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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24—费孝通：三十岁时名满世界，七十岁后名满中国
爱国青年求学之路
1933年，英姿勃发的青年学生费孝通从燕京大学（1950年后被拆分，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成为一名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研究生。
燕京大学旧址
在课堂上，费孝通深感老师们讲授的课程内容单薄，社会调查仅仅只有枯燥的数据，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面貌，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到中国各地开展真正的实地调研。贯穿费孝通一生的“田野调查”研究风格，即从这个时候生根发芽，牢牢根植于其精神深处。
在大学校园里，费孝通邂逅同系女生王同惠，两人在学术问题上虽常争论，但志趣相同，情投意合，结为情侣。彼时的中国社会，经济落后，地域割裂，生灵涂炭，满目苍夷。费孝通在相对安宁的象牙塔里，静静度过着他最后两年国内的学生时光。
费孝通与王同惠(左)
“和同惠一起，是我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光。”
但是乱世与爱情，这两个放到一起就难免逸出悲情味道的词语，终于还是在费孝通和王同惠间种下了令人唏嘘的悲情结局。
1935年，费孝通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并取得学校公费留学的名额。在司徒雷登的证婚下，他和王同惠结为夫妻。出国留学前，费孝通决定实践早先实地调查的想法，他将目的地选在了广西大瑶山深处。
新婚妻子与他同行，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大瑶山
一路颠簸的旅途上，费孝通总是自己剥好鸡蛋和烤红薯，喂给王同惠吃。艰苦的大瑶山之行，却成了他们的“蜜月之旅”。在来到大瑶山一个村庄后，他们找到当地一名向导带他们上山。上山路途中，两个文弱书生脚力上毕竟不如当地村民，被向导抛在了后面，在寻找向导的过程中，两人迷了路。
原始森林里，别说外地来的文人，当地村民都要结伴而行。天渐渐黑了，费孝通夫妇越走越深，误入瑶人安放的捕虎陷阱，突然一个大石头滚落下来，砸在了费孝通大腿上。费孝通忍着剧烈疼痛，和王同惠一齐推开了大石，但此时费孝通腿已骨折，不能站立，王同惠试图背着他前行，但一个弱女子哪有能力背着一个男人远行，费孝通让王同惠放下他，沿着溪水寻找村庄，喊村民来帮忙。
第二天，进山的瑶民发现了费孝通并救下山来，但却迟迟不见王同惠。全村瑶民搜寻七天，终于来溪水边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费孝通打定主意两人一起葬在大瑶山里，屡次伤心的想自杀，都被瑶民救了下来，从此他认为王同惠是为救他而死，他要一人命当两人活。
“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腿部伤好后，费孝通还是没有放弃他实地调查中国社会的决心。当时的中国社会，95%以上的地区是农村，农村长期以来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农村现实是中国社会最真实的写照。经过介绍，他来到了江苏省吴江县太湖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在开弦弓村中，他详细调查并记录了一个中国普通农村的方方面面，为让他享誉世界的成名之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在开弦弓村调查与当地孩童合影
1936年，他告别了亲人和导师，暂时离开中国大地，来到英国攻读人类学博士，师从人类学大师布·马林诺斯基。对于博士论文的选题，费孝通先是打算根据他和亡妻调查广西大瑶山的经历，撰写一篇关于“瑶族社会组织”的论文。马林诺斯基却在无意中发现了费孝通调查开弦弓村的手稿记录，认为这是个可选的题材，主张撰写关于“开弦弓村的经济”这样一篇论文。
费孝通于是将调查手稿整理、修改、重写，诞生了他的博士毕业文章：《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即后来的《江村经济》）。大西洋的涛涛海浪和对半年前大瑶山调查中牺牲的前妻的思念见证了《江村经济》的诞生，从此以后，他一生的几十部作品，第一行字从来没有变化过。
这篇文章在马林诺斯基的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讨论，1938年，伦敦大学授予费孝通博士学位。在英国的几年，费孝通对比了英国工业社会和中国农业社会，他虔诚的相信，一个纯粹的农业中国注定是一个饥饿中国，他决定带着所学所见回到中国，在废墟之上参与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即使当时的中国，是在抗战的烽火中岌岌可危的中国。
