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無論是哈耶克還凱恩斯都主張政府應該不同程度地干預市場。哈耶克相信，國家有道義上的責任介入，只要自由企業不受影響，國家介入是可以接受的，“毫無疑問，一些最低限度的食物、裝、服裝足以維持人的健康和工作能力，能讓所有人感到寬心。”但是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的爭論還是不可調和，某種程度上，這不但是兩代不同風格的知識分子之間的爭論，也是古典自由主義與現實的凱恩斯主義之間的智慧交鋒。韋普肖特提醒我們注意到凱恩斯人生與哈耶克人生之間有著最大的不同點：哈耶克單純地沉浸在經濟理論當中，刻意地與政治保持著距離；而凱恩斯感興趣的卻是應用經濟學，改善他人的生活。
1931年1月，哈耶克從奧地利抵達倫敦後，首先在劍橋凱恩斯信徒的大本營舉辦了四次講座，對政府幹預市場的凱恩斯主義進行了有條不紊的反駁。哈耶克認為，在已經到來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中，用借來的錢投資，解決經濟不景氣的症狀只能讓局面變得更糟。與此相反，他提出了自己的補救辦法：讓時間解決一切。而凱恩斯認為，哈耶克是想靠對他的《貨幣論》的批判文章在英國經濟學界站穩腳跟，他開始不屑於回覆，但天生善辯，從不認輸的凱恩斯還是被哈耶克的蔑視激怒了，他的反駁更為毒辣，他對哈耶克“時間能解決一切”的回答充滿了嘲諷：“長期而言，我們都會死”。
說實話，開始的這段爭論並不值得炫耀，這兩位大牌的經濟學家你來我往之間，詞鋒犀利，但是糾纏來糾纏去，就是在基本的經濟學術語的誤讀上互相指責，最後乾脆訴諸於胡攪蠻纏：“他的理論全是垃圾”，“胡言亂語的大雜燴”如此等等。乃至後來有經濟學家總結這場1931年到1932年的爭論時說，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的辯論，一點也不像大論戰，雙方都想極力攻擊對方，僅此而已，並沒有持續的、深思熟慮的、富有洞見的觀念之間的交流。有人甚至說他們除了發洩別無亮點：就像兩個頑童之間的無知對打。
當時的人們還無法察覺到哈耶克與凱恩斯之爭對歷史與經濟學具有什麼樣的意義。1936年，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人們期待哈耶克的評論再也沒有出現，而一場凱恩斯主義的革命正在美國興起，1929年的股市崩潰和隨後的大蕭條，為凱恩斯主義的觀點提供了機遇，羅斯福新政，再加上戰爭的刺激，這些不同的嘗試緩解了大蕭條的痛苦。而此刻，哈耶克正忙於撰寫他的傑作《通往奴役之路》，他在書中認為，主張用計劃經濟取代自由市場的人，不管多麼用心良苦，必定會踏上一條通往暴政之路。這本著作1944年上市後，出乎哈耶克的意料，成為了他最為暢銷與經典的著作。此書出版之前，哈耶克只不過剛在英國的站穩腳跟的小圈子人物，此書出版後，他一舉扭轉了在凱恩斯論戰中的頹勢，成為了大受歡迎的經濟學家與政治思想家。
哈耶克的傳記作家阿蘭·艾伯斯坦認為，《通往奴役之路》的偉大不僅在於結論，而且在於其內在價值，“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從政治學和倫理學對社會主義經濟計算的深化，它不僅僅是從經濟生產效率的角度來考察傳統社會主義的必然結果，更側重於從政權與社會類型角度來研究這一點。”哈耶克研究思路的這種轉變，是他研究經濟政策的一種內在轉變，但是正是這種思路的轉變，讓他轉型為一個政治思想家，跨領域的學者。我們現如今已經能感覺這種轉變的意義。
凱恩斯與哈耶克的爭論影響了二十世紀的經濟發展的軌跡，迄今為止我們還在為市場與國家職能的調控爭論不休，為政府在市場領域的界限如何糾纏不清。在經濟政策的制定上，我們會在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取捨不定——正如同2008年和2012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中，這兩位的爭論重新被提起，如何選擇的問題又一次擺放在了面前一樣——但是在政治思想領域，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永遠都不會過時，他對個人主義的推崇，對國家暴政的警惕，對計劃經濟的鄙棄，對自由主義觀念與民主制度的嚮往，已經成為了指引我們尋找觀念力量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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