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薥黍
清同治元年（1862年）位于西北的陕甘地区爆发回民叛乱。叛乱很快向西进一步波及到新疆，与此同时俄国与英国正围绕新疆及邻近的中亚地区展开一场地缘大博弈。1864年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随后俄国开始将侵略触角伸向帕米尔地区。就在《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签订这年九月南疆叛军在久攻疏勒不下的情况下开始与境外势力勾结，次年初中亚浩罕汗国的军阀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以接受南疆叛军的求援为名率军侵入新疆。1867年阿古柏在占领的新疆领土上公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到了1870年阿古柏势力又攻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至此天山南北绝大部分地区已被这个外来入侵者建立的封建专制政权所控制。新疆的动乱给英、俄两国争夺新疆提供了机会：俄国试图阻止英国势力北上，英国也极力想阻止俄国势力南下威胁英属印度，为此双方竞相支持阿古柏政权，试图通过将阿古柏争取到自己一方这种方式实现遏制对方的目标。英、俄的介入使本就复杂的新疆局势更加波谲云诡。
中国传统的国防战略重心是面向北方游牧民族的，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从海上纷至沓来。中国古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夏、商、周这几个早期王朝都发源于北方黄河流域，而日后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在当时还是山越部族出没的蛮荒之地。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才首次对江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之后晋代的五胡乱华、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变等几次大的动乱都导致大量中原士民南迁，这一过程使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到了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已成为朝廷的财赋要地，然而江南在传统的国防格局中一直是被视为腹地的，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江南地区很少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一直不是国防布局的重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吃够了缺乏海上力量的苦头：外国列强只需要驾驶几艘小船架起几尊大炮就能肆意骚扰帝国的财赋重地。在这种形势下帝国的国防布局开始悄然向东南沿海转移，而阿古柏入侵新疆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清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因此在面对西北边防危机时就表现得反应迟缓。清政府一开始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场有外国势力介入的侵略战争，只以为不过是当地一次小规模的叛乱，在战略上并没引起高度重视。1871年7月俄国趁乱强占伊犁，这才使清政府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就在清政府准备组织力量一举收复新疆时东南海疆再次爆发危机：1871年9月一支由66人组成的琉球国船队被风暴吹到了台湾，误入牡丹社原住民乡内，由于语言不通引起误会，最终这些琉球人被原住民围杀54人，剩下的12人因躲在土民杨友旺家始得保全。这件事本来该是中国和琉球之间的双边事务，然而这件事却招来了日本的干涉。琉球国与朝鲜、越南一样本是中国的藩属国，然而公元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日本庆长十四年）日本萨摩藩入侵了琉球，从此开启了琉球同时向中国和日本称臣朝贡的“两属时期”。在日本看来：既然琉球也向自己称藩，那么自己就有权干预这次事件。日本于1874年2月6日出兵攻占了台湾。日本此次军事行动仅仅出兵3000余人，可驻守台湾的清军却完全抵挡不住日本人的进攻。这一突发事件后来通过外交手段得到了解决，可清朝海防力量的薄弱却完全暴露无遗。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总是受西洋人的气，如今连东方的弹丸岛国也公然派舰队窜犯台湾，而清政府居然派不出像样的舰队驱赶，最终以给付50万两白银了事。阿古柏入侵新疆、日本入侵台湾这两件事深深刺痛了满朝文武，于是一场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辩论拉开了帷幕。
