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關於上海戲館的種種
“從前上海的戲館老闆，對他們的業務上有一句成語，叫做‘金九銀十’。這句話說明了在上海表演的季節，要算九、十兩個月最出生意。所以北京的角兒，出碼頭到上海搭班，總在冬季。有的演到十二月初回到北京，可以誤不了接洽明春在北京搭班的手續。有的演到封箱，趕回北京過年。也有的留在上海度歲，新正初一就在上海重行登臺。大多數總是回家過年的。因為上海戲館的習慣，正月初一起，天天日夜兩工，要唱到元宵節邊，非常辛苦。北京的角兒都視為畏途。除非與戲館方面有特別關係，情面難卻，否則是不肯這樣辦的。
“民國初年，娛樂場所的種類，還沒有後來那麼複雜而廣泛。電影院內基本顧客都是外國人，中國人看電影的風氣，還沒有普遍展開。其他如大世界、新世界等大規模的遊戲場，也全沒有建立。所以看京班大戲，就成為各階層觀眾唯一的娛樂。
“戲館老闆邀到了北京角色，他們的宣傳方式，是登日報、貼海報。新角在報上登的名字、佔的篇幅，大得可怕。滿街上每個角落裡又都可以看到各戲院的海報，等於現在的廣告路牌。這種海報都是紅紙上面印著一個黑框子，裡面用金字填寫角兒的名姓和戲碼。那時的習慣，不拿劇團做單位，都拿角兒做單位。譬如我唱‘玉堂春’，鳳二爺唱‘取成都’，照例分貼兩張海報。遇到我們合唱的戲，如‘汾河灣’、‘探母’……也是各貼一張。就算當時各種廣告費用都便宜，像這樣的過份鋪張，總不能說這不是一種浪費吧。
“日報和海報，都在我們的名姓上面，加上許多奇奇怪怪的頭銜。鳳二爺是‘禮聘初次到申天下第一汪派鬚生’、‘寰球第一鬚生’；我是‘敦聘初次到申獨一無二天下第一青衣’、‘寰球獨一青衣’，像這種誇張得太無邊際的廣告，在我們北京戲報上是看不見的。所以我們初到上海，看了非常眼生，並且覺得萬分惶恐。
“還有每天的戲單，也是一種宣傳品。由案目分送到許多熟主顧那裡去。他們在上午就專門發戲單，到了傍晚館子開鑼以後，又站在戲館門口，兜攬生意，招待熟識的主顧。他們的打扮，大都是嗶嘰花呢的袍子，上面加一件黑緞子的對襟坎肩，有四個口袋，有的錶帶上掛一根金質的錶鏈，外帶雨個小金鎊，一頭穿在釦子下面。頭上大都是呢帽或者緞子瓜皮小帽。口內含著菸捲。遇到戲館生意好，他們是興高采烈，得意洋洋，對於一些生主顧上門，就有點愛理不理的樣子；碰著生意清淡，他們立刻又換了一副臉子，對待顧客也就顯得溫和客氣，非常遷就。只要走到戲館門口，看看他們的表情，就可以猜著裡面座兒的好壞了。
“那時上海各戲館的票價，一般地都不算高。我住的平安里附近，就有一家髦兒戲館，大概是叫群仙茶園。有一次我跟朋友經過這戲館的門口，我們進去開了開眼。一個案目過來招呼我們，我的朋友也就替我買了一張票。我們只站著看了一會兒就走的。票價是小洋一角。那位朋友還說另外有一家名叫丹桂茶園的，票價也是一樣。這恐怕在各戲館裡是最低的價目了。
“我初到上海，聽了這髦兒戲的名稱，實在不懂。有一位老上海給我這樣解釋：‘上海的髦兒戲班，已經有了二、三十年的歷史了。最初叫毛兒班，班主“李毛兒”是徽班裡一個二路丑角。他在安慶收買了一批貧苦的女孩子，帶回上海，教會她們徽調，專門應堂會，不上館子唱。別人看他的生意不壞，繼起的女班很不少，有謝家班、林家班、朱家班等。這裡面的林家班就開始租定六馬路一家茶園，長期演出。還有姑蘇王家班、武陵雲字班，先後也在“帶鉤橋”一家花園演唱。不久“石路”上又有了美仙茶園。這些，上海人統稱為“毛兒班”。自從現在寶善街的丹桂茶園開張以後，毛兒戲的營業，才逐漸發達起來。童子卿又在“胡家宅”開了群仙茶園，邀來不少北京、天津的坤班角色，輪流表演，規模就更大了。每天的戲碼，大部分是京戲，小部分是梆子，徽調是聽不到的了。後來天津的王家班、陳家班、寧家班都來唱過，大家叫慣了，口頭上還是稱他們為“毛兒戲班”，可是寫起來就不同了，都把“毛”字改寫“髦”字了。’
“大京班的最高票價，在當時也不過五角至七角。超過一塊錢的票價，恐怕就要算這家‘丹桂第一舞臺’了。”梅先生說著就走到炕上拿過一本很精緻的貼著他第一次到上海演唱時的舊戲單的簿子，指著上面的價目表說：
