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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春夏因為《偶像練習生》和《創造101》的熱播，觀眾們開口閉口就是“這個小哥哥小姐姐我pick了！”
今天要推薦的書其實是三本訪談合集，內容全是摘自於美國著名文學雜誌《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裡面囊括了從《蒂凡尼的早餐》的作者杜魯門·卡波蒂到去年拿諾獎的石黑一雄等47位中國讀者較為熟悉的作家的長篇訪談。
杜魯門·卡波蒂青年時代
一戰時期的海明威
“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傑克·凱魯亞克
《洛麗塔》的作者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的作者雷蒙德·卡佛
《紐約三部曲》的作者保羅·奧斯特今年71歲了仍然是帥的，去年他還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4321》
土耳其文壇巨擘奧爾罕·帕慕克
法國才女作家弗朗索瓦絲·薩岡宛如精靈少女
詩歌現代派運動領袖T.S.艾略特
《巴黎評論》這本文學季刊本身就很具有傳奇色彩，它是在1953年由一群以約翰·普林斯頓和彼得·馬西森為代表的美國富二代創刊的。
約翰·普林斯頓和彼得·馬西森
本欄目以前推薦過的非虛構作家蓋伊·特立斯就曾經在《尋找海明威》一文中記錄了《巴黎評論》創刊者們的故事：
Early in the fifties another young generation of American expatriates in Paris became twenty-six years old, but they were not Sad Young Men, nor were they Lost; they were the witty, irreverent sons of a conquering nation and, though they came mostly from wealthy parents and had been graduated from Harvard or Yale, they seemed endlessly delighted in posing as paupers and dodging the bill collectors, possibly because it seemed challenging and distinguished them from American tourists, whom they despised, and also because it was another way of having fun with the French, who despised them.
50 年代初期，旅居巴黎的新一代年輕美國人都長到了26歲；然而，他們不屬於“感傷的青年”一代，也不屬於“迷惘的一代”。他們生長於那個戰無不勝的國度，充滿智慧，放蕩不羈；儘管出身於富貴之家並且畢業於哈佛或耶魯，但他們似乎都熱衷於裝扮成窮困潦倒的乞丐，為逃避各種收賬人而東躲西藏。也許對他們而言，這種生活更刺激驚險，使他們有別於來巴黎旅遊的美國遊客，他們對那幫人總是嗤之以鼻的。他們這樣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想嘲弄一下那些輕視他們的法國人。
pauper n. 貧民; 窮人
Nevertheless, they lived in happy squalor on the Left Bank for two or three years amid the whores, jazz musicians, and pederast poets, and became involved with people both tragic and mad, including a passionate Spanish painter who one day cut open a vein in his leg and finished his final portrait with his own blood.
無論如何，他們在塞納河左岸上度過了兩三年夜夜笙歌、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整天與妓女、爵士樂手和出賣男色的詩人們為伍，甚至與那些既充滿悲劇色彩又瘋狂的人有瓜葛，其中還包括一位狂熱的西班牙畫家。有天他居然割斷了腿上的靜脈，用自己的鮮血完成了最後一幅肖像。
squalor n. 骯髒; 貧困；道德敗壞
採訪者本身就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和品位，採訪也是經過了數月的準備，甚至一些採訪者本身就和受訪作家是朋友，因此這些長篇訪談質量頗高，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巴黎評論第一期
作家訪談聽起來或許會讓很多人覺得是圍繞著藝術創作的學術討論，毫無疑問作家訪談肯定會聊到寫作動機，靈感來源，如何積累和加工素材等話題。但對我來說，讀作家訪談，去探究寫作之外的東西才是樂趣所在:
杜魯門·卡波蒂小時候因行為怪異被送到一家精神病所測試智商，最終卻頂著個天才的頭銜回了家。他喜歡躺著寫作，而且手邊有香菸和咖啡，他才能思考。
傑克·凱魯亞克曾經和友人在凌晨三四點鐘繞著街區裸奔。他構思醞釀了7年的《在路上》只花了三週就一氣呵成地寫完了，期間體重掉了15磅。
《在路上》
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因為讀了《變形記》受到啟發才開始寫短篇小說，他表示：
“The first line almost knocked me off the bed”.
“文章開篇差點讓我從床上掉下來。”
在寫《族長的秋天》時他做了一次穿越加勒比的旅行，竟然是因為他忘記番石榴聞起來是什麼味道了，這是他書裡缺乏的元素。
以寫恐怖小說著稱的斯蒂芬·金表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就像“a brick that was heaved through your window at you”（一塊破窗而入的磚頭，劈頭向你砸過去）。如果有讀者告訴他讀他的書讓自己吃不下飯了，那他會覺得真的太棒了。
阿根廷作家胡里奧·科塔薩爾可以不限場合地寫作。但他覺得有音樂聲就絕對沒法寫作。他曾在巴塞羅那遇到一個年輕男孩，過來給他蛋糕吃。
在科塔薩爾表示感謝後，那個男孩說“與你給我的東西相比，我給你的太微不足道了”，他們彼此擁抱後分開，科塔薩爾覺得這是他作為職業作家能得到的最佳報償，所有寫作的艱辛都因為那樣的時刻而顯得分外值得。
大江健太郎說他在酒吧喝多了經常和人打架，碰到有天皇崇拜傾向的知識分子都要和人家打架；因為一本《小熊維尼》而開始和妻子相識相愛；家人關於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反應居然都是冷漠臉……
除了瞭解作家們經歷的趣事，還能從訪談中窺視到作家們迥異的個性。
狂放不羈的凱魯亞克在訪談過程中又是彈鋼琴又是吹口琴，喝了酒也作了詩，講起故事來滔滔不絕，有些回答又滿是戲謔。
而米蘭·昆德拉全程拒絕談論自己，整個訪談都是聚焦在創作藝術的討論上。村上春樹的訪談則是比較中規中矩，談話中沒有體現出他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幽默，不知道是不是出於英文交流的原因。調皮的翁貝託·埃科在面對“成長小說中通常包含一定程度的情感和性愛教育，而你的所有小說中只出現過兩幕做愛場景，為什麼？”這樣的問題時，他說“相比描寫性，我更喜歡身體力行”。
翁貝託·埃科
在這些訪談中，我看到了這些文學大家們無異於尋常人的可愛之處。比如關於海明威和斯蒂芬·金的這幾段：
He keeps track of his daily progress—“so as not to kid myself”—on a large chart made out of the side of a cardboard packing case and set up against the wall under the nose of a mounted gazelle head.