这场大辩论在后世史书中被称为“海防与塞防大讨论”。这时晚清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一次严肃的大规模讨论：几乎当时所有朝廷重臣、封疆大吏都参与其中。这场讨论中最大的争议就是新疆问题，而这件事后来也成为李鸿章为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道：“乾隆年间一统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野，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在这道奏折的最后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这道奏折的大意是说：暂缓出兵新疆，从而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海防建设上面。李鸿章提出了他的理由：一、塞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离海岸近，而距离新疆遥远；二、由于沙俄也在新疆建立了势力，如果出兵新疆很可能和沙俄发生军事冲突，以清朝当时的国力显然无法对抗沙俄；三、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那么高的代价急于收复；四、新疆远离帝国中心，很难长期固守，而且守卫新疆所花费的成本太巨大；五、暂缓出兵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新疆，先解决眼下更重要的海防建设，待到日后国力强盛时收复新疆轻而易举。
李鸿章在最后这条理由中说不是要放弃新疆，而是要优先保卫海疆。有人觉得这是在狡辩，一旦新疆被外人占据成为现实要想收复谈何容易？这么说的确不假，可反过来说东南海疆一旦被外人占据要想收复谈何容易？日本不就占领了台湾50年吗？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东南海疆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丝毫不亚于西北边疆的战略压力。塞防是中国传统的国防重点，而当时西北边疆领土的确面临丢失的危险。然而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威胁是一种综合性威胁：在范围和方向上一开始敌人是从海上来的，然后是全面的瓜分危机；在层次上一开始是领土的威胁，然后是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全方位的民族危亡。这时的危机和古代的危机有两点重大的不同：一是海上来的战略危机从没如此强烈；二是中国首次面临在侵占领土之外还同时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侵略手段的敌人。这两大不同特征就使当时的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量——人们懵懵懂懂的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以前从没遇到过的敌人，然而又说不清这些新的敌人和以前的敌人具体有什么不同，于是只能发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同样反映在国防体系上：西北、东南皆为国家领土，不该扶起一方而放弃另一方。然而当西北和东南同时告警时就存在一个国防战略重心的问题，因为以晚清当时积贫积弱的状态如果把兵力、财力平均分配用于各地，那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任何一地都不具备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既如此就只有优先选择一个国防战略重心进行重点防卫。那么这个重点如何选择呢？
海防派与塞防派的矛盾焦点在于如何分配有限的国防经费。19世纪70年代初期清廷年收入约四千数百万金，而军费开支几乎将耗去一半。偏偏这时又正逢内忧外患：捻军起义、陕甘回乱、新疆事件、日本侵台......朝廷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已极为有限，到底如何配置才能实现安全效益的最大化成为晚清统治集团深感棘手的难题。国防建设的成效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投资的大小。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来架构新的国防体系。在这点上李鸿章并不会超脱于他自身利益集团的利益，然而这就是李鸿章重视强调海防的全部原因吗？事实上李鸿章之所以强调海军海防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看到了来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胁。事实上李鸿章在国防军队建设的大局上和左宗棠并无本质的区别：富国强兵是所有洋务派成员的共同目标，左、李二人也确实都致力于军队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左宗棠大力创设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事实上也并非只搞海军。具体在新疆问题上李鸿章把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看得比西北边疆的现实威胁更重，而左宗棠则强调优先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威胁。为什么李鸿章会把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看得如此重呢？
现在有人指责李鸿章出卖国家主权，如果这让李鸿章知道了可能搞不好会反问一句“啥玩意是主权啊？”其实指责李鸿章出卖主权完全是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上的一种现代思维，事实上李鸿章从来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家。李鸿章在本质上仍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他虽然感觉到自己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然而他却说不清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变局。