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好友谷崎潤一郎已先他一步踏訪大陸，由北往南，兩個月走了很多地方，彷彿看見了一個古代的中國，充滿“中國趣味”，他在作品中大肆讚美江南人美物美，甚至後悔沒把滿洲、朝鮮的錢省下來遊歷蘇杭。
彼時的日本，正在急劇西化中，文人厭惡國內的西洋情調，與之相抵，便宣揚“中國趣味”。於是，隨著1918年海陸交通的發展，加之在軍事上控制了朝鮮、東北這一通往東亞大陸的要津，日本國內掀起一場中國旅遊熱，文人政客紛紛買船游去，尋找李杜蘇白筆下的詩意中國。
芥川龍之介
谷崎潤一郎的“中國趣味”
日本對於昔日的中國老師，即後來被其打敗的“東亞病夫”，內心一直很糾結，這糾結在谷崎潤一郎中國行後第二年（1922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國趣味》裡尤可見出，現引來開篇一段：
“說起中國趣味，如果只是把它說成是趣味的話，似乎有些言輕了，其實它與我們的生活似有超乎想象的深切關係。今天我們這些日本人看起來差不多都已經完全接受了西歐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國趣味依然頑強地植根於我們的血管深處，這一事實很令人驚訝。近來，我對此尤有深切的感受。有不少人在以前認為東方藝術已經落伍了，不將其放在眼裡，心裡一味地憧憬和心醉於西歐的文化文明，可到了一定的階段時，又回覆到了日本趣味，而最終又趨向於中國趣味了，這樣的情形好像很普通，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一個人……對於如此魅力的中國趣味，我感到有一種如景仰故鄉山河般的強烈的憧憬。”
來中國，谷崎是自掏腰包，芥川卻是肩負寫稿任務的公派旅行，勢必只有交出一部不落前人俗套的作品才算不辱使命。於是，帶著要和老友“抬抬槓”的打算，更有幾分躋身列強之國民的傲慢，芥川上路了。
因為存心要“說說中國的壞話”，一路所見，便均是不出所料的失望：
谷崎眼裡“戀人般”的西湖，在芥川這裡索性連湖都不是了，不過一片“大大的水田”；清末重修的寒山寺，“俗不可耐，什麼月落烏啼，何從談起”；揚州城則破敗不堪，縱然“腰纏十萬貫”到此一遊，也定會索然無味；秦淮河“乃平凡之汙水溝也……古人云：‘煙籠寒水月籠沙’，此般風景已不可見。今之秦淮，可曰乃俗臭紛紛之柳橋也。”
谷崎的中國遊記對芥川影響實在太大，以至於每到一處，他都忍不住把這位老友拉出來開涮一番，來一句：面對此景，我實在無法像谷崎潤一郎那樣沉溺於浪漫之中了。
可西湖實在太美，芥川一不小心就會“變節”——“西湖！此刻我的確滿溢了西湖情結。茫茫煙水之上，中天雲裂處，流溢出窄窄的月光。而橫亙水面的，一定不是蘇堤便是白堤。堤上呈三角形高高拱起的照例是座雙拱橋。這美妙的銀色與黑色，到底是在日本無緣一睹的。我坐在顛簸的車上，不禁挺直了身體，久久顒望著西湖。”蘇州比之杭州更美，“蘇州是個好地方啊，依我說是江南第一，尚未染上老美情趣，光這一點就十分難得了。”
芥川龍之介在西湖樓外樓用餐
芥川龍之介的傲慢與偏見
他所住酒店的門口，蹲著一位賣花的老婦，驕橫的美國水兵一腳踩翻了她的籃子，鮮花散落一地。水兵視若無睹揚長而去，老婦竟連一聲抗議都沒有。芥川同情心大起，走過去送給她一些錢。可她並沒有表示感謝，反而緊追上來，纏住芥川要求給更多的錢。芥川無法理解，對惡人，她逆來順受；而好人，在她眼中則是弱者，必須繼續加以壓榨。
在上海，朋友帶他去湖心亭看荷花風景，結果青天白日之下，一個男人正奮力往荷花池裡小便。對此，芥川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陳樹藩叛變，白話詩正在走下坡路，這類事，根本不在這個留辮子男人的話下。”他心中不由感嘆道：這還是我在書中看到的那個誕生了杜甫、岳飛和王陽明的中國嗎？
他也拜訪了章太炎、鄭孝胥一些大人物，可從他們口中，並不能聽出什麼復興中國的高明主張。
一路積攢的不滿和不屑，讓芥川看中國的眼光更加怪異誇張。來到南京，這座古都的荒涼令他感到十分意外，中國導遊告訴他，這個城市“約有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是旱田和荒地”。路旁高大的柳樹、將要倒塌的土牆和成群飛舞的燕子，勾起他懷古之情的同時，他也尋思著要是把這些空地都買下來的話，或許能一夜暴富也未可知。於是便用一種房地產商的口吻開導導遊：
“要是趁現在買下來多好。浦口發展起來的話，地價肯定會暴漲。”
