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題寫的跋。
文徵明《八貧詩卷》正文。
核心提示
上世紀60年代，文物專家在遼陽廢品收購站發現了文徵明的《八貧詩卷》，從此這件珍貴文物安身於遼陽博物館。這件國寶的背後，還牽出一段清朝最後一位狀元和大漢奸的故事。
謝稚柳只看一眼就鑑定為真跡
曾任遼陽博物館副館長、1990年退休時為副研究員的鄒寶庫最近聽到一件開心事：遼陽市委、市政府正式啟動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創建工作。在老人的潛意識裡，遼陽是最有資格開展這一活動的城市。
可以說，遼陽市保護起來的文物浸透了鄒寶庫等老一代文物保護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其中遼陽博物館鎮館之寶——文徵明的《八貧詩卷》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
談及這件文徵明的真跡，鄒寶庫的記憶一下子回到了50多年前。
時間是1964年。那時鄒寶庫正忙著在建築工地裡收集出土文物，調查遼陽市的文化遺址。
突然有一天，一個市民跟他說，有一些外地文物販子來城裡收字畫。鄒寶庫立刻停下手頭工作，開始專門調查書畫的事。
“調查書畫需要到哪些地方？老百姓家裡肯定不行，人家有也未必願意拿出來。”鄒寶庫講道，他專門跑廢品收購站。那時遼陽市的廢品收購站散落在居民區裡，他就一家一家地跑，大約兩個多月的時間，整個遼陽區域內的廢品收購站被他跑遍了。果不出所料，收穫頗豐，他找到並回收了一批古代書畫真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文徵明的行書作品。
廢品收購站的主人叫董令秀，腿部有殘疾，現在已經不在人世。董令秀對書畫類文物也有所研究，在收購廢品時，注意將那些看起來經歷些歲月的書畫作品單獨保存起來。他被鄒寶庫保護文物的勁頭深深打動，在將文徵明的書法作品交給鄒寶庫的時候，還拿出一幅明代畫家杜大綬的人物畫，送給鄒寶庫個人。
鄒寶庫拿到書畫立刻回到遼陽市文物管理所，將兩件文物上交。
文徵明在畫史上與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稱“明四家”。他的書畫造詣極為全面，詩、文、書、畫無一不精，人稱是“四絕”的全才，其書法技藝中，尤其以行書見長。文徵明的《八貧詩卷》用行書抄錄了他本人以“貧”字為結尾的八首詩作，不僅讓人見識到他書法的深厚功底，也同時讓人領略到他安貧、友善、豁達的文風和修為，因此成為書畫作品中的絕對精品。
為了摸清我國保存下來的書畫文物家底，1983年國務院委託國家文物局組成了全國古代書畫鑑定小組，由我國書畫大師、書畫鑑定大家謝稚柳為組長，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等全國一流的書畫鑑定專家組成，對全國各地書畫收藏單位及部分私人藏品進行鑑定，7位專家在此後8年時間，行程數萬公里，共過目書畫作品十餘萬件，成為我國文物保護領域的一個重要工程。
當年全國古代書畫鑑定小組到遼寧時，遼陽博物館也選取了館藏的文徵明作品等幾件書畫文物前去鑑定。
據當時遼陽博物館文物保管員丁麗回憶，文徵明的書法作品剛剛打開半幅，謝稚柳就擺擺手說：“不用再看了，是真跡。”於是鑑定組立即對文物進行拍照、登記。
此前，人們稱呼這件文物多是採用上面的後人題字《八貧尺璧》，全國古代書畫鑑定組將其登記的名稱為《八貧詩卷》。
中國最後一位狀元題跋
鄒寶庫說：“電影《唐伯虎點秋香》裡有江南四大才子拈花惹草的形象，現實生活中的文徵明不是那個樣子。”