他作为一个旧时代的人物可能根本就还不清楚主权究竟是啥，他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利益，他并不具备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上看问题的历史战略眼光。这从他主张暂缓出兵新疆的理由中可以看出：京城距海疆近而距新疆远，这也就是说从王朝的核心利益来看海防重于塞防。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那时新疆还没发现石油等矿物资源，即使发现了也作用不大；相比之下东南沿海是清政府的财赋重地。在李鸿章看来：新疆本身没什么财政收入，所以朝廷每年都需要花费巨大的白银来扶持新疆。如果立即出兵收复新疆，那么势必将削弱用于东南海防的经费。这时东南海防也是不得不注重的问题：日本人已入侵过台湾了，如果削弱东南海防的建设可能会使东南沿海面临危机。东南沿海是清政府的财赋重地，一旦有失就是灭顶之灾。所以李鸿章的主张也不完全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心，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有“公心”的，不过他这种“公心”在我们看来仍是私心，因为他强调的是清王朝的利益。这仍是一种传统的忠君思维，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国思维。这也就不难解释现在网上对他的一些争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后吐血身亡。毫无疑问《辛丑条约》是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李鸿章也知道只要自己签下字就注定背负骂名。本来他完全可以用年老多病为由拒绝出席和谈，然而他还是抱病参与和谈，难道他是和自己的身体有仇吗？当然不是，也许他自己并不接受后人对他是卖国贼的指控，因为他所效忠的对象是大清国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理解的中华民族。
相比之下左宗棠则相对更有战略眼光。左宗棠同样是传统文人出身，他同样也是忠于清王朝，不过相比之下左宗棠已有了一些还不太清晰的主权意识，他也能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用历史性的战略眼光看问题。左宗棠同样参与了海防与塞防大讨论，那么他提出了怎样的观点呢？首先他指出：“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如果说李鸿章认为应该优先发展海防，那么左宗棠实际上并没针锋相对强调塞防，而是指出国家应该对海防与塞防有统一的归还，这就体现了全局意识。然而上文不是说过不是不想全局把控，而是当时清廷的军力、财力客观上不允许这么做。这点左宗棠同样看到了，但他认为既然东南海疆方面日本已然退兵，这也就意味着海防的形势其实已没塞防那么严重了，至于以后日本会不会重新威胁中国的海疆需要提高警惕，但现在应该优先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既然现实是东南海防压力暂时缓解，那么就该趁机集中全力一举收复新疆。左宗棠针对李鸿章提出的停撤西征军兵饷一说指出”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则犹可言也“。在这里左宗棠实际上是在强调任何一块领土都断不能让与他人，如果确实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受到敌人的威胁可以考虑重点防卫形势更危急的那个方向。也就是说如果海防的任务比塞防更迫切，那么李鸿章的说法就是有道理的，然而在日本已然撤兵的前提下塞防的形势已然比海防更为迫切。最后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疆的战略地位：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
这完全就是一种具备历史眼光的战略思维。李鸿章的着眼点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钱。所以他把富庶的东南沿海作为防卫的重点。左宗棠的着眼点是什么？西北作为中国地缘屏障的战略意义。在这点上左宗棠实际上已超越了作为清朝臣子的狭隘眼光，他的着眼点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考虑千秋万代之后的事。事实上整个晚清官场中左宗棠可能是少有的一个具备这种战略眼光的人物。我们看后来北洋海军行将覆灭时李鸿章不许士兵出海与敌人决战，而是要他们尽可能保存实力拱卫渤海门户，这实际上是把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其实李鸿章办北洋海军一开始就有这样一种思路：大清国为什么需要一支海军呢？不是要具备与敌人争锋于大洋之上的远洋海战能力，不是为了保护中国的人员、资本走向世界，而是为了拥有一支足以使大清国重新把国门关闭起来的海上力量。西方人用海军攫取海权，而李鸿章发展海军是为了闭关锁国。所以李鸿章尽管被时代浪潮裹挟着介入洋务运动，可他骨子里实际上仍是一个相当保守顽固的人，他其实根本就不具备现代主权国家这种意识。相比之下左宗棠其实也没有完全清晰成熟的主权意识，但他的的确确已有点关于主权的概念在心中萌芽了。左宗棠收复新疆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筹集军饷粮草：当时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朝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开始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的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然而当左宗棠收到这笔巨款后却痛哭流涕道”其无耻也，臣之罪也“，这是因为左宗棠深知举借外债不仅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还会令国家丧失主权，可在当时举步维艰的财政体系下为了收复新疆、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左宗棠自己一生引以为耻。
