飽蠹齋
王振良先生之名我早已聽聞，但因為各種原因，卻未曾與之謀面。某年在尋訪藏書樓途中，南開大學的來新夏先生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說王振良要給他搞一場八十壽誕慶祝會，希望我能前去參會。我跟來老有著多年的交往，聞其所言，立即終止尋訪計劃，而後乘高鐵前往天津。因為列車晚點的原因，我趕到現場之時，裡面已經擠滿了來賓，我只能坐到最後一排，而會議的主持人就是王振良先生。
這場壽誕會有著學術研討會的味道，其舉辦場地乃是正式的會議室，但此會議室前方並無高起的主席臺，故我是隻聞其聲，竟未目睹王振良的真容。從聲音判斷，他是一位年輕人。而接下來的活動，我也未曾看到他的身影。在會議的間歇，我給來老呈上壽禮而後匆匆離去。
原裝的線裝書
開本闊大
此後的一段時間，我將稿件發給王振良，以支持他參編的《藏書家》。而我與之正式見面，則源於我到天津圖書館拍有關文獻。在拍照完畢之後，李國慶請來了王振良先生，我們一同前往陳景林先生主辦的中藥器具博物館，而後在那裡共進晚餐。席間，我第一次正式地打量王振良。他穿著一身中式制服，舉手投足間頗有上世紀三十年代文人的氣質，這跟我在來老壽誕會上聞其聲而作出的想象大有不同。然而，其說話的內容卻給我留下了好的印象，由此而跟他有了較多的接觸與交往。
後來，王振良承辦了一屆民間讀書年會，因為各種原因我未能參會。然而通過一些民間刊物，我瞭解到王振良舉辦此會的特色，而對此會議論較多的話題，則是他將讀書年會去掉了“民間”二字，而後我也看到了他對此的相關解釋。由此讓我瞭解到，王振良做事有著自己的思維模式和一定方規，他能堅持自己的觀點，這也是其性格特點之一。
對於王振良的藏書情況，我最初是從李國慶那裡聽聞到的信息，知道他藏書量很大，而藏書模式仍是讀書人的那種——以蒐集史料為第一著眼點。某次我們在天津見面時，他向我講到自己藏書的特點，同時也講到他對天津租界地內的小洋樓進行過的地毯式調查。而我這些年來偏愛於古代的藏書樓，天津小洋樓的原主人也有不少是著名藏書家，為此我多次向王振良瞭解細節。我在尋訪之後，也會向他索要資料，通過那些資料讓我瞭解到，原來有不少小洋樓都是在他的細心調查下，才被有關部門確認為某人舊居的。雖然我在藏書樓的尋訪過程中有不少曲折，但所下的工夫卻遠不能與王振良相提並論。
李嘉端題問津書院舊匾額（嶽宏提供）
問津書院匾額（來新夏題）
2017年10月，我們共同在蕭山參加了來新夏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會，又同到諸暨參加了第十五屆民間讀書年會。在會議期間，我提出想去參觀他書房的要求，他謙稱自己所藏之書只是閱讀檢索之用，並無珍本善籍。而我則告訴他，自己好奇之處乃是他在尋訪小洋樓以及辦刊方面的獨特思維方式，至於他是否藏有善本並非是主要的著眼點。
天津人著作
向我講述書中的故事
其實關於王振良的藏書與編刊情況，我在此前看到過一些報導，《梧桐影》2015年第2期登載著該刊主編夏春錦對王振良的長篇採訪，此文的名稱為《應棄須棄，當止則止》。這個題目起得很有力，由此也突顯出了王振良那種“若個書生萬戶侯”的果敢氣質。此篇採訪之文，其著眼點主要是王振良的編刊之事，而對其藏書行為也有所涉及。比如王振良在本文中回答夏春錦說：
……以至節衣縮食有甚於高中之時。本科畢業時，書裝滿八個紙箱，約一千餘冊；碩士畢業時，書裝了二十幾箱，約三千餘冊。1998年參加工作後，經濟條件日益向好，買書不必再瞻前顧後。大約是2002年10月，我以“飽蠹魚”的網名在天涯社區註冊，其間網絡書攤、書店和舊書拍賣先後出現，買書變得越來越容易，我也經歷了人生中買書的顛峰十年（最為瘋狂的一年購入近3000冊），藏書數量迅速地增長，2010年前後已超過三萬冊。近年雖然仍在繼續買書，但一是速度有意降低下來，二是陸續外捐有三千多冊，因此總量增長倒不是很大。
牌記仍在
品相上佳
因我亦有藏書之好，故而我能瞭解到三萬冊藏書將會是多麼大的體量。從這個角度來說，王振良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藏書家。雖然文中已提及他的藏書偏好，但有些事我卻偏愛於親力親為，而到友人書房去探訪，也是我的偏好之一。2018年3月3日，在我與王振良相識多年之後，終於走進了他的書房。
飽蠹齋
王振良家所在的小區處在天津的鬧市，然而這裡卻鬧中取靜，小區以合圍的形式獨成系統。走進院中，瞬間感到隔絕了外面的喧鬧。在到達之前王振良告訴我，小區的門牌號因為重新編排過，會給問路帶來一些混亂，而我在小區內詢問過三個人，果真有三種不同的說法，故只好給王兄打電話，他很快下樓把我帶到了家中。
