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2日，母亲在抗美援朝欢送会上发言 ◎叶淑穗
我的母亲姚秀贞，1886年出生在广东省番禺县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商人家庭。我母亲是他们家中的独生女，外婆和外公对她宠爱之极。她个子高高，眼睛大大，清秀端庄。在那封建的年代，女孩子是要缠足的，但在广东一带沿海开放的城市，受外来风俗的影响，人们思想比较开放，因而母亲逃脱了女孩缠足的痛苦，自己放了脚，并要求上学念书。她喜欢医学，考入广州夏葛医学院。这个学校的前身是广东女医学堂，是由外国基督教会主办的，招收年满18岁未婚的女子入学，学制四年，重点培养女子妇产科专业新型的医生。
我母亲1908年学成毕业。毕业后，在她父母的催促下，与在香港英国皇仁学院铁路专业毕业的叶梯云结婚。婚后母亲本准备在当地找一份工作，以此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母亲的表兄詹天佑，由于开发京张铁路，在中国铁路的建设上已颇有成就和名望，他正在进行大力开拓中国铁路事业的工作，因而决定把他们夫妇带到北京。詹天佑安排我父亲在京汉铁路上工作，在詹天佑的提携下我父亲还被选为铁路协会的候补评议员。与此同时，詹天佑又积极筹划我母亲的工作，他建议我母亲开设一间女医院，并提议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为“秀贞女医院”，还请当时的交通部总长、书法家叶恭绰为“秀贞女医院”题名。
事业中的母亲
詹天佑帮助母亲建院，从医院选址到内部陈设，都一一筹办。从今天看当时医院的选址还是很考究的。医院是建在西单与西四的中间地段，即西单北大街141号，一个临街的二层小楼，它往南经甘石桥就是西单商场，往北一站就是西四商业街，对面是粉子胡同，斜对面是丰盛胡同，是既离繁华区不远，又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段，这里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便于患者就医。
开始时，秀贞女医院是一个小型医院，以门诊和出诊为主，设有候诊室和诊室，以及检查室，有个小药房，准备了一些妇产科急需的药品。以后经过数年，医院的院址才逐渐扩大，并增设五六间病房。最多时招收了五六个学员兼护士。
1909年这个小医院建成，开始对外门诊。由于那个年代妇女生产多是请接生婆，极不安全，而母亲的医院比较正规，加上詹天佑的极力推荐，不只铁路上的职工家属到医院来就医，当时的一些名流家属也来医院就诊。
医院开业后，声势逐渐扩大，医务繁忙。从我记事起，就经常看到母亲日夜忙碌，因为妇产科的工作是不分白天与晚上，也不分严寒或酷暑的，有妇女临产，就要随叫随到。我母亲白天看门诊或出诊，时常晚上三更半夜，只要有妇女临产就要即时出诊，甚至自己还大着肚子，是非常辛苦的。
母亲的辛苦不断得到社会上多方面人士的肯定，所以医院也越办越好，知名度不断提升。在我的记忆中，医院开业后在医院的走廊里挂满了很多的匾，其中有当时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和袁世凯送的匾。据我哥哥、嫂子和姐姐回忆，当时袁世凯的家属和亲戚家中有孕妇和需要从事妇科治疗的妇女，也都前来找我母亲，并说“找到叶大夫，就放心了”。我大嫂和我大姐都是医科学校毕业的，她们的专业也都是妇产科，她们经常随母亲出诊。
我的大嫂由于工作认真，接生手术做得好，经常得到医者家属的夸奖。冯玉祥女儿曾认我大嫂为干妈。我大姐也回忆当年和母亲一起出诊，还到过齐白石家里给他的家人接生。据说张学良的夫人赵四小姐，也曾在这个医院住过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前，我家里还保存两个康熙年间的青花瓷花盆，母亲告诉我们，那是当年廖仲恺先生送花给她时用的花盆。
母亲的工作得到各方人士的赞誉。这一方面由于我母亲对她从事的工作尽心尽力，再者也由于这样的西医妇产科诊所在当时的北京是少有的，母亲的医院是北京最早的私人开设的妇产科医院。
1955年我的大儿子在协和医院降生，是林巧稚医师给接生的。林巧稚医师和我母亲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经常在医术上互相交流。林巧稚医师曾赞扬地对我说：“你母亲是我的前辈。”
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母亲的秀贞女医院仍然对外门诊。卫生局曾劝我母亲出去工作，也曾邀请她到公立医院做顾问，但当时她已年近七十，又患有高血压，因此便婉言谢绝了。后来她将医院作价给卫生局，售价二万三千元。
五男五女的妈妈
家庭中的母亲