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反映的其实是两个人在民族主权意识上的错位观念：李鸿章口中所谓的国家是指的清政府，而他所竭力捍卫的也是这个朝廷的利益；左宗棠口中所谓的国家则是真正站在民族大义上所说的。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差距，然而如果把整个海防与塞防大讨论视为是一场派系利益之争其实是不客观的。海防派官员争取更多的国防经费固然有为满足自己利益圈子的需求，然而他们争取国防经费毕竟是用于国家的海防建设，这和慈禧的挪用经费之举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负责海防的官员只是因为自己的工作需要会格外看重海上的战略危险，甚至会先入为主放大这种危险，这是他们从自身立场出发的本能反应，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存在为本集团争取利益的潜在动机，因为他们看来海防同样是国家大计。事实上类似的现象可能现在也会存在：一个国家的陆军、海军、农业、工业、教育、卫生、交通、金融哪项事业不需要发展？负责具体某个部门的人总会优先强调本部门的利益。我们无法要求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能具有站在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这种战略高度。当然我们说确实也存在这种超越了本部门本集团的狭隘圈子而站在全国立场上看问题的战略家，然而具体在新疆问题上左宗棠展现了超越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战略眼光。
左宗棠的战略眼光高明就高明在他看到了别人所没看到的东西。鸦片战争后作为对外国列强入侵的应激反应就使人们树立了一种观念：敌人自海上来。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确实缺乏自己的海上力量，这是中国保守欺凌的重要原因。左宗棠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从1866年就开始筹办马尾造船厂并建立了马尾船政学堂。谁能说左宗棠不重视海防呢？不过左宗棠看到了别人所没看到的另一面：列强的对华战略乃是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对中国进行战略性的封锁包围——这一封锁包围是利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共同完成的。就东部而言：就是鸦片战争中从东南沿海侵略中国的路线；就西部而言：是以印度、缅甸为跳板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同时以新疆为跳板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新疆是我国家领土的最西端，出新疆即可深入中亚腹地，往东则居高临下俯视河西走廊。所以新疆其实是一块地缘作用非常重要的要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得新疆可将实力辐射至亚欧大陆腹地，通过陆上可以与更远的欧洲交流。失新疆则不但失去重要的路上通道，也势必造成外敌对河西、内蒙等地的直接威胁。
事实上类似的观点早在晚清中国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就以指出：中国的崛起战略必须以大陆为核心，向西通过丝绸之路抵达印度洋，向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东南亚，从而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同时向东部的太平洋和西南的印度洋辐射的政治经济合作互利机制。正因为如此魏源称印度洋为西南洋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西南洋的问题处理得当，中国的外交格局就打开了一半；如果西南洋出事，中国则将腹背受敌、受制于人。左宗棠将魏源这一战略进一步细化：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如果晚清政府放弃对西部新疆、西藏领土的经略，中国将丧失西出印度洋的出海口，外敌将直接进入中国的内陆心腹地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与世界现代海权战略的奠基人马汉的观念不谋而合——马汉主张以北美大陆为轴心将美国打造为转动东西两样的国家；而魏源、左宗棠则主张以中国腹地为轴心同时向太平洋和印度洋转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今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就是通过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发力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左宗棠在一百多年前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就提出这种战略应该说是具备相当的超前性的。当然海防派的观念就没历史意义，事实上通过这场海防与塞防大讨论使清政府的国防战略日渐明晰起来，此后无论海防、塞防都逐渐采用新式武器、新式战法、新式后勤管理模式。可以说海防与塞防大讨论是晚清国防战略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这个历史意义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李鸿章算是历史上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了，现在支持李鸿章的人很多，说李鸿章是卖国贼的也很多。李鸿章到底是爱国还是卖国先且不说，先说李鸿章在新疆的这件事。
