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施政纲领，在西汉到东汉时期，以儒治国的确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不过其中却有两个特殊时期，一个是王莽立新朝，西汉灭亡，一个是刘秀建立东汉，光武中兴。这两个皇帝都提倡以儒治国，走的是同一个路子，结果却截然相反。王莽以儒学为基础的托古改制，失败了，身死国灭。刘秀在王莽新朝的废墟中同样是以儒治国，治出一个光武中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呢？首先来看看他们政策上的一些措施，再者对比下他们同样以儒治国上的不同、相同之处。
王莽、刘秀以儒治国的主要措施
1、思想统治上的措施
封建王朝的统治强调中央集权，而儒家的伦理纲常就非常适合帝王的统治。作为提倡以儒治国的王莽、刘秀，为了获得士大夫的支持，都颁布了一些优待学者的措施。王莽为鼓励学者、征召奇人异士以及促进文化建设而“为学者筑舍万区”，广泛征集学者，将这些流动的、分散的人集中起来一起管理，并且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建立新朝后更是对当时有名的学者一系列册封，如尊当时的学术代言人刘歆为国师，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措施就是为了换取广大儒生支持。
刘秀和王莽不同，他更讲究策略，刘秀先是树立典型，嘉奖那些“忠孝”突出地来做政治宣传。再举逸民，即拜访一些隐居的大德之士，请他们出来稳定局势，如周党“救身修志，州里称其高。”被刘秀接见时“伏而不渴”，刘秀也不恼，反而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以体现自己礼贤下士之风，为以后招揽到更多的大儒做舆论准备。
其次他们在儒家典籍的收集上也做了工作，王莽是从统一思想的动机上对儒家典籍进行收集整理，王莽把散落于民间的各种学说通过政治手段集中到朝廷，由中央统一进行整理、编撰，以达到统一意识，即“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刘秀对于典籍的收集则是以复兴儒学、推行教化为目的，史记：“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闻文，补缀漏逸。”迁都洛阳时，更是“其经碟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为他推行教化打下了基础。
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王莽、刘秀都是用谶纬之说（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一种把经学神学化的儒家学说）来神化皇权，加强思想统治。王莽用谶纬来表明他取代西汉的合理性，以“明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刘秀用来宣传王莽谋反和支持自己登基称帝提供依据，截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刘秀又“唯慎《河图》、《雏书》正文，……登封泰山”，以谶纬的“受命于天”的思想代替“尧舜禅让”的思想。
2、制度上的措施
在政治体制上，儒家强调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王莽立新朝后以《周礼》等古籍，来了个分封诸侯制，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其后更是恢复古代官职、分裂州郡，生生地使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刘秀则吸取了王莽篡汉的教训，极力强化自己的权利，一方面实行三公为首的制度，一方面又抑制三公的权利。为了削减王莽时期臃肿的政治机构，下令全国“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
在人才选拔方面，儒家提倡“良吏、善政”，王莽推行的贤人政治，采用的是“附顺者拔擢，怜恨者诛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儒家选贤与能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注重培养官员的文化素养，导致官员素质普遍较低，如王莽下书曰“自今以来，敢犯此者，辄捕系，以名闻。”然而，吏士“犹放纵自若”。在官员的经济条件上，西汉以前三公的工资4到6万钱，九卿、州牧、太守等1600到2万钱，到了王莽继位，全部官员改成数千，造成官员在经济上没有差别，积极性调动不了，政策就难以执行，导致吏治上的腐败。
刘秀在吏治上的建设，充分吸收了王莽的教训。在用人上，坚持“退功臣而进文吏”，“务进柔良，退贪酷”。柔良即“循吏”，循吏重教化，注重思想的传播及德治。更在循吏的基础上再使用酷吏，两者相结合，即王道与霸道杂糅，如任用“政严猛，好申、韩法，善恶立断。”的樊哗为天水太守，使当地治安出现了道不拾遗。在经济方面增加百官的工资，“诏有司增百官傣，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千石以上的官吏，低于西汉旧制，六百石以下的官吏，高于西汉旧制。这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底层官员和上层官员的工资差距，也就调动了官员们的积极性。
在法制方面，儒家轻法制重道德，治国理念教育为主，强调“德主刑辅”。而王莽作为儒家信徒，在法制建设上却是以严苛律法为主，如时“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刑罚固然重要，但是基础还是德治，以教化为主，一味的严罚，导致王莽失去了民众基础。刘秀在登基之后，则先后九次赦免囚犯，以减轻刑罚。建武十二年，更是拒绝了梁统“宜重刑罚”的要求，采取杜林“宜如旧制”的轻刑建议。
经济建设方面，可以说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而儒学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重农抑商、土地分配方面。汉代中期以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实行土地改革成为必然选择，见于《周礼》、《孟子》中的井田制（平均分配和占有土地）则备受儒学之士的推崇。王莽代汉之后，认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改革在他手中开始执行。更天下田为王田，不得私自买卖，那问题就来了，这是以古法为基础的打土豪、分田地，根本不适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大开历史的倒车，凭什么积累了几代人的土地就要收回成王田？而且王莽天下初定，就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切身的利益，注定是失败的，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当时没有实现的基础。到后来王莽的妥协“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更是加速了土地变革的失败。