這種經歷在《八貧詩卷》中便有所反映，如其中的第二首《答陳道通見和》寫道：“匡床竹几僅容身，靜對何曾有雜賓。最愛短牆堪映雪，自裁新帖寫宜春。閉門敢遂稱高士，得酒還能作主人。珍重梅枝偏會意，夜深和月照清貧。”寫的是主人在狹窄簡陋的居室中，與梅花為伴的清貧生活。
但是在這樣的生活中，文徵明不覺清苦，反獨得其樂。其第五首《答伍君求》寫道：“百年頹墮愧閒身，猶幸論文坐有賓。寂寞窮居聊塞向，蹉跎殘臘欲爭春。旋移高竹聽疏雨，卻對梅花似故人。見說繁華易銷歇，茅簷木榻轉甘貧。”反映了清貧的生活中，因為有能夠談詩論道的朋友，有梅花相伴，文徵明自得其樂，甚至以苦為甜。
當然，文徵明能夠安貧、甘貧更是因為他的胸中自有一番天地在。《八貧詩卷》中同樣為我們錄入了這樣的作品，其中第七首《答錢孔周》寫道：“圖書漫繞病中身，風月聊充坐上賓。元亮平生難適俗，堯夫一室自藏春。蒼苔依舊無塵跡，白板分明類野人。為謝平生王錄事，草堂肯念少陵貧。”反映了文徵明以陶淵明、杜甫等先賢為榜樣，即使在貧病當中，仍然發奮進取的襟懷。
文徵明的作品在明代便為文人雅士所追捧，但是《八貧詩卷》並沒有記錄下文徵明彙編自己八首以“貧”字收尾詩的因由。
《八貧詩卷》的卷首題有隸書的“八貧尺璧”，是由明代書法家馬元震題寫的。馬元震是廣東南海的書法家，以隸書見長，生卒年月不詳，但是從當時作品評價他與明代書畫家朱完齊名來推測，馬元震生活在明晚期。
在《八貧詩卷》正文後面，附有一段拓片，拓片來自“三希堂”和“快雪堂”石刻，可以看出曾是清乾隆皇帝的藏品之一，只不過，在文物上我們沒有看到乾隆留下的印跡。
在文物最後部分是一段跋，由劉春霖題寫。劉春霖擅長楷書，他還有一個標誌性身份——清朝最後一位狀元。在由他題寫的跋中，我們知道了《八貧詩卷》在上個世紀初又經歷了一番複雜的人和事。
袁金鎧設計留下劉春霖墨寶
袁金鎧字潔珊，晚號傭廬。1869年生於遼陽縣山嶽鋪，19歲中秀才。他工於心計，善於玩弄權術。他早年趁清末東北地區盜賊蜂起之時，設計抓捕了當地的一個土匪頭目，因而聲名鵲起，此後又先後成為趙爾巽、張作霖的高參，為他們爭奪地方權力、排除異己出謀劃策。“九一八”事變後，袁金鎧淪為大漢奸。日本戰敗投降後，袁金鎧是當時國民政府下令通緝的十大漢奸之一，晚年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從劉春霖的跋中可以看出袁金鎧的老謀深算。
劉春霖的跋裡講到，1914年6月14日，他和袁金鎧同遊北京北海公園湖心亭館，遊歷了那裡景色優美的瓊華島，並且參觀了“三希堂”“快雪堂”的石刻。
興奮之餘，二人又到袁金鎧當時在北京的寓所。這時袁金鎧拿出了收藏的《八貧詩卷》。劉春霖這樣記述自己見到文徵明手跡的情形：“遒逸秀峭，瘦勁通神，展玩不能釋手。”於是發出感慨：“夫北海之為地與衡山之為書，皆絕世不可一觀，乃不崇朝而並挹其妙，然則是日為餘開拓眼福之一大紀念，其快心愉志為何如耶？”一個上午的工夫，連續見識了讀書人這輩子都難得一見的景和物，劉春霖的激動心情可想而知。
劉春霖清末曾任翰林院修撰、福建提學使、直隸法政學堂提調，也是文壇的活躍人物，他工於書法，尤其精於楷書，字極俊麗，當年向他求書或請題名冊的人絡繹不絕。
在這樣的背景下，袁金鎧有意賣弄自己的藏品，其目的可想而知。劉春霖題字的價值與文徵明的手跡無法相提並論，但從商業價值來考量，肯定會為袁金鎧的收藏增金添銀。
鄒寶庫說：“日本戰敗投降後，袁金鎧在遼陽的家被抄。傳聞說，當時遼陽街頭包裹食物都用線裝書。”袁金鎧費盡心機搜刮的藏品不知道有多少就此變成一頁廢紙。
文物檔案
八貧詩卷
縱29.3釐米，橫344釐米，紙本，行書。書體結構嚴謹，筆意縱逸，氣勢流貫。署款：“文璧書門宏望尊兄”。鈐白文“文璧徵明”一印。卷首馬元震隸書“八貧尺璧”，正文後為“三希堂”“快雪堂”石刻原文拓片一段。卷後劉春霖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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