厢票价，在包厢后面站着听。有时厢后密密层层地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像这样热闹的场面，我是常常碰到的。你想这是什么力量呢？”
“王少卿的名字，大家不见得对他太生疏的吧。他后来是因胡琴得名，恐怕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到他在十四岁那年，还在上海的舞台上，唱过三出不是他家传的汪派拿手好戏，倒是学的道地的谭派老生。他是贾丽川的学生，贾洪林、鲍吉祥也教过他。因为天性爱好场面，尤其对胡琴是从小就练，自从接田宝林的手，替他父亲操琴以后，就拜曹心泉为师，正式改了场面的一行。（内行对场面与演员这两个部门，划分得很清楚。如果由演员要改场面，还得另拜师父。否则只能偶然走票，不能让你大模大样地老是坐在九龙口上的。）
“他后来就开始替我伴奏二胡。近三、四年来我的姨父徐兰沅左耳重听，就由他拉胡琴；他的学生倪秋萍拉二胡了。他跟我姨父都是富有创造天才的乐人。我的戏里，有许多经过重新组织的新腔，就是他们帮我研究的。
（按）贾丽川是贾洪林的叔叔，也是当年教老生戏的名教师。从前教戏的不拿什么派别来做号召。他的门墙桃李多得不可计算，如陈秀华是唱潭派的，王凤卿是唱汪派的，都跟他学过戏。按说还是王少卿的师爷爷呢。
“王幼卿后来得到他伯父王大爷（瑶卿）的传授，是王派嫡传青衣。他那年在台上扮演娃娃生，才十二岁。可借他很早就把嗓子坏了，不能出台。我把他从北京请来上海教葆玖的戏。葆玖的皮黄，从开蒙起一直到现在，整整七个年头，学会了三十几出老戏。在唱念方面，有这一点底子，都是他耗尽许多心血，一手包办了教出来的。
“当时上海的风气，跟北京一样。也有人爱看‘童伶’的戏。丹桂第一台就有八岁红和小杨月楼，他们的年纪都很小，所以在我们临别纪念的时候，加入两员小将来换换新鲜，这也是许少卿的主张。他在迎合观众的心理上，是下过一番揣摩的功夫的，的确称得起一个有办法、有魄力的戏馆经理。他还懂得培养演员的情绪，不会让你受到刺激。他一生经营戏馆子，并没有失败。可惜生性好赌，才弄到一蹶不振的境地。这是后话，跟我这舞台生活，不发生关系，就不必细说了。
“到了最后一天的‘汾河湾’，许老板又动了脑筋，就在戏单上写的‘汾河湾’三个大字的底下，兹了‘特别包厢官厅、头等包厢正厅，奉赠王、梅合拍“汾河湾”戏照一张，以留纪念。半票不赠，此照用玻璃光所印，较前所赠不同。’几行小宇。当场把照片分送现众。在先已经送过，大约印得不好，现众看了不很满意，才再找补一回。总之许少卿是多方面设法来吸引观众的，这不过随便举一个例子而已。
“凤二爷这出‘汾河湾’，是李五先生（顺亭）教的。他告诉过我，有一次在前清宫里演戏，西太后忽然下了一个纸条，上写‘王凤卿拜李顺亭学戏。’在这种指定之下，他就向李五先生学会了这出戏。本来李五先生的玩艺儿，也真没有说的。就连谭老板的‘汾河湾’，也经过李五先生的指点。我陪他们两位唱过，里面的身段和盖口（内行称对口唱白为盖口），又跟凤二爷细细研究过。所以我知道谭、王的派别虽然不同，‘汾河湾’演出的路子却是打一个源流上来的。
“我们在上海一口气唱完了四十五天的戏，都感到有点疲劳，需要休息几天，再回北京。我本来也要添制一些行头，再去买些南方的土产，有关扮戏用的化装品，如花粉、胭脂这类的东西，带回去还可以分送同行。还要到几处新知和旧交的家里，分别辞行，谢谢他们对我这一番揄扬关照的盛情。他们听说我要走，又排日替我饯行。中菜、西餐连着吃，几乎把我的肚子都吃坏了。
“我不是说过我是最喜欢看戏的吗，在表演期间，老没得闲。如今我戏唱完了，就跟学生大考完毕一样，有说不出来的轻松愉快。我马上就匀出工夫，到各戏馆去轮流观光一下。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
“有的戏馆是算灯彩砌末来号召的，也都日新月异、勾心斗角地竞排新戏。他们吸引的是一般专看热闹的观众，数最上倒也不在少数。
“有些戏馆用讽世警俗的新戏来表演时事，开化民智。这里面在形式上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夏氏兄弟（月润、月珊）经营的新舞台，演出的是‘黑籍冤魂’、‘新茶花’这一类的戏。还保留着京剧的场面，照样有胡琴伴奏着唱的；不过服装扮相上，是有了现代化的趋势了。一种是欧阳先生（予倩）容加的春柳社，是借谋得利剧场上演的。如‘茶花女’、‘不如归’、‘陈二奶奶’这一类纯粹话剧化的新戏，就不用京剧的场面了。这些戏馆我都去过，剧情的内容固然很有意义，演出的手法上，也是相当现实化。我看完以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我就在北京跟着排这一路醒世的新戏，着实轰动过一个时期。我不否认，多少是受到这次在上海观摩他们的影响的。
（按）谋得利剧场，是当时外国人开音乐会用的一所很精致的小型剧场。地点就在南京路外滩谋得利乐器店隔壁一个堆栈的楼上。场内设置了五、六百个座位，因为产权是属于谋得利所有，所以大家就叫它谋得利剧场。
“化装方面我也有了新的收获。我们在北京，除了偶然遇到有所谓带灯堂会之外，戏馆里都是白天表演。堂会里这一点灯光，是不够新式舞台的条件的。我看到了上海各舞台的灯光的配合，才能启发我有新的改革的企图。我回去就跟我的梳头师父韩佩亭细细研究。采取了一部分上海演员的化装方法逐渐加以改变，目的是要能够配合这新式舞台上的灯光的。总之我那时候是一个才二十岁的青年，突然接触到这许多新鲜的环境和事物，要想吸收，可真有点应接不暇了。这短短五十几天在上海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
“我门由许少卿招待着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当时的沪宁、津浦两路还没有办联运。车到下关，赶着乘轮渡过江。在浦口再买车票，手续相当麻烦。幸亏许少卿派人护送，一切手续都让他去办。等我们上了津浦车，早已天黑。因为这一段路程，要走两天两夜。我们上了车，忙着整理卧铺，安排行李，大乱了一阵，都倦极了。就东倒西歪地睡了下去。可是我倒睡不着了。对着包房里那一盏黯淡而带深黄色的灯光，开始回忆到这次在上海耳闻目见的种种和演出中间的甘苦滋味。新式舞台的装置，灯光的配合，改良化装方法，添置的行头，自己学习的刀马旦，看入家排的新戏，一幕一幕地都在我的脑海里转。这样翻来复去地想得很久，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青年，离家日子久了，在归途中快要到家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会感到格外的不安的。老拿着行车一览表，按着站头，用递减法来计算前面的路程。古人说‘归心似箭’，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不会体会出这句话的真切的。从天津车站开出，大家心里更觉得紧张，都静静地坐着，不大开口讲话了。等到远远望见北京的城墙，车上旅客纷纷地站起来，忙着收拾零星物件。再一回头，已经进入东车站。我家有人来接，下了车，把行李票交给跟包，我先陪我伯母坐上家里的车，回到鞭子巷三条的故居。”
（《舞台生活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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