回国前，导师马林诺斯基想要将费孝通的博士论文交给书局出版，但费孝通急于归国，匆匆开了一遍书稿后，仅将书名改成了《中国农民的生活》。
名满天下与名满中国
1939年，费孝通从英国回到中国，把那篇将要名满天下的论文忘到了脑后。当时的中国已大半沦陷，费孝通只有从云南回到祖国境内，暂时任教于云南大学。在云南的乡土大地上，他认识了孟吟，两人结为夫妻，从此孟吟陪伴了费孝通55年。孟吟虽然是个普通的农家女子，习惯于在屋里屋外忙碌，但是在费孝通此后的起起伏伏中，始终不离不弃。
抗战胜利后，费孝通回到清华园，第一次收到从国外辗转邮寄过来早已印刷发行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他隐约记得随手把该书放到一边，继续投入紧张的教学、各地调查和爱国民主运动当中。
而《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已慢慢开始在外国声名鹊起，重印多次，逐渐成了世界范围内人类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在部分地区还作为教科书使用。但费孝通对此几乎一无所知，那个时候的中国，战争阴云还未去除，学术上与世界沟通更是奢谈。
三四十岁的年龄，正是一个学者精力最旺盛，成果最丰富的的时候，费孝通近半数的作品，包括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乡土中国》一书，都是在1949年之前完成。1957年，因为在报纸上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搜查出来的英文版《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更坐实了他的“错误”，从此他被“罢免”，被赶下教坛，被解除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二十多年来没能发表一篇文章。
1979年，春天随着改革开放重新回到了费孝通身上，他被任命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开放的中国也逐渐迎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外交流机会，开始不断有国外的人类学、社会学专家教授来到中国，寻找费孝通，探访开弦弓村。费孝通这才知道，他的博士论文已经成为了世界人类学研究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改变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让全世界的研究者对中国的乡村产生兴趣。
邓小平与费孝通
1984年费孝通把《中国农民的生活》翻译成中文（原书由英文写作），并重新命名为《江村经济》。该书为费孝通1938年写成，书中的大部分事实和道理，对于现在知识程度早已提高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在当时，书中对农村经济生活的梳理丝丝入扣，并提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它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
现在的江村(开弦弓村)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990年，费孝通正在日本出访，正好实值其80岁生日，在到场为他贺寿的日本人类学研究者中，他进行了“我的研究在中国”的主题演讲，并总结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表达了他对人类文明和谐共存、互相交流的美好愿望。
中国文化被费孝通推出国门，取得巨大成就的他却并没有停下丈量祖国大地的脚步。他依然拖着耄耋之躯，到访祖国各地，仅2001 年，他的足迹就遍及了常州、上海、吴江、苏州、深圳、沈阳、成都、兰州等十几个地方，历时180天，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各地调查，而此时的他已经90多岁了。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写就一篇文章。他的写作不是吟风弄月，他是第一批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中来的人；他的研究不是高高在上，他常年脚扎在泥土中，为农村经济和农民谋出路。改革开放前期的二三十年来，还没有哪一个文人像费孝通那样对中国发展的自然资源和商品资源有如此深广的关怀：陶瓷、兔子、水泥、毛蛋、丝绸、养牛、甲鱼、面粉……他秉承的商品经济发展农村的思想与改革开放农村变革的精神不谋而合。
2005年，费孝通合上了他的双眼。那双眼，看了中国将近一个世界，从中国和中国人的困难，看到“人们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的美好结局。
依照他的遗愿，他与陪伴他55年的孟吟合葬，他的部分骨灰，回到了广西大瑶山，和他仅有108天婚姻的妻子王同惠合葬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