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間遛舊書攤，碰到一些希奇古怪的片紙寸楮，價錢不貴的話隨手胡亂買了不少，如今偶爾翻出來，倒覺得很有意思。今天先談談這幾件紙片，它們的外形像個大信封，上敞口，正面印著表格，表格上的一行字說明它是幹什麼用的——“產品成本付款記錄及原始憑單匯冊”。信封的背面也有表格，名稱是“銷售成本計算表”“本書刊成本齊備檢查表”與“成本分析”啥的。
如今塌下心來整理這些信封，才發現裡面夾著若干發票和收據。以1963年11月版《紅日》為例，即有：“稿費支付賬單”（864元）、“交道口裝訂廠”（裝訂《紅日》30015本收費2787.19元）、“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紅日》封面製版費268.08元，環襯45.96元，製片費2041.78元）。另外還有若干張“中國青年出版社領紙憑單”。這些單據上的專業術語，如“紙型”“裝版”“油墨費”“90蘇道林”“澆鍍版”“焊銅版”“挖改字”“裝全開版”“150克開山屯”“印刷費”“鋅版”“排工”“母型”“反型”等等，我有的知道，有的似懂非懂。
1963年11月版《紅日》稿費支付賬單與交道口裝訂廠發貨票
《紅日》初版本1957年7月由中青社出版，定價1.6元，印數45000冊，武金陵設計封面。1959年印行第二版，作者吳強寫有“修訂本序言”。至1962年3月，《紅日》已累計發行827000冊。這個大六位數在今天聽來是天文數字，在當年還排不上號，比之另“兩紅”《紅巖》《紅旗譜》的百萬級差一檔呢。當然《紅日》最終也突破了百萬大關，我手裡這兩份《紅日》成本單，一次1963年11月的印數是300015冊，一次1965年7月的印數是20020冊，兩次加起來就五萬冊了，再加上外省市出版社“租型”出版的《紅日》呢。大多數百萬級印數的長篇小說後來都改編為電影，1963年《紅日》拍成電影，電影對小說的促銷力度還用強調麼。
除了那些天文數字的印數令人咋舌，當年的稿費之高，更實實在在令人眼紅，怪不得家庭人均收入十二塊錢算作貧困線的年頭，少年得志的作家劉紹棠喊出的“為三萬塊存款而奮鬥！”備受爭議。一本書的稿費能買一座四合院，也是那個時代作家的夢想和現實。我的幼少年從那個年代過來，知道家裡一直缺錢，母親六十塊錢工資養五個孩子，還要每月付保姆二十塊錢。遠在青海的父親九十二元工資，每月往家寄六十塊或五十塊錢。郵遞員那聲“潘誰誰，拿戳！”在門外一喊，我們就知道父親寄錢來了。秋天屋前的葡萄熟了，趕上郵遞員來送匯款單，我們會請他吃一串，郵遞員就是我家的財神爺。
《紅日》產品成本憑單匯冊
仍以1963年11月版《紅日》為例吧。稿費“864元”是這麼計算出來的：“稿費字數”是384000字，“千字稿費”是15元，兩者相乘為5760元，5760元再乘15%，得出864元，即吳強《紅日》這回所得稿費。1963年11月版的《紅日》是1959年“修訂本”以後的第十六次印刷啦，如果按本次“字數稿費”864元的算法，《紅日》的十六次印刷，吳強所得僅為13824元，似乎少了點吧。聽說五十年代後期稿費制度有過變動，這我就不清楚了，我記得最牢的是作家們“一個字三分錢”。
接下來說說徐懷中的《我們播種愛情》，此書1957年10月由中青社首次出版，定價1.2元，印30000冊，溫勇雄作插圖。我手裡保存的《我們播種愛情》“產品成本憑單匯冊”為三個，分別是1958年5月的“平裝本”（定價1.2元，印數25015冊）、6月的“精裝本”（定價1.6元，印數5020冊）和8月的“普及本”（定價0.5元，印數70020冊）。
《我們播種愛情》產品成本憑單匯冊
《我們播種愛情》平裝本的稿費是4498元1角3分。我前面說了，五十年代後期稿費計算方法有了變動，這張稿費支付單即為例證，“千字稿費”標準仍為15元，而“稿費字數”239900字遠少於《紅日》的384000字，徐懷中卻比吳強多拿了三千多元。顯然六十年代的稿費標準遠低於五十年代。換言之，吳強《紅日》的稿費（1957年至1965年）也許呈“高開低走”態勢，1963年的864元是個低點，因此吳強《紅日》的全部所得不會是區區一萬多元。
《我們播種愛情》平裝本（1版2印）印了25000冊，其中“10000冊為第2個定額的二分之一計稿費”1799元2角5分；另外“15000冊為第3個定額的四分之三計稿費”2698元8角8分，這樣加起來是4498元1角3分。很顯然，這個計算方法與《紅日》不同。
精裝本徐懷中所得稿費為899元6角3分，普及本所得為2518元9角分，“平精普”三個版本相加，徐懷中共得稿費近八千元。八千元在當時的城裡買個四合院綽綽有餘了吧。
上面所說兩書，1963年11月版《紅日》，出版社盈餘6729元3角7分；《我們播種愛情》平精普三種出版社盈餘分別是4855元8角3分、999元3角2分和2378元6角1分。有意思的是，徐懷中個人所得與出版社的利潤相差不多。
想當年，一本書只是少賺多賺的區別，似乎還沒聽說過“賠本賺吆喝”的出版社。若說當年最大的贏家，非作家莫屬，手握“雙薪”（據說巴金是中國當代唯一靠稿費生活的作家）大筆一揮，分分鐘就成“萬元戶”啦。想當年，“作家”是非常榮耀的職業和尊稱，就算到了億元時代的現在，我只不過出了幾本小書，親戚們依然帶著舊時的觀念稱呼我“作家”，並以為我靠稿費早已富得流油，可見當年“一本書買一座四合院”影響之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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