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太子是个非常尴尬的角色。
尴尬一：太子既是大权的继承者，但在大多数时候几乎没什么权力。偶尔奉命“监国”，也多是临时实习，皇帝一旦收回成命，就得乖乖地回东宫，继续等待老爹哪天驾崩。
尴尬二：对皇帝来说，太子既是延续家天下的保证，又是觊觎皇权的危险人物，弄不好极有可能干掉自己直接上位。于是皇帝对太子既要爱护又须戒备。
所以，没有几个朝代很处理好太子和皇帝的关系。特别是出现长寿皇帝，太子长期待机，父子、兄弟、君臣之间矛盾积累得太多，往往要爆发惨烈的政治斗争。而可悲的是，这种斗争的结局往往是太子挂掉，待机变成死机。
具体来说，太子被熬废，有这么几种模式。
1、白发人送黑发人模式
比如吴大帝孙权的宣太子孙登、南齐武帝的文惠太子萧长懋、梁武帝的昭明太子萧统、隋炀帝的元德太子杨昭、明太祖的懿文太子朱标，都先于其父去世。这几位太子的老爹总体上看都比较高寿，特别是梁武帝居然活了86岁，在历朝皇帝寿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乾隆。当然齐武帝和隋炀帝都只活了50来岁，并不算高寿，但相对他们可怜的儿子，也够长了。
这种模式中，由于太子没有和皇帝发生政治冲突，所以总是充满了温情。悲伤的父亲无法补偿命短的儿子，只好尽之以哀荣，在赐谥号时不吝其恩，什么好听赐什么。于是乎，这几位太子除了早死之外，又有了另一个共同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宣、文、德、懿、昭都是不错的谥号，但几位太子的真实才能恐怕未必配得上。
比如孙登，谥号是“宣”。据《谥法解》载：“圣善周闻曰宣。闻，谓所闻善事也。”又载：“施而不成为宣。”孙登当太子共21年，由于孙权太强势，他基本没有什么施展手脚的空间，也就无所谓什么“施而不成”。至于“圣善周闻”，孙登倒是有一点点善，但也事出有因，他母亲身份低贱，他也因此心虚，而孙权更宠爱他弟弟孙和，孙登时刻战战兢兢，甚至想让位给孙和，这种仁善，更多是出于害怕。至于周闻，大概是因为孙登临终上疏孙权，大体上论述了一下时局和朝臣的贤愚，总体来说，属于一篇体现忠孝的正确的废话。此外推荐了他的几位属官给孙权，建议重用，算是孙登对他们多年辅弼的最后一点酬答，这些人都是官二代，如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张昭之子张休、顾雍之子顾谭等。
孙登
对这位长子尴尬的早逝，孙权心里也不是滋味，每每当众提到他便流涕哀伤，于是借着孙登的临终上疏，谥他为“宣”。但是对这位太子的成色，孙权心里当然有数，孙登推荐的那些人，该坐冷板凳的还是坐冷板凳，只有诸葛恪后来算是混出了头，并在孙权死后权倾朝野，这是后话。
2、弟弟逆袭哥哥模式
弟弟逆袭哥哥做太子，最典型的便是隋唐两代，前有杨广逆袭哥哥杨勇，后有李世民逆袭哥哥李建成。
其实，在讲究长幼有序的宗法体制里，弟弟想挤掉大哥，是非常不容易的，仅仅靠老爸的偏心远远不够，譬如汉高帝刘邦与惠帝刘盈，汉武帝与戾太子刘据，包括后来的明太祖与太孙朱允炆，老皇帝都觉察出继承人的性格过于软弱，不是接班的料，但是考虑到稳定政局、维持法统，并没有因此废掉太子（太孙）。
所以，杨广的成功是非常难能的，他之所以能够逆袭杨勇，可不光是靠着争宠和离间，而是他能拉动强势的母亲独孤皇后以及重臣杨素，来为他说话，这让隋文帝突然意识到，做了二十年储君的杨勇，所拥有的政治势力和政治资源竟然早已被弟弟反超，实在是无能。如果坚持嫡长制，那么自己去世后，庸弱寡恩的杨勇早晚会被羽翼已丰的杨广推翻，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动荡。与其长痛，不如短痛，暮年的隋文帝无奈地承认了弟弟逆袭哥哥的事实。
自己也是逆袭上台的唐太宗李世民，事事以杨广为戒，在接班人问题上显然也吸取了教训，太子李承乾被废后，他想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但李治的哥哥魏王李泰交结大臣，势力很强，李世民或许是害怕上演兄弟争位的悲剧，直接把李泰降为郡王，远远地打发到湖北均州，并专门下诏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并强调要作为定制，以警告皇子们不要再生此念。
玄武门之变
说来这也算的上一段黑色幽默，李二哥显然选择性地忘了自己的太子之位是怎么得来的。
3、父子无法共容模式
皇帝做得太久，难免等得太子不耐烦。像英国查尔斯王储那么看得开的，中国古代可以说十分少见。这倒不是说中国人都小家子气，主要是因为太子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外戚、朝臣的集团利益，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等得越长，越容易出矛盾。像汉武帝戾太子刘据、康熙帝太子胤礽，都是这种类型。
刘据自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被立为太子，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自杀，共做了31年太子。作为长子的刘据，起初是颇受汉武帝喜爱的。但随着时间推移，父子之间性格差异越来越明显，武帝好大喜功，驾驭群臣非常严酷。太子刘据则安静仁厚，政治理念与父亲处处相反。因此，刘据越来越不安，生怕被废掉。汉武帝虽然也说过，太子性格敦厚，正好继承我的事业做一个守文之主。然而这句冠冕堂皇的话只有鬼才相信，差别无法消除，矛盾在积累。
