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经济资源主要依存于土地，在兵燹与
水旱灾害交迫下，田野荒废，农民因生活陷入绝境而不得不堕落悲惨的流亡之途，乃成为所谓“流民”。“流民”此一名词，纪元前二世纪末大历史家司马迁于其名著《史记》中已常用，指的便是如上丧失生计之资、彷徨无所依的失业农民群。滔滔流亡潮掀起，又加大破坏生产关系，移动幅度增广，互为因果，社会存立基础终发生动摇。
西晋中后期八王之乱，加以天灾连年，胡人遂乘时入侵。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南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晋怀帝永嘉四年刘渊死，子刘聪继位。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
五胡乱华序幕揭开，永嘉元年（纪元３０７年）刘琨受命新任并州刺史，赴山西太原就职途中所目睹，记述时尤其如下之句：“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
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积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较汉末更为严重的人口问题与流民问题，从而发生。离家背井，情绪原已抑郁沉重的流民群，当忙于内战的晋朝统治阶层对之漠不关心，抑或处置方法上失当时，复杂的心情已易转化为愤怒。而移动到达地突然增加众多的流民，与土著间感情以及现实的粮食供应来源，又都会随时制造纠纷。
饥饿、压迫、歧视、仇恨诸因素交织，社会问题的死结愈缠愈紧，流亡潮惟一的出路只有化为群盗 ，或与移住地土著不良分子共同扰乱治安，于是暴动如火如荼展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立于战火之外被划为异民族移住地的区域，成为流浪农民集体移动理想的目的地。此一风气，而且早自汉末动乱期已形成，乌桓、鲜卑的壮大与加速汉化，与巨大汉族流民力量投入关系紧密，乃史学界所共知。
晋朝大乱，流民与异民族合流现象愈益加大，汉化了的异民族指导者非只受汉族叛乱鼓励，蠢蠢欲动，抑且便因投奔汉人教唆而卷入叛乱涡漩。
流民—群盗—异民族三位一体，便是中国历史写下最惨痛一页“五胡乱华 ”的成因。
十六国先后出现，大体同一模型。刘渊以“远人归附者数万”而开创独立局面，李特、李雄父子尤其自身便是典型流民。
刘渊（？－310年），字元海，新兴（今山西忻州北）人，匈奴族，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之后，南匈奴单于于夫罗之孙，八王之乱时诸王互相攻伐，刘渊乘朝廷内乱而在并州自立，称汉王，建立汉国（后改为赵，泛称前赵，亦作汉赵），308年称帝，310年病死。
惟其如此，退向江南的东晋政权固须重视南渡流民问题，北方五胡诸国同样都以安置流民为事业起点，其支配地位的稳固与否，流民问题处置是否适当是关键所在。
石勒以奴隶身份在饥饿暴动中崛起，他的强大赵国便建立于与流民良好关系上。石氏灭亡，又因后继者损毁此一基础 ，如石虎时代的“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而石氏政权流人都督苻洪、苻健父子，又因得遣还关东的秦、雍流民拥护，把握建立秦国的机运。
辽河流域慕容廆势力伸张，原因并不例外，《晋书》记载：
“（永嘉初）连岁寇掠，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流人”字样如同苻洪，被列入东晋所给付官衔已堪注目，流民之为燕国事业基础 也可完全明了。
河西的张氏汉人割据政权也是，《晋书》张轨传记载，洛阳沦亡，长安尚存期间，“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与慕容廆新置冀国等四郡的情况，正复相同。
石勒称王于襄国后,特意回到故里与父老乡亲欢宴
石勒（274年－333年），字世龙，羯族，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人，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个奴隶皇帝。石勒投靠汉赵（前赵）刘渊，在汉人张宾辅助之下以襄国为根据地，先后灭了王浚、邵续与段匹磾等西晋在北方的势力，又吞并曹嶷。前赵平阳政变后正式与刘曜决裂，319年十一月称赵王，都襄国。329年吞并关中取上邽灭前赵。北征代国，令后赵成为当时北方最强的国家。石勒实行多项措施，推动了文教和经济的发展。
