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五京与四时捺钵

文|大祭司

圣宗时,辽朝已建有上、中、东、南四京。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 年),升石晋所割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俱备。初期,以上京为首都。中京建成,遂取代上京成为辽朝的都城。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它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

大辽|辽代五京与四时捺钵

五京是用来统辖州县的,治理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五京各有特点,作用也不尽相同。上京临潢府是辽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自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是辽内四部族的游牧地。后又迁入了大批汉人和渤海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发展。东京用以控制渤海、女真,备御高丽。西京备御西夏和西南各游牧部族。中京、南京经济发展水平略高,多设财赋官,对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辽国皇帝并不常居上京、中京,他与北、南面臣僚和皇族一起,随寒暑、逐水草,巡行于四时捺钵之中。辽国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

大辽|辽代五京与四时捺钵

“捺钵”又作“纳拔”、“纳钵”、“剌钵”、“纳宝”,汉意为“行宫”或“行在”。辽帝的四时捺钵制度正是与契丹人游牧和渔猎经济活动相适应的,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制约。

辽初,冬春多在上京及其以南的潢水、土河流域,夏秋多在上京西北永安山、拽剌山(大兴安岭东南余脉)一带。圣宗前期,因对宋交涉的需要,捺钵也相应南移,春捺钵多在鸳鸯泊(今河北张北昂古里诺尔),夏秋在炭山(大兴安岭东南余脉),冬季则多住南京。天祚帝末期,东北战事起,被迫将捺钵移向西南鸳鸯泊、西京、南京一带。

大辽|辽代五京与四时捺钵

圣宗后期,历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前期百余年间,社会稳定,捺钵制也得以完善,四时捺钵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在长春州附近的鸭子河、混同江、鸭子河泊 ;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剌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伏虎林;冬捺钵在潢、土二河间的广平淀。

跟随皇帝至四时捺钵的是一个庞大的行宫部落集团。它包括皇帝的族人(四帐皇族),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诸斡鲁朵和中央的北、南面官员。中央的北面官全部随行。南面官中宣徽院所属百司官员全部随行;枢密院、中书省宰相 1 人,枢密都、副承旨 2 人,令史 10 人,中书令 1 人,御史台、大理寺各 1 人从行。其他汉官留守中京,办理汉人公务。留守官有权任命县令、录事以下文官,县令以上文官只能以堂帖权差,待会议行在所取旨后方可给敕正式任命;武官则必须奏准。

大辽|辽代五京与四时捺钵

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钩鱼和捕鹅。正月上旬起牙帐离开冬捺钵,三月上旬到达。江河尚未解冻,鹅雁未至时,凿冰钩鱼;冰雪融化,鹅雁北归后,放鹰鹘猎捕天鹅。钩得第一尾鱼,捕得第一只鹅后,便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互相庆贺。这既是契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内容,也是辽国统治者的娱乐活动。春捺钵活动期间,捺钵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朝见辽帝,以示臣服。所以,春捺钵活动也包括了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属部的政治内容。

四月中旬,行宫集团离开春捺钵进山避暑、赏花。皇帝与北南面臣僚共议国事,这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大政会议。闲暇时间则从事游猎。

大辽|辽代五京与四时捺钵

七月中旬,入山射虎、鹿,转入秋捺钵。天冷后到冬捺钵违寒,再与北南面臣僚举行第二次大政会议,共议大政方针。同时接见宋及诸国使臣,闲暇时校猎、讲武。

辽国皇帝的捺钵活动,既是契丹人的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反映,也是辽国统治集团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宋朝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们说“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如南人趁时耕种也”,并非像宇文懋昭所谓的“承平日久,无以为事,⋯⋯四时无定,荒于游猎” 。捺钵是举行国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场所,它才是辽国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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