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新疆这件事上确实是产生了分歧，当时左宗棠是主张收复新疆，但是李鸿章却是主张海防。当然他们两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考虑的，只能说角度不同，所以观点不同，但是李鸿章放弃新疆确实做的不妥。
李鸿章的观点就是自从满清平定新疆之后，每年都是要花费巨大的白银来扶持新疆，因为新疆都知道没有什么财政收入的，人口也少。在新疆每年清朝国库要花费百万量银子给他。就是一个无底洞。那么现在新疆被别人占领了，又要花费大量的军饷去收复新疆，这个是一个亏本的买卖。
还有就是当时东南海防也是不得不注重的问题，当时日本对于台湾，东南沿海都是有非常的威胁，日本人已经入侵过台湾了，如果收复新疆，那么对于东南海防的话就需要放弃了，当时来说清王朝的主要威胁确实是在东南沿海，因为列强每次都是从东部沿海地区登录的，而且这些地方又都是清王朝最富庶的地区，国家的财政收入都是靠这些地方。一旦这些地方有失的话，那么大清就真的完了。所以李鸿章是站在保住大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
但是左宗棠是站在整个民族大义上来看待问题的，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已经老话，祖宗之地不可寸土与人，什么意思，就是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一寸土地也是不可能给别人的。而且但是来说收复新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这个阿古柏本来就是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新疆分裂出去，这个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觉得是不允许的。但是当时大清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土地了，这个对他们来说失去就失去了吧。但是沙俄的目的绝不止是新疆而已，一旦新疆丢失，那么内地，甘肃，内蒙古等地就全部处于沙俄的范围之下了，按照俄罗斯人侵略成性的性格，只会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土地，所以收复新疆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历史研究所
李鸿章主张放弃收复新疆的提议，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的英雄。
所谓现实因素，要联系到当时英、俄的中亚大博弈（the Great Game）背景。
英属印度担心俄国有可能取道中亚来进攻印度，所以拼尽全力要保障喀什噶尔政权的“独立”，他们认为这样才符合英国的利益。
李鸿章，他的智囊团以英国人为主。这些英国人极力游说他，才促使李鸿章坚定了放弃收复新疆的想法。
除此以外，大家还应该注意到历史因素的作用。
李鸿章的理由很简单，他直接说自乾隆将新疆纳入版图以来，朝廷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银两，这就是个无底洞。
如果能将这部分银两省下来，发展海防，也许会更有益处。
其实，李鸿章的这种观点早在100年前乾隆定疆的时候，就有人说过，李鸿章只不过是沿袭了前人的观点，所以我才说要考虑历史因素。
举例而言：
乾隆二十年（1755）阿睦尔撒纳反叛，刘统勋奏请朝廷求退守哈密，毋再管哈密以外的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史贻直认为用兵西域，兵马劳顿，务必应捐弃伊犁。
………………
刘统勋与史贻直都是大学士，前者甚至还做过领班军机大臣，地位显赫，足以证明“弃置新疆”绝非少部分人的声音。
这些官员是不爱国吗？非也，而是当时汉人的国家观念中，中原才是他们的国。这种心理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清朝以前西域与内地的隔绝已有数百年，所以很多士大夫们都把嘉峪关以西的土地理解为域外之地。
李鸿章为什么能干脆利落地提出放弃收复新疆？
本质上是因为这种心理仍然存在。甚至于20世纪民国建立后，这种心态都存在。例如，吴蔼宸的《新疆游记》就提到：
降至今日，（新疆）犹成为荒芜不治之边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历代鄙视边疆有以致之。
HuiNanHistory
李鸿章本来就是卖国贼啊，这早就是盖棺定论的。无论现在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作《走向共和》怎么洗，都无法为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洗白。李鸿章就是一个为了自己利益可以出卖一切的卖国贼！
具体到新疆问题上，这又涉及了眼界高低的问题。也就是很多人说的清朝关于海防还是塞防之争。
应该说，关于宏观的考量，很难说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但是在新疆的问题，明显可以看得出李鸿章是鼠目寸光和卖国心态。
在李鸿章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从乾隆年平定准格尔说起，提出几个观点：
第一 李鸿章认为新疆是“无事都需年费二百万银的漏苊之地”。虽然从历史上而言，中原王朝的最大边患都是来自西北，但是近三十年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人都是通过战舰从海上叩关。新疆这样的地方，每年都需要花费那么多银子，不如舍弃了，然后通过类似朝鲜越南宗主国的方式控制。
