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主持下的西南聯大總務處，需要處理種種校務問題，其中以薪酬問題最為棘手。國民政府戰前教育經費投入佔每年預算的5.5%，戰爭期間只剩下1.5%-2%，給予國立大學的補助嚴重不足。從日記中可以看出，每月為籌措薪酬、補助金等，鄭天挺真可謂竭盡所能。
1943年9月1日上午，鄭天挺到學校辦公，聽說教職員工上個月的工資竟然還沒有發，不由大怒，一問才知道，原來學校常委都不在，又無人替常委蓋章，以至工資遲遲未發。鄭天挺當即命辦事人員去找人蓋章，並責令“下午必發”。在當天的日記中，鄭天挺說明了自己當時發怒的緣由，“今非昔比，同人中蓋有不能遲半日者也”。
在戰時的昆明，西南聯大的教職員工們拖家帶口，面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每月急需工資解燃眉之急。因此鄭天挺任聯大總務長後，總是力求在每月月底，把工資按時發放。
個人經濟狀況：“世不如我者更不知多少”
在各種有關西南聯大的回憶中，大都會提及教授們的清苦生活。其實，聯大教職員工的工資加上生活、學術補貼等，薪酬頗為可觀。如1943年1月，聯大校常委會通過，定助教工資為100-200元，之後教員、專任講師、副教授工資依次遞增，直至教授的工資為300-600元。在兩次加薪後，1944年教師工資起薪提高，助教為120元、教授為430元。
在工資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補助，從助教、練習生，至教授、主任，都有生活補助費、空襲受損救濟費、救濟金等可領。針對教授、副教授等，聯大更設有研究補助金，如1944年11月，鄭天挺、朱自清、聞一多、錢端生、馮友蘭等幾十人，因“教學辛勞家累復重而又安貧樂道，未在校外兼任其他工作，甚堪嘉許”，獲得研究補助金1萬元。
圖：鄭天挺，著名歷史學者
也許是鄭天挺長期隻身在昆明（1943年，女兒鄭雯到聯大讀書）的原因，他的生活相對寬裕。如1942年4月，鄭天挺記下所得上月薪酬：
“領得聯大教授三月薪四百四十元，聯大津貼六十五元，部撥三月生活補助費七十元，部撥二月食米基金四百十四元，聯大學術研究費一百五十四元，聯大總務長三月車費一百元，雲大講師三月薪一百二十元，共一千三百六十三元”。
鄭天挺各項收入相加達1363元，相當於他教授工資的3倍。
直至1943年，戰時通脹加劇，鄭天挺才開始記每日花銷，如1943年7月30日，“付甜點心口酥十塊六三元、又薩其馬四塊二八元，理髮十元，洋燭一支三五元，雞蛋二個八元”；又如1944年3月4日，“付麵包一五五元，請客一七五元，午飯三五元”。鄭天挺自小家有僕人，不會做飯，三餐都是在外買牛肉麵、鍋貼、包子及點心等。
對於不斷上漲的物價，鄭天挺日記中有很多抱怨，但1944年10月，他在日記中想起自己每月7000元的平均薪酬，還是說，
“戰時得此雖不足與生活指數比，然不為不多也。世不如我者更不知多少”。
不少聯大教授都有家室之累，八年間常常要求漲薪
鄭天挺1940年6月有日記說，“清華大學少壯教授以待遇不平為言，請學校加薪，遂各加四十或五十，全校皆然，而北大、南開亦繼之，於是少壯教授復以各校皆加，其不平仍在，於是又加於薪俸較低者三十或四十。”鄭天挺慨嘆，
“國事至此，而仍以一己收入是爭，可謂毫無心肝。”
希望他們能有愧意。
圖：鄭天挺日記
更出乎想象的是，有教授為獲得更多補貼，不惜弄虛作假。1941年，聯大墊發前一年的購米補貼，需要教員自報家庭人數，並由同事、系主任出具證明。有北大教授將此種規定視為一種侮辱。結果，總務處統計發現，
事實證明，鄭天挺等通過制度防範個人私念，還是很有必要的。
1943年5月，燕樹棠、楊西孟等還組織上書教育部，要求改善待遇，後來以訛傳訛，外界甚至說聯大教授要集體絕食，向教育部施壓。蔣夢麟在重慶特意打電話給鄭天挺，叮囑“萬不可有絕食及其他行動，以免影響學校前途”。當年6月，教授待遇得到提高，“每人可加四百元至七百元”。用鄭天挺在日記中的話說，
“國家戰時養士之優之厚，可謂至且盡矣”。
總務長職責所在：為籌措薪資費盡心力
鄭天挺雖對部分教授過分在意薪資不滿，但按時為教職員工發薪，是總務長職責所在，他從來都全力而為。1945年4月，聯大要發的薪俸、米貼、生活補助等，總計需4130多萬，而至23日僅籌得1450萬。鄭天挺很是犯難，“商業銀行無此鉅款，國家銀行須待請示，自兩週前即行籌措，連發急電三數，迄今尚無消息，為之氣躁，今日屢發怒。”
第二天，又發生了一件讓鄭天挺更生氣的事。他每月盡力籌措資金，其中相當一部分撥給訓導處，用來發放學生貸金及購米等。當時由於糧價變化過快，糧政局同意先向西南聯大撥發糧食，讓糧食部和教育部再具體商量如何付款。
結果從1944年11月-1945年4月，訓導處積攢了400多萬未花的購米款。鄭天挺極為惱怒，日記中說，“蓋每月飽經種種困難始能措發貸金及薪津，有時且須出五六分利息，而訓導處竟浮存四百餘萬，一無利息，不惟有關公帑，於事理亦不通”。他決定不再為訓導處籌措貸金，讓先拿存下的米款代付。
至26日，教育部給聯大匯來1800萬元，鄭天挺才鬆了一口氣，在日記中說，“本月應發薪津可無虞，但補發上月生活補助增加部分尚難，然而心安矣。”由此可見，聯大為在戰時滿足師生基本的生活、學習需要，是有多麼艱難。
相比於聯大普通教授，鄭天挺等學校行政人員的收入更少。1942年11月，聯大領導層“討論同人公費事”，鄭天挺彙報，按照教育部的新規，每月撥給大學各學院院長、總務長、教務長等600元，給各系主任300元，作為公費補助。羅常培等教授一致主張拒收。
圖：1946年，鄭天挺和家人在北平
即便如此，還是有行政人員給自己發高薪的謠言傳出來。鄭天挺在1943年的日記中，頗為憤怒地寫道，
“外間傳言在校行政首要，院長、各長、常委等每月校中均另有補助”，其實“校中最苦者，莫若負行政責任之人。教授中大多數兼差，且有兼至三四處者……惟在校任各長者絕不能兼……政府規定之特別辦公費，每月六百元，任行政責任者均辭謝不受，更何況特別補助耶……若勉仲、子堅與餘，皆負債累累。”
勉仲、子堅即查良釗、黃鈺生，分任訓導長和建設長，他們和鄭天挺一樣沒有兼職，全靠聯大薪資維持。
雖然窮困，鄭天挺也是有所不為的，如他在1944年1月的日記就說，
“昆明各報星期論文每篇酬八百元，小報無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爭先恐後，餘甚恥之。曾語端升，非貧無立錐，絕不為小報寫稿也”。
這大約就是鄭天挺作為知識分子的最後堅守了。
原刊於2018年3月31日《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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