潔淨的客廳
整潔的書架
王振良府上打理得整潔乾淨，這與一些愛書人有著較大的差異。王兄笑稱，他前一天專門跟單位請假，收拾了整整一天。雖然一些具體的書擺放隨意，但從客廳書櫥內的陳列，我還是能夠看出他平時對所藏有著良好的整理習慣。為了節約時間，我們並沒有坐在客廳內寒喧，而是請他直接把我帶入書房。在這裡，我看到的仍然是整齊的擺放與嚴格的分類，他的這個習慣至少我做不到，而我只好將這種整潔的書房主人一律視之為強迫症。王振良一向嚴肅，他對我的調侃毫無反應，而是繼續認真地解釋自己何以搞出他的分類方式。
多寶閣上也是書
書房
關於其藏書的門類，王振良在答夏春錦問時分為四大部分，我將其所言抄錄如下：“一是中國古代小說（含野史筆記）、民國通俗小說及相關研究著作約一萬冊，多是1949年後的版本；二是天津地方文獻或與天津相關的書約一萬冊，都是最近十年買的，興趣轉移使然，版本從晚清直到當代，主體仍以1949年後為主；三是關於‘書’的書約五六千冊，基本屬於圖書文獻學範疇，主要是各種藏書目錄，書話類的也不算少；四是各種雜書約五六千冊，包括工具書、古今中外社科經典和科學普及名作，還有千餘冊五花八門的簽名本，多是師友所贈，有些內容並不喜歡，但必須好好留存，有一份情誼在。在我的收藏中，有些特色且稍具規模的小專題有：民國版的古代小說研究著作，各種版本的中國小說史和小說目錄，1949年以前的各種詩鐘文獻等。此外，1949年以前的天津文獻也略有可說之處。”
同樣整齊
轉角排列
底櫥
當然，王振良所說距離我寫這篇採訪記已經過了兩年多時間，我問他現在的所藏門類與數量是否有些變化。他說曾經編過藏書目錄，後來因為電腦出問題資料消失，於是就放棄了這個好習慣，但根據他最近兩年買書的速度來估算，他的藏書量約在三萬五千冊上下。因為居所空間有限，他的書被迫分放三處，家中所藏乃是他手頭常用以及最為偏愛者。
開門細看
分門別類
書之書
我從其書架的排列方式上，確實能夠感受到他也喜歡“書之書”。購藏研究書的書，幾乎是每位愛書人的共同偏好，對於王振良來說，他也不能免疫。他特意抽出一本《山西藏書家傳略》，這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他說是花幾百元錢從網上爭得者。而我也有這本書，似乎是太原古籍書店經理原晉先生所贈，當時我對這本小書並沒有太多在意，聞王振良所言後，方知道他在買這類書時果真不惜代價。王振良告訴我，他在買關於藏書家、藏書樓、藏書史這類書時，並不單純是從資料著眼，而是會想方設法買齊某書的不同版本。這顯然是藏書家的路數。
成套蒐集
高價買得
這兩本我沒見過
我個人的偏好當然是線裝書，王振良也知道我執拗於此，於是特意拿出一些讓我欣賞。翻看他的所藏，同時聽他講解每本書的特色所在，由此讓我瞭解到，他買線裝書並不是從善普著眼，更多的是關注資料的稀見性，尤其與天津有關的稀見文獻，乃是他必欲得之之物。
老出版物
文獻史料
雖然如此，他向我講述書的價值時，還是會關涉到版本問題。比如他留意到《潛子詩鈔》的書口被人挖改過，可全書並不缺頁，因此他一直琢磨挖改人的心理和原因，雖然這樣的挖改並不影響內容閱讀，但他依然認為這樣的探究很有價值。
抱出來一摞
排印本
書口做過手腳
王振良所藏線裝書中有一冊《李光明書莊價目》，此書也是薄薄一冊，卻被售書者做成了金鑲玉，雖然手法很是拙劣，而我對此書感興趣之處，乃是此前不久我前往南京，剛好尋找過書莊的舊址所在。當時薛冰先生帶領我邊探訪邊講解，雖然讓我瞭解到許多細節，但當時手中若能有這樣一冊書價表，我對書莊的認知一定會更立體。
《李光明莊書價表》
《書價表》前的說明文字
當年的價格
拍照完王振良的書房，我們坐下來聊天。我向他提問一些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比如他的堂號——飽蠹齋的來由。他說這源於他的網名飽蠹魚，而對於該堂號的解讀，王振良則稱他的碩士生導師李劍國先生在給其專著《稗談書影錄》所寫序言中有著詳細解釋，於是我向他索要了一本大作。歸京後細讀這篇序言，李劍國果真在序中詳細講述了這個堂號的意義。該篇序言首先用幾個段落講述“蠹魚”一詞的代指，而後李先生在序中評價說：“‘飽蠹魚’的意思顯然是對有書不讀的嘲諷。”接下來該序又引用明代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摘引的胡侍《墅談》所言：