第二 李鸿章认为新疆对于中国不属于急需处理的，新疆要是用兵，简单算下来都要几千万银子，这么多钱足够买几十条铁甲船及武装几个海防要塞。既然新疆无足轻重，那么这些银子可以用到海防，新疆用羁索就可以解决了。小成本完成大事，岂不美哉？
第三 李鸿章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如果收复新疆，新疆有奥匈帝国、沙俄、英国等势力，弄不好就会得罪好几方，到时候闹起来大清国立吃不消。而且英国已经提出割让伊宁等地给阿古柏的方案，所以洋大人千万不要得罪。
李鸿章的话乍一看貌似很有道理，切中要害。但是，实际上漏洞非常多，所以，左宗棠在《陈嘉峪关外地形疏》等奏折中，一针见血的提出反驳：
第一 新疆如果不保，那关内的甘肃、青海、宁夏、内蒙、陕西等地也将出现严重的问题，更何况甘陕回乱刚刚平定，白彦虎投奔阿古柏，他们的心思不止是新疆，还想着打到关内，而叛乱的地方还没有治理完善，如果这个时候放弃新疆，那整个西北边防会出现雪崩式崩溃。所以必须铲除阿古柏等分裂势力。
第二 沙俄支持阿古柏，实际上是图谋吞并新疆的进而觊觎图谋整个西北乃至西藏，而那个地区，英法等国并未有足够的实力平衡。沙俄若吞并新疆，必“日蹙百里，直达辽海”，到时候沙俄“机拆之声相闻”，大清就真的无路可退了。所以沙俄吞并新疆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海防，西洋诸国实力相互权衡制约，近十年应不会有较大的冲突，应该趁这个机会，彻底驱逐沙俄及阿古柏，收复新疆。
第三 左宗棠认为基于当时的外交，中国与列强在东南应不会再有冲突，海防虽然重要，但是事有先后缓急。新疆是迫在眉睫，海防则不是急于一时。大清可以再收复新疆后借胜利的余威整饬海防，这样效果好于只是买船建要塞。
可以看出，左宗棠的分析是站在一个全世界格局进行的分析。而李鸿章明显没有左宗棠的眼界。所以，这场著名的海塞之争，在光绪帝登基后的朝堂辩论中，李鸿章一败涂地。
如果李鸿章仅仅是观点不同就算了，接下来，李鸿章就是非常下作了：
无论在什么场合，都阴阳怪气嘲讽左宗棠，骂左宗棠是沽名钓誉的混蛋。还说左宗棠“饰词欲战，古今者皆识其奸”。当左宗棠出兵时，李嘲笑左宗棠居然敢向比英法美等国都大的沙俄开战，简直不自量力。等左收复新疆，又嘲讽左收复的不过是沙俄不想要的地盘罢了。
只是嘲笑就算了，李鸿章甚至在慈禧及光绪、摄政王文祥都同意同意出兵时，故意令户部不足批所需经费，逼迫左自筹经费甚至借洋款。
为了达到不让左胜利的目的，李鸿章还将原来敲定出征的宋庆的毅军以“督办奉天军务”的理由调走，将刘铭传带领第一批出征的2万多军队以“哗变”为理由调到山东、徐州等地。对于原来属于左的皖军系，李鸿章一个个威逼利诱，要求他们不要为左卖命。
在知道刘锦棠收复乌鲁木齐后，李鸿章还写信劝刘锦棠不要听左宗棠这个废物指挥。
在得知英国反对满清对新疆用兵，李鸿章“甚为欣欣然”，痛斥左宗棠穷凶黩武，得罪友邦，新疆的钱应该拿去赈灾——实际进自己口袋。
很难想象，一个被某些人形容“忍辱负重”的大清“栋梁”，为了私心会如此下作，完全置国家安全、领土利益于不顾。
联想起李鸿章在后来与沙俄谈判领土时候收受沙俄的贿赂，将大片中国土地割让给沙俄的行为。我们有理由怀疑，在新疆一事，有可能李也收了沙俄的贿赂，否则他不会不会那么卖力的做损害中国有利沙俄的事。可以说，在新疆一事上。李的卖国行径堪比秦桧。
最后，在李鸿章各种掣肘的情况下，左宗棠痛歼阿古柏等巨凶，收复天山南北两路，驱逐沙俄于伊宁，将新疆完璧归赵，建立了不世出的功绩。
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都应该铭记，一百多年前那位抬棺西征的老人！
凤妖
为李鸿章翻案之人一说就是什么塞防与海防之争，实际上左宗棠才是力逞加强海防第一人，于1866年就开始筹办马尾造船厂并建立了马尾船政学堂。而李鸿章于1875年才奉命组建北洋水师、1888年北洋才正式成军。而李鸿章所提的“加强海防保卫国家”就要放弃新疆国土的理由是把两者对立起来了，而同样是保卫国土和国家安全的事哪里存在二选一?明摆着李二强词夺理，一切只为争权夺利。
李鸿章反对用兵新疆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给麾下北洋系争取更多的国防经费好壮大自己的实力，同时打压政敌左中堂的势力。
清庭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就开始了解散为应急而由地方官员临时征招饷由地方自筹的平叛武装。当时就规模而言就数曾国藩的湘勇、左中堂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最大。接皆后，只有曾国藩奉召裁军，左、李均不为所动。
左中堂认为内忧虽去外患仍烈，国家仍处于危机当头，这些百战之师绝不可一裁了之，李鸿章附议。而曾国藩亦上书留湘勇水师改编为国家正式海军，各地督抚纷纷跟进。清庭至此裁撤这些非经制之师计划失败。原本如清庭就此认真改编这些部队，使之真正成为国家军队，避免成为这些领兵将领私军，也算是个安邦良策，然而清庭却即无带兵良将，又无得力整军方案。以至于潍淮系部队，湘系海军力量基本落于李鸿章实际掌控之中。为钳制李鸿章势力，清庭扶持左中堂，除原楚军部队外，并支持左组建了福建水师。至此以南北洋两大势力为首，各地督抚跟进，清主要军政权力落于督抚之手的格局正式形成。清庭在这样原则性的问题上处置不力，终于使清王朝陷于了实质上的军阀割剧状态。在洋务运动中后期，左中堂打的对法和对俄战争还算可以，左故去后，清庭对地方督抚的掌控就只流于表象了。清庭即无力改变督抚军阀化，就开始消极以对，拖延、克扣、挪用军费这些小手段层出不穷。
正因这种国家状态，虽然军事装备技术上和列强减小了差距，但国家已成一盘散沙。造成了后来对外战争一败再败，战无不败；屈辱条约一签再签，卖无可卖。最后清朝走向了彻底败亡。
史可见证
新疆是我们国家领土最西端，出新疆即可深入中亚腹地，往东则居高临下俯视河西走廊。所以新疆其实是一块地缘作用非常重要的要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得新疆，则可将实力辐射至亚欧大陆腹地，通过陆上可以与更远的欧洲交流。失新疆，则不但失去重要的路上通道，而且河西走廊也必然不保，占据新疆的势力可以通过河西走廊直接威胁内陆（河西走廊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被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包夹，它的安全必须以新疆为屏障）。所以新疆表面上看，在古代属于不毛之地，地广人稀，没什么经济价值，其实它在地缘战略上的价值异常重大。