刘秀时期，也看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刘秀于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恳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实行“度田”（就是丈量土地，其中也包括核实户口）。但是由于地方保护伞的关系，使得地方豪强隐瞒不报居多，见于这这种情况，刘秀只好采取强硬的措施，将这些保护伞铲除，“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大司徒欧阳歇下狱死。”“河南尹张极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这样一来也造成地方大姓纷纷起兵叛乱，面对这种情况，刘秀一方面派人宣召，让叛乱的人相互检举免罪，另一方面对地方官员的逗留、回避、故纵等罪进行赦免，调动他们平乱的积极性。事后，"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使这些大姓、兵长不能借助宗族势力继续为非作歹，起兵作乱，对叛乱的地主豪强给予了沉重打击。各地的叛乱被平息后，"度田"得到严格执行。
古代封建时期作为一个农业社会，要重农就必须抑商，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带来严重的土地兼并，故而在整个封建社会，统治者们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王莽时期为了抑制富商剥削，实行“五均”、“六莞”制度，但因其用人不当，最后变成了聚敛财富的搜刮政策，非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使得矛盾进一步加深。刘秀推翻王莽后，因其本身是地方豪强起家，在抑商方面没有王莽那么强烈，受儒家“重义”思想的影响，提倡“以义导商”，如当时桓谭曾经上书说商人“多通侈靡之物”，而建议刘秀“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并提出了“令诸商贾自相纠告”的解决办法，但刘秀对此奏疏“不省”，可见其对抑商的态度。
分析王莽和刘秀以儒治国的手段后，我们发现，二者还是有许多相同点的：
1、目的相同
无论是在思想、经济、制度上的建设，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巩固自己的统治。选择儒学作为治国之策，借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来神化王权，王莽面对着西汉留下的烂摊子，急需要寻求儒家思想来托古改制。刘秀面对着王莽代汉造成的动荡不安，也需要儒家的三纲五常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2、都是利用谶纬登上宝座
谶纬之学是一种把经学神话的儒家学说，它流行于西汉末年和整个东汉。结合了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一说，发展成为了具有统治地位的官方形态。《汉书·行志》中所记述的大量灾异内容，就是汉代人对谶纬之说笃信不疑的真实写照。对于古代的人们来说，要做点大事，首先要得到上天的首肯，授予天命，以在舆论导向中占据有利位置，王莽以“明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来代汉，刘秀以“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来为自己称帝造舆论，两者在用谶纬帮助他们登上宝座上并无差别。
对于最后造成的结果不同，是他们在方式方法有不同之处：
1、两者思想上的不同
王莽在改制上的思想受到前代影响较严重，对于民生等问题没有深入的了解，只停留在表面，侧重于对《周礼》等儒家学说中的理想制度重建，而且一味的机械利用经典去解决遇到的社会问题，导致不切合实际。正如桓谭所说王莽是“嘉慕前圣之治……欲事事效古”。东汉初期凋零，社会动荡不安，刘秀深知“天下疲耗”，基于这种情况，刘秀提倡与民休息，将儒家的伦理教化和政治结合，使东汉“不十年而天下晏然。”
2、对儒家思想的应用手段不同
王莽、刘秀在统治国家上都运用了儒家思想，但是两者在应用手段上的不同，从而导致结果上的差异。韩非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上即是儒法结合的儒术。汉元帝即位后，因好儒，提升了一大批儒生当官员，一改西汉之前提倡的“王霸杂糅之术”，朝堂之上净是书生的理想主义。重“儒”而舍“术”，导致吏治极速腐败，直到王莽代汉，王莽也忽略了“术”的运用，只是想利用行政命令和法律来实现古代儒家的理想主义，从他不适宜的进行井田制土地改革就可看出。
刘秀在掌权之后就很好的结合了“儒”和“术”这两方面。如他注重儒家的教化功能，一方面设立太学、国学，把君权至上和三纲五常这些思想牢牢扎根在这些儒生的脑海里，另一方面任用这些人为官员，既可以起到宣传作用，又可以影响地方人民。这样就等于把民众的思想牢牢的禁锢在一定范围了，非常有利于维护他的君主专制。
3、造成的社会效果不同
在上层社会，王莽的改制触动贵族豪强的根本利益，在政权方面得不到支持，使得社会动荡。刘秀就是凭借贵族豪强的支持起兵的，刘秀在取得政权之后，对上层“恩遇甚厚”，很好的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中下层官员来说，王莽的绩效改革没有取得大家的赞同，降低了工资就没有积极性，政策就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刘秀在这方面很好的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诏有司增百官傣，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在贫苦百姓方面，土地改革、五均、六莞都是很好的民生政策，但是因为用人不当的原因，利民变成了扰民。而刘秀的于民休息、轻徭薄赋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也就取得了百姓的支持。
总之，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王莽、刘秀在儒学治国方面差异，也就不会意外为何走的同种道路，结局却不一样。王莽在治理国家、治理官吏方面缺乏经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因此，王莽只能说是一个合格的儒生，不是一个合格的帝王。刘秀作为一个合格的帝王和政治家，他成功的运用了教化、礼教制度、人治和权术，以达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对于他的治国思想正如桓谭所说的是“举网似纲，千目皆张振裘持领，万毛自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