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延之，嗜書之篤，亦莫過於尤延之。嘗謂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餘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酷有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頗不少，辛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為煨燼。迄今勤搜遍括，尚未半於舊藏。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東置庋閣，以飽蠹魚，既不假人，又不觸目，至畀之灶下，以代蒸薪。餘每自恨蠹魚之不若也。
王振良著作
周學熙落款
天津文獻
雖然說每個藏書人的藏書起因各自不同，而且我也多次強調過，能夠說得清的由頭就離真實有了偏差，但我依然還是不能免俗地向王振良提問，他何以走上了藏書這條路？王振良打開所著《稗談書影錄》，此書附有他所寫的《我的網絡書緣》一文。此文長達四萬多字，雖然題目說的是“網絡”，然細讀此文，則可稱得上是王振良的藏書自傳。因為此文從他的家鄉講起，一直追溯到了以他為座標的前八代。而此篇文章第一小節的題目就是《東北農村的“書愛少年”》，細讀這節文字可以看到，王振良對書的摯愛乃是出於天性。搞文史之人必須具備一個先天優勢，那就是記憶力超強，王振良恰好有這個特點在。他在該文中稱：“我的好記性一直保持到上大學，為了應付各門考試，頭天晚上要到圖書館自習，一個學期的聽課筆記，個把鐘頭就能搞定，背得八九不離十（足以應付考試）。”
無框豎排
就短期記憶而言，王振良的本領超乎尋常，我自己也一向自負於記憶力，而我的短期記憶卻完全沒有王振良的這個水準。其實與之談話，我同樣能感受到他的長期記憶力也非同尋常。因為在談話時，我偶然提到的某部書，只要是架上具備，他就能隨手抽出，而後翻開某一頁，向我出示某段話的原始出處。他的這種記憶力當然對藏書至關重要，然他在文中卻說：“我對書籍的過度嗜好，跟小時候農村的精神生活極度貧乏有關係。”而後他詳細描述了具體的情形，比如他們家族中遺留下來的兩本書，乃是他的歷史啟蒙讀物，遺憾的是這兩本重要之書，竟然被高年級同學騙走了。
孟廣慧題簽
在那種無書可讀的時代，對書籍有著摯愛的王振良只好去讀任何有字的東西：“把街頭的招牌從東唸到西，再從西唸到東。可到家以後，能看的東西除了課本，最多的只有藥品說明書。那時一切吃穿日用，幾乎都是零買（很多還要憑票），貨品基本上是散裝，根本沒有品牌和商標之類。惟有藥物誰家都離不開，且附有商標和使用說明。許多常用藥的使用方法和禁忌，我都能背得滾瓜爛熟。最高興的日子是每年春節前，母親一般會買回幾斤舊報紙（大多是《吉林日報》和《人民日報》），用來糊牆迎新。但是那時家裡真的缺錢，都得到了最後關頭，才能省吃儉用把報紙買回來。然後又很快打好糨糊，一張張貼到牆上（年就要到了），根本容不得我把報看完。我當然也有我的法子，就是一張報紙只看一面，然後讓母親把這麵糊到牆裡；剩下的一面呢，就可以等到糊完牆後慢慢看。”
提到了嚴修
這段話讀來真的令人唏噓不已，而正是這樣的知識飢渴，才使得王振良在有可能的情況下，靠節衣縮食大量地買書。1991年，他考上了天津的南開大學，由此來到這個大都市，從此他的藏書數量也迅速地增加：“‘節食買書’的直接結果，就是我藏書的不斷增加。1995年，本科畢業搬往研究生樓，我的書裝滿了8個紙箱，約一千餘冊；1998年，碩士畢業搬往柳州路暫住，書裝了20多箱，約三千餘冊；1999年在新興路結婚時，藏書已超過5000冊；2003年初遷居王頂堤，全部藏書裝滿34個特大號紙箱，搬家公司的小夥子，一個人根本弄不動，這時我的藏書總量已突破了萬冊大關。”
詞人按年紀排名
嚴修題簽
王振良說在那幾年時間裡，他總是泡在孔網上，每天都會把所上新書瀏覽一遍。後來每天上書的數量越來越大，他瀏覽不過來了，開始改為用關鍵詞來搜索。雖說網上購書有許多便利，但稀見之本卻不見得便宜，所以大量買書當然需資金作後盾。對於這一點，王振良告訴了我如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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