历史上新疆也不是一直属于中央王朝管辖的，宋、明时期新疆就不属于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到清朝平定噶尔丹和大小和卓叛乱才收复新疆。
再来看看此次海防塞防之争的历史背景
19世纪60-70年代，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1871年，俄国打着替清廷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伊犁，其后又欲以同样的手段进军乌鲁木齐。署伊犁将军荣全窥见俄国的真实用意：“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据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呼吁清廷出兵新疆，收复乌鲁木齐等重地。1874年8月，清廷命左宗棠率军出关，清军云集嘉峪关前，整装待发。
与此同时，在东南海疆，日本1874年以弱旅入侵台湾，而清廷竟无力以武力驱逐，最后不得不褒赞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以白银50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结。“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11月，恭亲王等上奏请求拨款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防。朝廷命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十五人详议此事，限期一个月拿出结论。
但清廷财政有限，难以同时兼顾东南万里海疆与西北万里饷运。1875年，朝廷重臣们遂在国防孰轻孰重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
李鸿章的意见是：“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认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
李鸿章认为海防与塞防是二选一的选择，要选的话海防的重要性更大。估计李鸿章是认为西北反正是不毛之地，丢了不影响大局。东南沿海富庶之地，是清政府财政来源的大头，从海疆的侵入是心腹大患。其实说到底是一种战略思维的局限，看不到新疆在地缘战略上的巨大价值。新疆如果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西北到内陆的安全将受到俄国的严重威胁，就如同一把利剑随时顶在了中国的背后。其实以当时整个国家的财政实力，绝没有到海防和塞防要二者选其一的严重地步。了解中国历史，了解新疆地缘的重要性，左宗棠才向清廷据理力争塞防的重要性。最终他说服了清政府，通过各种方法筹饷，亲自抬棺出征，最终收复了新疆。当时的海防也并没有因为收复新疆而崩溃。历史最终证明了左公的正确，给中华民族保住了一块战略要地。至于李鸿章，不一定说他的立场是来自自己的私立考虑，主要还是战略眼观太差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觉得他不是主动当卖国贼，差一点被动造成“卖国贼”的后果。
销十一郎
笔者认为，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李鸿章说过放弃新疆的话、做过放弃新疆的事。
一切得从当时清王朝所处的形势说起！形势比人强！
从鸦片战争开始，列强都是由海路入侵中国，满清王朝一贯采取的是在海岸线密布炮台、军舰巡弋于海上这样一个被动防御的措施。于是列强的舰队随便出入中国内海甚至内河如同观光旅游一样方便。特别是东面那个几百年来一直作为中国半藩属国的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突然强势崛起。公然派舰队窜犯台湾，而清政府居然派不出像样的舰队驱赶，只好给了50万两白银了事！
海防空虚到这个份上不能不让洋务运动的大拿李鸿章感到屈辱和担心，特别是那个距离清王朝心脏地带只有一海之隔的日本，可谓朝发夕至。
对于陆地威胁，李鸿章不是没有考虑到，刚刚完成镇压农民起义的湘淮军经过十多年战火洗礼，基本具备了现代化作战的条件，对付从陆地进犯的敌军绰绰有余。更何况新疆虽然被阿古柏占了，但是从整体战略来看，阿古柏不过是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新疆势力范围而摆布的一个棋子。再加上新疆属于多民族杂居之地，历代的清朝政府尚且需要行之有效的剿抚兼用政策才能勉强维持统治。英俄因为克里米亚半岛正打得不可开交，无暇东顾，阿古柏一个只知道玩暴力的低贱血统异教徒又如何能掌控新疆？
所以，在李鸿章看来，新疆虽然失陷，如果武力收复并不是太难的事，难就难在后勤上。后来左宗棠率大军收复新疆，军事行动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只是因为后勤补给困难因此整个战事拖了一年多，真正的战斗时间也就个把月而已。却耗费超过4000万两白银！
而练就作为检验一支军队甚至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海军，却不是一朝一夕一钱一银的事。仅仅是拱卫京畿的北洋海军，就花了3000—4000万两银子。三大舰队全部成军后总计投入约1亿两，每年维护费超过300万两，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鸿章绝不是为了巩固海防而放弃新疆，而是从全局战略谋划得出的先经营海军、暂缓收复新疆！
大将军威武K
