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和伊朗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社会结构。在每一种情况下，妇女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因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发生巨大变化，但对中国和伊朗妇女来说，结果却截然不同。
革命前的中国女性
在中国晚清时期，妇女被视为家庭的第一财产，其次是丈夫的家庭。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家庭成员——出生家庭和婚姻家庭都没有在家谱上记录一个女人的名字。
妇女没有单独的财产权，如果她们选择离开丈夫，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们也没有回到父母身边的权利。许多人受到配偶和姻亲的虐待。在他们的一生中，女人被要求依次服从他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在那些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女儿和想要更多儿子的家庭中，丢弃女婴是很普遍的。
在古代中上层阶级的汉族妇女缠足的传统，限制了她们的流动性，使她们离家很近。如果一个贫穷的家庭想要他们的女儿能够结婚，他们可能会在她很小的时候给她缠足。
缠足是极其痛苦的;首先，女孩的弓骨断了，然后脚被一条长长的布绑在“莲花”的位置上。
最终，脚会这样愈合。缠足的女人不能在田里干活;因此，缠足是家庭的一种夸耀，他们不需要把女儿送出去当农民。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尽管中国内战(1927-1949)和共产主义革命在整个二十世纪给妇女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是共产主义的崛起却导致了她们的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
根据共产主义学说，不管性别，所有的工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价值。
随着财产的集体化，妇女与她们的丈夫相比已不再处于劣势。“根据共产党的说法，革命政治的一个目标是女性从男性主导的私有财产体系中解放出来。”（这里应该有掌声）
女性在伊朗革命前
在伊朗的巴列维·沙伊(Pahlavi shahs)下，改善了教育机会和妇女的社会地位，形成了“现代化”运动的支柱之一。在19世纪，俄罗斯和英国争夺在伊朗的影响力，欺凌弱小的国家。
当巴列维家族取得控制权时，他们试图通过采取某些“西方”特征来加强伊朗，包括增加妇女的权利和机会。(Yeganeh 4)妇女可以学习，工作，在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的统治下(1941 - 1979年)，甚至投票。
不过，女性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明智、乐于助人的母亲和妻子，而不是职业女性。
从1925年颁布的新宪法到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伊朗妇女获得了免费的普及教育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禁止女性穿戴“斗牛士”(chador)，这是一种由高度宗教的女性所喜爱的从头到脚的遮盖物，甚至可以用武力来去除面纱。(Mir-Hosseini 41)
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妇女得到了政府部长、科学家和法官的职位。1963年，妇女获得了选举权，1967年和1973年的《家庭保护法》保护了妇女与丈夫离婚的权利，并请求监护子女。
伊朗伊斯兰革命。
尽管妇女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涌向街头，帮助推翻穆罕默德•雷扎•沙•巴列维下台，但一旦阿亚图拉•霍梅尼后来控制了伊朗，她们就失去了相当多的权利。
就在革命之后，政府颁布法令，所有女性都必须在公共场合佩戴“斗牛士”(chador)，包括电视上的新闻主播。拒绝的女性可能会面临公开的鞭打和监禁。(米尔-胡塞尼42)而不是去法庭，男人可以再次简单地宣布“我离婚”三次来解除他们的婚姻;与此同时，女性也失去了起诉离婚的权利。
在霍梅尼1989年去世后，一些最严格的法律解释被取消了。(米尔-胡塞尼38)女性，尤其是那些在德黑兰和其他大城市的女性，开始不佩戴“斗牛士”(chador)，而是用一束头巾(勉强)遮住她们的头发和化妆。
尽管如此，伊朗妇女今天仍然面临比1978年更弱的权利。这需要两个女人的证词来证明一个人在法庭上的证词。被指控通奸的女性必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如果被判有罪，她们可能会被处以石刑处死。
结论
中国和伊朗的二十世纪革命对这些国家的妇女权利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中国妇女获得了社会地位和价值;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妇女失去了她们在本世纪早些时候获得的许多权利。然而，今天每个国家的妇女的情况依然是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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