兵祸中流亡潮， 从预定目的地的选择与行动相一致，其移动并非盲目。有组织的流民播离，也自汉末已开其端。
晋朝永嘉前后， 北方社会秩序混乱，得乡党拥戴的地方豪族或 “ 坞主” ，
一方面结集农民自卫， 一方面也表现为他乡移来流民的保护者， 野心家且于此机缘中积极招徕。因此， 规模较大的坞壁、坞垒中， 往往聚有数千流民避难，并予流民武装化，组织军队。与 “坞主” 意义相似， 则流亡行动展开时的领导者 “ 行主” ， 所谓居称坞主， 行称行主， 原属二而一的人物。 此类流民集团领袖均以组织能力强，才识手腕高人一等被推戴， 凡关于目的地的选定， 流浪途中的纪律， 同伴间伤亡疾病与其他互助救济事业，都须面面兼顾。
祖逖（266年－321年），字士稚，建武元年（317年）率部北伐，得到各地人民的响应，数年间收复黄河以南大片领土，使得石勒不敢南侵，进封镇西将军。但因势力强盛，受到东晋朝廷的忌惮。太兴四年（321年），朝廷命戴渊出镇合肥，以牵制祖逖。祖逖见目睹朝内明争暗斗，国事日非，忧愤而死，追赠车骑将军，部众被弟弟祖约接掌。北伐大业也因此而功败垂成。
有名的例子， 便是四世纪前半祖逖，他于永嘉丧乱之际，率领亲党数百家自故乡河北省北部范阳郡避难淮、泗，抵达泗口 （今安徽省五河县西北，泗水、淮水合流地方）， 再渡江向京口 （今江苏省镇江市） 移动。
另一个有名的例子， 又是同时期自山东省向南移动， 由郗鉴指导的数万人大集团，东晋政府成立后接连王敦、 苏峻两次
反叛， 郗鉴集团都曾站在政府立场， 对镇压反叛尽大力。被消灭的逆臣苏峻也相同， 《 晋书》 说明他由坞主而为行主的经过：“ 峻少为书生， 有才学……永嘉之乱，百姓流亡， 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 结垒于本县……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 ……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 朝廷嘉其远至， 转鹰扬将军。”
祖逖 刘琨 闻鸡起舞
而当北方全域沦陷前后， 中原各地流民被迫步步退缩到已成多数流民收容所的彭城地区， 再须后退时，流亡潮最大一波于是展开， 便是以彭城为中途站的指向淮南与长江下流域江南。
移动波澜如何广阔， 从《 晋书》 王导传所形容 “ 洛京倾覆，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可以想象。 东晋朝代以如上向南迁徙的流民潮主流支持而得成立与延续， 其后南朝宋、齐、 梁开国君主家族刘氏、 萧氏祖先， 都系于此大移动时代渡来， 而其所由， 又均
彭城方面。移向江南的流民幸能于新环境中获得安定。 在北方五胡十六国兴亡频频， 流民浮动却百年间未曾停止， 且其形态急速向强制性被动的暴力移动转变。
兵祸严重损耗人力， 在人口原已大量减少的时期，战争目的， 因此非单纯要求土地， 更要求人力资源的补充。 换言之， 转移敌方人口以充实自身地盘内兵源与经济基盘。 所以一次战役结束，附着便是被掠夺人民全数移住的事实，对象也共同包含汉人与胡人。 此一现象， 汉末—三国已然， 五胡时代尤甚。
五胡乱华,衣冠南渡
《晋书》中自五胡十六国前期汉国刘聪驱掠长安士女八万余还平阳， 攻陷三渚并二万余户迁平阳，以至后期北凉沮渠蒙逊袭南凉， 徙其众八千余户而归，夏国赫连勃勃袭南凉， 驱掠二万七千口而还等记录，不绝于有关传记。 此其一。
其二， 基于政治或经济政策需要，自身土地上人民又往往被移住指定的新地区， 被移住同样涉及汉族人民与包含支配者自族的胡人，也同样自三国时代 已开其端。 如此附着了强制力的人民移动，须在南北朝均衡局面中， 逐渐由缓和而至中国恢复统一期始终止。
惟其如此， 二世纪末迄于六世纪末的全盘过程，可谓民族大移动时代， 无论汉人或进入汉族中国的所有胡人，全被投入此一铸炼洪炉， 地区相互间流动率之高，时间之久，人数之众，流动幅度之广，都属空前。
四百年彻底性汉—胡混血与东 南、西、北各个方位人民重新编组的结果， 便是续写更辉煌中国历史之页的
新汉族诞生。
姚著中国史 姚大中 著 华夏出版社
士人风骨凸显，工匠精神雕琢，民国大家遗风。
作者姚大中，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商学院政经系，后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政治经济所专职研究中国古代史。
姚大中先生集传统士人风骨与匠人精神于一身，对中华文明饱含热情而又异常冷峻：“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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