李鸿章的建议是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的。主要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清朝本质上就是由满蒙贵族统治的，以汉族为主体，连同回藏地区的庞大帝国，清帝国的核心利益区域在于关外长白山地区，其次是蒙古大草原，其次才是传统中原王朝的疆域，最后是西藏和新疆，西藏一直都有一定的自治权，新疆甚至还发生过叛乱，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有点类似于沙俄时期吃掉的很多小国，是侵略占领的关系，参照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在灭亡后就又退回了蒙古高原，以北元的形式存在，假如清朝无力维持，是可以放弃关内占领的汉人地区的，又何况是新疆呢？后来的伪满洲国便是这种历史观下面的产物，只是它是由日本人强行扶持的，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推出的产品，因此最终破产了。
再说传统中国王朝和新疆的关系，新疆就是古代的西域，而中国古代西出玉门关，阳关就已经相当于出国到了胡地了，中国人又安土重迁，所以这些西域并不被认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占领西域象征了国家实力的强盛，比如汉唐时期，而这两个朝代在末期的势力范围也是早早地退出了西域的，所以西域在清帝国内部并不是那么重要。李鸿章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代表，又是清统治集团的CEO，摆在他面前的境况是国家财力无力维持这么庞大的帝国，香港被割让，北京天津被攻陷过，上海一些地区被租让，很可能再过几年朝鲜，台湾都保不住了。而当时的边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洋务运动又重金培养起了一只庞大的在世界上看起来很强大的海军，他又是这只海军的实际缔造者，另外陆军的现代化程度较海军差的多，他当然不愿意为了新疆问题把钱用在陆军上了。
另外一方面，新疆地区地域辽阔，然而却是大片的无人区，在农业为主的清代它的战略意义甚至未必有朝鲜大，李鸿章选择放弃新疆，当然也是有他的考虑的了。想想假如他放弃了朝鲜也不会有人说他卖国是吧？只是说经过近代史的洗礼中国的概念已经经过战火变得越来越坚固清晰，我们站在如今民族团结的角度来考虑会觉得他卖国，但是不可能要求一个清朝的人用先进五十年或一百年的观念来考虑问题。如今我们需要感谢的是我们国家的团结富强，幸喜我们还在一起，但是李鸿章和左宗棠的争执，客观的说更多还是陆军海军之争。
风言妄语
我李合肥大人从来就不担心什么卖国贼的骂名！反正有大把看了《走进共和》的中堂奴才粉给我李中堂大人洗地，我李大人怕啥？
我李中堂跟沙皇签个约，吓唬一下朝廷把东清铁路筑路权租借给俄国人就有卢布拿，卖国贼名号算什么？
中法战争，我李中堂在“朝鲜为重，越南为辅”的指导纲领下，在镇南关大捷之后火速出卖越南，又在随后的甲午里扔掉朝鲜，打不过的没保住，打得过的也没保住，真乃神机妙算。
在收复新疆方面，李合肥大人可以说极尽捣乱之能事，从开始就反对收复新疆，理由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什么去新疆要修铁路（左宗棠用骆驼就走到了），现在没有赵充国这种能人，收不了（左宗棠：喵喵猫？）左军开拔以后，它不但跟沈葆桢断言：“中国要闹笑话”，还怂恿地方督抚消极对抗，给左宗棠下绊子，这种行为早就不是普通的卖国贼行为了，这简直是沙俄安插在清廷的最高间谍。
为了阻止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行动，他还联络英法势力向朝廷施压，以英国公使威托马的意见向朝廷建议让伊犁哈密自治（相当于割让给沙俄）....
（ 英国干涉左宗棠西征考论.[期刊论文] 恽文捷, William Yun - 《社会科学》 2016年12期）
在左宗棠打了他的脸，把阿古柏赶出北疆以后，李鸿章又建议不要把军费花在无用的南疆，收阿古柏当个属国小弟，代替左宗棠治理南疆。（我怀疑这里还收了卢布，不过没证据）
后来左宗棠又收复了南疆，阿古柏也战死，他就极力贬低，说新疆无用之地，阿古柏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吓得你扔了全国四分之一的领土）。这种人，一个卖国贼哪里说得完。收复新疆成功以后他还说左宗棠是奸臣....“饰词欲战，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
最后，李大人杀人盈野，所有跟太平军有关的人士在李大人这里都是一个“杀”字解决，包括太平天国治下的百姓和南京城的居民。苏州杀降更是让英国人都看不下去了。但是真遇到太平军主力，李大人往往撒腿就跑...
就这么一个玩意，现在的网络上又是“裱糊匠”又是“鞠躬尽瘁”，而我每一次的相关答案，总会遭到李粉的攻击，我总结了李粉的资料来源，两个1.电视剧《走向共和》2.《李鸿章传》（其作者是对洋务派有极大好感的梁启超）
扣毛
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身前事都搞得焦头烂额的李鸿章想得了那么多身后的事吗，更何况还是身后的虚名！
如果有能力谁不想兼顾不想都防，但是在鸦片、内乱以及与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的摧残和伤害之下，危如累卵、苟延残喘、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清帝国，再也没有能力维护国家统一、也没有能力兼顾海防与疆防。摆在大清所有人面前的都只有一条路:海防与疆防二者选其一，只是李鸿章选择了海防而左宗棠选择了疆防。只是最后疆防胜了、海防败了。
满清晚期的事情怪不到李鸿章的头上，不管是海防、疆防的争论还是甲午海战的战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些结果远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左右得了。试想有几个七老八十的人愿意在那时候的晚清去当一个明知会被唾骂的中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