“你瞧特別包廂和特別官廳都賣一元二角。不要小看這個數目，在當時是可以買到兩鬥米的。這十幾年來大家都讓通貨膨脹鬧暈了。看到從前的數目字，好像奇怪。要不是現在的人民政府把財經的赤字管住，那物價的賽跑，不定又要高到什麼程度了呢。”
我們再往下看，頭等包廂一元，頭等正廳八角，二等正廳五角，三等正廳三角。
“當時戲館的建築，’梅先生說，“還沒有三層樓。頭等包廂的票價，照例要比池子高一點。因為有帶著家眷的觀眾，都喜歡坐樓上的。”
再看戲單兩邊，還注著“幼童減半，補票二角。定座無半票，票價概售大洋，小洋照市貼水。點心水果，每盆一角，香茗每壺小洋一角，小帳分文不取，手巾及茶房人等，不準需索”這些話。
“其實所謂不準需索，分文不取，”梅先生說,“完全是表面文章。你如果想要得到好的座位，還是非讓他們需索不可。這裡面的因素很複雜。我記得我住在平安里，跟一個案目名叫‘阿昌’的有過這樣一次閒談。我問他：
“‘你的收入很不錯吧？’
“‘梅老闆，靠您的福。’他笑著稅，‘這一期，我們可以攢點錢，舒舒服服過一個年了。但是像這樣好的生意，是不常有的。如果遇到五荒六月，清淡的月份，我們就只能束緊了褲帶，省吃儉用。那種日子就不好受了。一般人都說案目進帳好，會敲竹槓。其實正合著一句俗語，只看見和尚吃肉，沒有看見和尚受戒呢！’我又問他：
“‘好在你們是無本生涯，賠賺無干，有句土話叫“客人蝕本，船家把穩。”我想你們這一行可算是比較把穩的。’
“‘我們也有本錢的，’他又接著說，‘要想踏進戲館門，並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託了許多人情，才能把生意說成功。因為我們是經手票款銀錢的，進門先要拿出押櫃洋錢三百或五百塊，老闆要到北京邀角，我們又有墊款的義務。萬一新角登場，生意不好，虧了本，這筆墊款就要拖我們好些日子了。再說主顧方面，每天的戲票錢和水果、小帳等等，當日並不結算。往往十天半月，陸續給一點。等到快要臨別紀念，才能結賬，也只是把賬單送過去，隨他們高興幾時付，並不催著他們要錢。因為那些有錢的大老闆，脾氣是不好伺候的，要看他們的眼色行事。如果碰著他們做生意蝕了本，或者正巧家裡發生了不如意的事，趁早免開尊口。還有一種專做標金和橡皮股票之類投機生意的戶頭，他們手邊有錢的時候，付起帳來，痛快之至。你就同他通融一點款子，也決不還價的。但是遇到他們投機虧本，尷尬當口，就許不照面了。上海人稱為“避風頭”。如果濫汙拆得太大，索興腳上蹋油，一走了之。我們對這種戶頭，又必須要耳聽八方，火燭小心。不然一筆倒帳，準會吃進來的。總之千句並一句，吃我們這行飯。全靠腦筋要動得快，眼睛要亮，一張嘴要會恭維人，才能吃得開。’
“你聽阿昌嘴裡講了這一大套，就可以明白當時上海各戲館的內幕情形了。老闆、案目、看客這三方面都有連帶關係的。老闆要上北京邀角，就先向案目商量墊款。案目哪有錢呢，要靠他們出去四處張羅。有的就到老看客那裡去借，反正將來戲票裡面好扣還的。案目既下了本錢，等新角登臺，就把好座兒控制在手裡，應付他們的老主顧。老主顧也不是無條件能坐好座的，等新角走後，隔不了幾天，案目就要想法，請上一兩位票友，或是會唱兩句的紅姑娘，舉行一次會串。票價定得很高，由他們分頭硬派到許多老主顧的身上,這種票子稱為‘花會票’,純粹是‘打抽豐’的性資。他們裡邊有碰著投機失敗的戶頭，不但抽豐打不著，就連戲票錢也可能‘票’啦，那就算這個案目倒黴。還有那些有錢的主顧，拿了花會票，誰去聽戲，無非是多盡一點義務。有錢的多花點錢，算不了什麼。這裡面只是苦了一班愛好戲劇，真為了欣賞和研究藝術去的觀眾，經濟不大寬裕，受到案目這樣重重剝削，可實在有點負擔不起了。總而言之,舊上海的形形色色,離不了一個‘錢’字。
你剝削我，我再剝削他，一天到晚，一年到頭，老在這個圈子裡轉，上面講的也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例子而已。直到對號入座的方法普遍實行以後，才無形中打破了這種案目的制度。”
（《舞臺生活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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