刘据也是一个政治集团的代言人，朝中比较谨厚的大臣都归心于刘据，而与汉武帝相近、喜欢严刑峻法的大臣，却比较讨厌太子。父子分歧，终于演化成朝中政治派别的斗争，而那时的汉武帝已是65岁的老人家，不仅倦于政事，更没有气力去解决什么党争，他带着老年人的惰性，慢慢疏远了刘据。太子的政敌们于是更加放肆地攻击他，江充之所以能够发起巫蛊之案，正是摸准了皇帝与太子不和的底数，最终造成了太子自杀的悲剧。
康熙太子胤礽被废与刘据有些相似之处。胤礽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被立为太子，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第二次废黜，前后共做了37年太子。漫长的37年中，胤礽身边也聚集了不少渴望从龙立功的臣子。太子本人像玩偶一般，被阿附于他的臣子们带到了沟里去。康熙皇帝第二次废胤礽后，终于明白了太子居储位太久的弊端，他说，一则当太子时间长了，容易养成骄纵之心；二则时间太长，朝臣党附太子，容易勾引太子产生不良行为。有鉴于此，康熙从此立制，终身不复立太子。
胤礽
但一直不立太子也不是个事儿，万一皇帝哪天突然驾崩，极易造成当年多尔衮摄政那样的意外。于是乎，雍正皇帝贯彻康熙的意图，创造了著名秘密立储的制度。这种办法总算是杜绝了出现“太子党”的危险，所以，尽管清朝后来出了个创纪录的高寿皇帝乾隆，也没有再发生熬废太子的事。
4、自作孽不可活模式
南朝宋文帝太子刘劭，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人物。刘劭于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被立为皇太子，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叛乱弑父，共做了24年太子。
宋文帝刘义隆早年对这位儿子十分宠爱，特诏允许太子东宫可以置兵，规模竟与皇帝的羽林禁兵相同。这位太子自12岁便离开父母出居太子宫，由太子官属进行培养。太子权势一大，朝臣们便争相投靠，一个12岁的孩子，身边聚集的全是些趋炎附势的人，可以想见，他自己会被熏陶成什么样子。
就这样做了20多年太子，父亲刘义隆才四十多岁，刘劭心中难免有些焦急。元嘉二十七年，刘劭在一群小人的鼓惑之下，居然用巫蛊之术诅咒文帝早死。后来事情败露，文帝虽然十分恼怒，但不忍加罪于刘劭。大概他也能体谅儿子久做太子的苦衷。
文帝有一次对弟弟江夏王刘义恭发牢骚说，巫蛊之事，我原本只在史书上见过，没想到今天竟然发生在我们家。文帝明确地表示，儿子想急着当皇帝，我这位子早晚是他的，巫蛊这种破事，未必见得就能危及国家社稷，我也不怪他。他还煞有介事地提醒刘义恭，你的儿子也不少，以后家里千万别出这种事。
不仅嘴上这么说，文帝在实际行动上也相当宽大，元嘉三十年，诏令东宫的兵力增加到一万人，让太子带兵负责保护皇帝。可见，文帝还是非常看重父子亲情的。如果刘劭及时悔过认罪，一场大祸可能就大事化小。但刘劭显然已经乱了方寸，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后来，有人告发太子还私藏着巫蛊案的罪犯，文帝听说后大怒，恨恨地放话要废掉太子。
刘劭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率兵杀进宫中，弑文帝自即皇位。刘劭本就是太子，如果皇帝正常死亡，他即位为帝合理合法，谁也不敢说什么。但他弑父夺权，性质就变了，引起天下声讨。宋孝武帝刘骏遂起兵讨伐，消灭了刘劭。
刘劭虽然干掉了老爹，但自己也死于这起事件。
大概是吸取了前朝这些太子夺位的悲剧，到了唐朝，唐玄宗深感给皇子太大权力太危险，特别是太子东宫如果既有政治权力，又有兵权，极有可能被大臣利用，成为致乱之源，于是想出一个绝招儿：把儿子们圈起来。
唐玄宗下令在长安苑城同建造了一座“十王宅”，让儿子们全都住到这里面，宅中配置一名太监总管其事，严密控制皇子们的行动，不许他们擅自与朝臣交往，更不让他们管事。就连太子也不能住东宫，只能委屈地住在“十王宅”。
这么一来，诸皇子亲王既没有了封国的属臣班子，也没办法参与朝政，成了挂名的空头亲王，只能像猪一样混吃等死。后来玄宗感觉这个办法挺好使，便一不做二不休，又建了座“百孙院”，把孙子们也都圈起来，不让他们有任何机会接触权力。所以尽管唐玄宗在位长达46年，皇子皇孙们各自相安无事，始终没有发生叛乱。
然而这个“养猪模式”也只是个暂时的制度，皇子们哪怕变成猪，血管里流的还是皇帝的血，圈养制度并没有从根子上解决太子与皇帝的权力冲突。所以安史之乱爆发时，玄宗的政治权威突然丧失，太子李亨（即唐肃宗）便趁乱跑到灵武，依靠朔方军的实力，自行宣布即天子位，逼得玄宗逊位为太上皇。他的养猪制度顿时被抽得现了原形。
可见在帝制时代，太子与皇帝从政治基础上说互为矛盾，它是专制制度自身的衍生品，无法在制度内解决。只有当帝制玩完，皇帝和太子都没了，他们的矛盾才终于得到了彻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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