海明威把每天的工作進程記錄在一張大表格上——“以防自欺欺人”。這張工作表用包裝盒側面的硬紙板製成，立在牆邊，上面懸掛著一個小羚羊頭標本。
The numbers on the chart showing the daily output of words differ from 450, 575, 462, 1250, back to 512, the higher figures on days Hemingway puts in extra work so he won’t feel guilty spending the following day fishing on the Gulf Stream.
表格上的數字代表每天產出的文字量，從450、575、462、1250，到512。高產的日子定是因為海明威加班工作，免得因為第二天要去海灣小溪釣魚而內疚。
《巴黎評論》問斯蒂芬·金在寫作的時候對環境有什麼要求，他的回答也特別有個性：
It’s nice to have a desk, a comfortable chair so you’re not shifting around all the time, and enough light. Wherever you write is supposed to be a little bit of a refuge, a place where you can get away from the world.
有張書桌和一把舒適的椅子就不錯，這樣你就不需要到處將就。還有光線要充足。你寫作的地方應該是一個避難所式的地方，一個可以讓你遠離塵囂的所在。
The more closed in you are, the more you’re forced back on your own imagination. I mean, if I were near a window, I’d be OK for a while, but then I’d be checking out the girls on the street and who’s getting in and out of the cars and, you know, just the little street-side stories that are going on all the time: what’s this one up to, what’s that one selling?
環境越是封閉，就越容易迫使你回到自己的想象世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附近有窗戶，短時間內沒問題，但過不了多久，我就會留心看街上的美女，看人們上車下車，注意力轉移到這些隨時都在發生的街邊小故事上頭：這個人要幹嘛？那邊在賣什麼東西？
會因為去小溪釣魚耽誤工作而感到內疚的海明威，寫作時注意力不集中琢磨路人在幹嘛的斯蒂芬·金，似乎就是生活中的你和我。
當然這些作家之所以成為了作家，部分還是作家中的高產大大，除了本身的天才之外，還有始終如一的勤奮和自律。比如海明威：
Nowhere is the dedication he gives his art more evident than in the yellow-tiled bedroom—where early in the morning Hemingway gets up to stand in absolute concentration in front of his reading board, moving only to shift weight from one foot to another, perspiring heavily when the work is going well, excited as a boy, fretful, miserable when the artistic touch momentarily vanishes—slave of a self-imposed discipline which lasts until about noon when he takes a knotted walking stick and leaves the house for the swimming pool where he takes his daily half-mile swim.
若要驗證海明威對寫作事業的付出，沒有任何地方比得上這間鋪有黃色地磚的臥室。清早起床後，海明威會全神貫注地站在讀寫板前，唯有將重心從一隻腳換到另一隻腳時，才會挪動一下身體；寫作順利推進時，他大汗淋漓，興奮得像個小男孩；而當藝術家的觸覺突然消失，他便會感到煩躁、痛苦他是一個嚴於律己、自我約束力極強的人。直到晌午時分，他才會拿起圓頭手杖離開房子，到泳池邊開始每日半英里的游泳。
海明威從早上六點寫到中午，然後再去做一些運動作為調節；帕慕克每天花二十分鐘走去工作室，然後一呆就是十個多小時；長跑愛好者村上春樹早上四五點就起床了，工作五六個小時後再去長跑或游泳……
正如馬爾克斯在訪談中說的“要成為一個好的作家，你得在寫作的每一個時刻都保持絕對的清醒，而且要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態。我非常反對有關寫作的那種羅曼蒂克觀念，那種觀念堅持認為，寫作的行為是一種犧牲，經濟狀況或情緒越是糟糕，寫作就越好。”
這三本書一定是值得反覆翻閱慢慢咀嚼的書，你不僅可以從中將作家們寫作的心路歷程和對時代的思考窺知一二，還能瞭解到創作者們的高度自律和艱辛付出。
此外，這三本書還是一個大型書單種草機，你會在閱讀的過程中對某位作家的作品或是他讀過的作品產生強烈好奇和閱讀慾望。隨著讀者們閱讀量的增加，對訪談內容的感受肯定是由淺入深的，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共同探索的過程。
好了，今天就安利到這兒，大家都pick了誰？安利你們pick的文學愛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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