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的刻画社会百态，表现作者心灵世界的一门艺术。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确切的说，应该说是在文化概念下的一个分支。
而“经学”，是一个古代特有的概念，主要指研究各家学说要义，阐明其政治理念，思想内涵的著作，往往代表着某家学问的最高行动纲领，比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道德经》等等。
在中国历史的上古时期，也就是两晋以前，“文学”与“经学”是一体同生，不做区分的，但在南北朝之后，“文学”和“经学”逐渐脱钩，逐渐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的概念。
先秦时期，“文学”只是“经学”的外延和表现形式，并没有形成现在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的概念
文学这两个字最早以词语的意思一起出现，是在《论语》之中。
《论语·先进篇》记载：
“子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里的文学，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概念，而是说文章通达，有学问的人。
这也是“文学”在上古年间早期的含义，由这个含义就能够看出，它强调的是学问。而所谓学问，在当时自然就是阐述自家学说的道理，具体一点就是儒家学问中展现出的道理。
所以孔子说子游、子夏文学厉害，不是说他们文采好，而是说他们研究儒家的学问比较精深。
由此也能够看出，上古年间，“文学”与经学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本身就是传达解释经学的方式。先秦时期很多著名的文采飞扬的篇章，本身也是为了服从阐释经学的需要。
这一点还能够从上古经学与文学的统一性上看出来，最典型的就是道家学派的庄子，他在《逍遥游》里面以优美的文笔，向世人阐释道家“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价值理念。
所以说，逍遥游不仅是一片语言优美，结构对称的文学艺术品，更是道家思想的承载品，并且，从庄子创作这片文章的初衷来看，应该是“经学”的意义要大于“文学”，也就是说庄子并不是把它当成一篇艺术品来创作的，而是当成一篇道家学说的“讲义”来做的，其传道的意义，要大于它欣赏的意义。
先秦以后，到了秦汉时期，文学与经学的联系初步分离，民间也开始出现对优美文章的欣赏需求，表现在文学作品上就是汉赋开始有意识的追求言辞优美对称。
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其中大量使用排比对仗的手法，使其读起来节奏韵律感十足。如：
“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
但是，秦汉时代，文学毕竟不是主流，占据社会文化主流的，依然是“经学”，创作文学作品的人，往往也都是经学大家。
综上可见，先秦时代中国的文学，是与“经学”紧密相连的，到了秦汉时期，文学作为艺术的含义逐渐出现，但并没有与“经学”的概念彻底区分开来，两者是合二为一的状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发展和特殊的时代背景，共同催生了“文学”独立于“经学”之外的意义
到了两晋及南北朝时期，“文学”与“经学”的联系逐渐减弱，社会上研究经学的人，不一定都是文学大家，而精通文学创作的人，也逐渐独立出来，受到大家的追捧。
比如西晋时期著名的典故“洛阳纸贵”，讲的就是民间对于文学作品的追捧。
据《晋书·左思传》记载，因为追捧左思的作品《三都赋》，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现象。
“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文学”与“经学”分裂的情况，到了南北朝时期，更加突出。当时因为南北朝廷的对峙，文化上也出现了南北分裂的状况。
留守北方的士人们，依然保守着两汉时代传承下来的“重经不重文”的传统，但南朝由于衣冠南渡造成的经史典籍的遗失，社会动荡造成的各种新思潮的出现，再加上逐渐与江南秀丽清雅的气息结合，形成了“重文不重经”的文化传统。到南朝梁武帝萧统编订《文选》，创作诗文不仅从“经学”的桎梏之中分离出来，还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
从现在的角度上看，当然是代表着当时时代潮流的南方文化更为先进。
自此，借着南北分裂的机会，以诗词歌赋为代表的，现在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取代先秦上古时期“文学”的初始含义。
同时期，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问世，也佐证着文学逐渐作为一种单纯意义上的文艺作品来呈现，而不是经学的附庸。
另一方面，文学从经学中脱离出来，也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国家战乱不休，根本没有研究经史的环境，而偏偏经学想要大成，必须要皓首穷经，深入其中钻研不成。
而当时的社会背景，根本不给士人们这个机会，士人们自己也无心去钻研经史。
《齐书·高昂传》之中记载：
“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环境下，士人们无力，也无心钻研经史，而这时候更考验个人才思敏捷的诗词，就迅速的代替了“经学”，成为士人们的新宠。
南北朝之后，文学完全脱离于经学，成就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当时人们的需求
南北朝之后，经过隋朝短暂的乱世，大一统的盛唐王朝到来，国家的繁荣和大量寒门弟子的上位，直接推动了唐诗的发展，使文学完全从经学的羽翼下独立出来，变成了语言的艺术，不在具有宣经讲道的作用。
而与此同时，由于时代的变迁，经学也逐渐从密切与政治相关的入世学问，变成了理论性，导向性的研究性学问。
首先，以唐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在唐朝时独立于经学的基础，是门阀士族力量的减弱，和科举制度带来的知识下沉。经学是非常讲究传承的学问，只有那些有着数百年家学渊源的豪门，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经学大家，同时，他们也往往代表着经学的权威。
但是科举制度下，寒门庶族的读书人，明显没有这样的传承，他们大多数无法在经学上下死力气去钻研，而且经学与政治的脱钩，也使得他们无心去钻研繁复的经学。
而另一方面，文学强调的自身感触和才思，却不以豪门大族为依托。说白了，灵感这东西，更多的考的是作者自身的天赋和经历，这就为文学的繁荣带来了机会。
《论语》中记载：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是说如果质朴多于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会显得虚伪。只有质朴和文采都兼具了，才可以被称之为君子。
孔夫子这句话是说做人的，其实放在文化里也是一样。如果只像是经学一样，讲究其中的道理，就会显得太直白，太说教。而如果过分强调修辞，就会显得很假大空，只有文采和道理兼具，才能称得上好文章。
在上古的时代，科技还不发达，语言文字也仅仅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这个时候，学问的传承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于修辞和对仗，都是旁枝末节。
可是到了唐宋以后，文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让读书人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渐深繁奥的经学，就难免显得太直白，太艰涩。而带着艺术美感的文学，就满足了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真和美的双重要求。
换句话说，如果上古时代的经学是只追求“真”的话，那么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我们的先辈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真”，还需要“美”来点缀“真”了，这也许就是文学之所以从经学之中独立出来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上古时代，由于语言文字的相对匮乏，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知道真理，满足对于知识的初级需求。在这种社会基础之上，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只是“经学”的外延概念，两者是合二为一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的混乱，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使得单纯的经学已经不能满足于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了，这个时候，借着南北朝政治对立的形势，“文学”在思想交锋更为激烈的南方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经学”在文化之中的地位，成为了一门单独的艺术。
到了唐宋时期，唐诗和宋词的出现，让文学彻底的摆脱了经学的桎梏，也让文学作品逐渐演变为一种单纯的艺术作品，成就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的概念。由此可见，文学从经学之中的脱离，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精神文明一定会随着物质文明共同进步的表现。
参考文献：
《论语》
《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