然而導遊拒絕了芥川的好意，因為中國人都不考慮明天的事，決不會去做買地那樣的傻事，他也不會考慮，因為看不到人生的任何希望：
“首先不可能考慮。不是被燒掉房子，就是被砍掉腦袋，明天的事沒人搞得懂。這點和日本不同。反正現在的中國人不去關心孩子的未來，而是沉湎於沒救和女人。”
如果不是寫在芥川的《中國遊記》裡，真不敢相信，1921年的南京人會如此絕望。芥川於1927年自殺，他不可能預測到後來的形勢發展，不會想到他死的那年，國民政府會在南京成立，這個城市因此進入一個從未有過的繁華期。不會想到在他死後十年，日本人的軍隊氣勢洶洶地征服了這座城池。也不會想到，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國人又把他們趕回了日本。
1926年，芥川死前一年，谷崎潤一郎第二次來到中國。這次只在上海逗留了一個多月，幾乎是文學之旅，被田漢、郭沫若、歐陽予倩等中國作家盛情接待喝到吐，瞭解到中國社會苦於殖民地化的現實，回國後不再寫“中國趣味”，代之以大寫日本的東方風情。
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
村松梢風的原鄉之旅
受到芥川龍之介的刺激，不太成功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風決定前往中國尋找靈感。芥川那誇張的、多少有些尋奇獵異的文字無疑打動了梢風的心。
梢風的第一次中國行是在1923年，一來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此後十年間，幾乎每年都要造訪中國。相比谷崎、芥川式的走馬觀花，這位浪蕩子行旅途中，吃喝嫖賭無一缺位。也因為如此，筆墨所涉就相當廣泛，對中國的觀察更為全面客觀。
在《夢寐之鄉》一文中，梢風寫道：“每次溯入長江，不知何故，此時無限的親切、喜悅、感激等諸般心情一下子都湧上心頭，最後變成一種舒暢的傷感，禁不住熱淚盈眶，滄然而涕下。”這一剎那自心靈深處湧發出的“獨愴然而涕下”的感動，差不多成了梢風以後感受中國、觀察中國的一個基本支點，但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會有這種文化尋根式的感動。
1928年10月，梢風再度來到中國，這次他主要將目光轉向南京，要親眼觀察一下北伐戰爭之後國民黨新政權下的中國面貌。“在最近的世界歷史中，最令人關注的地方應是南京吧。在南京……匯聚了現代中國的所有的精神。因此，要理解新的中國，首先必須要了解南京。”
梢風徜徉於庶民氣息濃厚的茶館和書場，在六朝遺蹟中留下屐痕處處，也去訪問了曾留學日本的國民革命軍軍醫總監陳方之、南京市市長劉紀文，對國民革命後的新氣象頗有讚歎。他還拜訪了一位棲居在秦淮畫舫中的陸軍師長，政府的藝伎禁令之下，雲集河中的秦淮畫舫成了無用的廢物，而由於南京人口激增，房子滿足不了市場供應，這些帶有廚房、臥室的豪華畫舫有的便被當成房屋租了出去。
當時的茶館
他對初步建成的宏大的中山陵驚歎不已：“我以前曾屢屢聽到一種頗為極端的論點，即在現代中國無藝術，我私下甚至也曾這麼認為，但這次親眼目睹了這中山墓的宏大工程，獲悉現代中國也還是有偉大的藝術，內心感到難以言狀的欣慰。”
另一方面，首都進行的現代化改造，使得古物遺蹟加速毀滅。看著荒草悽迷中的明孝陵，梢風慨嘆：同樣是創下了恢復漢民族主權的不朽功績，明太祖和孫中山的境遇差別未免太大，他認為，“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也應該在今天對明陵多少加以修繕保護，這也是對祖先應盡的義務。”
總之，他感受到一種新，基本是處在一種虛飾的氣象。他一方面感到某種鼓舞，一方面卻有一種悵然若失之感。
相比較而言，梢風這一時期對中國的描述不管如何五色雜陳，卻始終帶著一種溫情，沒有芥川那樣的冷眼。但在“1.28上海事變”之後，村松梢風還是表現出在作為作家之前他首先是個“日本人”，開始鼓吹對華侵略，這也是那一時代大多數日本人難以逃脫的宿命。比如曾用日文改寫了許多中國古代小說，參與過《大魯迅全集》的翻譯，與郁達夫、田漢等曾相交頗厚並兩次來中國遊歷的佐藤春夫，在上海事變後不久，就逐漸淪為“大東亞戰爭”的吹鼓手。而像谷崎潤一郎那種，為迴避對法西斯的支持，沉浸於關西風土人情創作而被視作“反戰”作家的，並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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