在家庭中母亲可称得上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具有既现代又传统的风格。父亲是一位睿智而又非常幽默的人。他们俩应当说是难得的夫妻和睦。父亲由于从事的是铁路工作，一年四季经常不能回家。又由于受旧社会广东地区陋习的影响，男人可以娶几个老婆，因而父亲在外面另立家室。母亲对此并无异议，与对方姊妹相处，对他们的子女也十分关心。
我母亲共生育十个儿女，五男五女，我是老末。好在孩子们年龄相差比较大，我与我大哥相差二十二岁，与我大姐相差十五岁，我大哥结婚时我才三个月。当年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姨妈都来帮着带孩子，另外也请奶妈。父亲每年过年才回来一次，这时的家庭才是一年中最热闹最欢乐的时刻。我父亲喜欢小孩，我哥哥和姐姐给我讲述过他们小时候和父亲一起打闹的情景，可到我长大的时候父亲都老了，就没有这份福分了。虽然这样，因为我最小，哥哥姐姐和母亲对我还是特别的宠爱。
因为父亲经常不在家，所以孩子的教育和抚养就全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母亲虽然忙于她的事业，对子女的教育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她严格要求孩子，但从来不打骂。
我们兄弟姐妹都上了大学。我的大哥叶绍荫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后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电子学系获硕士学位，后任美国无线电公司真空管部高级工程师。二战时期改良了飞机的真空管，为诺曼底战争的胜利立了战功。2015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展览会中，他被称赞为中国反法西斯的三个英雄之一；我的大姐叶郇爱继承母业，也成为一位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我的五哥叶绍勤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被分配在地质部地质司任研究室主任，曾于1958年派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援蒙地质部工作，任组长。其他儿女在事业上虽然没有出类拔萃，但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对国家作出了贡献。这应当归功于母亲的教导和孩子们的努力。
母亲是一位富有孝道的儿媳，她对待自己的公婆孝敬有加。我的奶奶我没见过，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也不知道。但我的爷爷，在我记事起，他老人家就瘫痪在床，但神志还清楚，特别喜欢小孩。我五六岁时常去看他，他还给我讲一些好玩的事情，如坐电车，铛铛铛！到护国寺；他还告诉我做咸鱼的经验，说这是他的秘方，要用尿盆来泡，鱼才好吃等等。母亲对他精心照顾，给他请了一个老保姆，日夜陪护，还让厨房专门给他做一些适合老人吃的饭菜。爷爷安享晚年，活了80多岁。去世时，我父亲不在家，是我母亲一人给他老人家按传统仪式，隆重安葬的。
“铁路中断了，我回不了家了”
离开母亲的日子
那年我七岁，在洁民小学上一年级，暑假时我二哥叶绍权一家要到武汉去工作。我向母亲吵着要和他们一起去玩，母亲没有办法只得同意，以为暑假玩几天就可回来了，不料，到了汉口不几天，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铁路中断了，我回不了家了，哭也没有用，这样和母亲一别就是八年。
为了躲避战事，我跟着哥嫂开始了逃难的生活。先到重庆，又到了贵阳。在贵阳经历了日本飞机的大轰炸，身临火海，几乎丧命。
在生活稍事安定后，哥嫂就送我去上学。记得学校在贵阳的红边门，距离我住的大十字街较远。我二哥那时在德国拜耳药厂任中方代理人，哥嫂为了生计，除忙于自己的工作外，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女，有时无暇照顾我，我早上经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
那时贵阳的气候特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常常下雨，我经常不记得带伞，衣服被淋湿后又捂干。遇见哥嫂的心情不好，或者我的功课完成不好时，还要挨打。有一次哥哥发脾气，用一把小水壶打在我的脸上，脸肿了，鲜血直流，他们三天不让我去上学。这种状况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日子过得确实很艰难。
后来不知怎的我又染上了伤寒病，哥嫂就把我送到远郊区的一家传染病院，我在那里昏迷了两个多月，似乎是在等死。这个消息让我母亲知道了，她焦急万分，想尽办法，通知当时正在昆明的二姐叶淑爱（二姐是学畜牧兽医的），二姐赶来看到我的情况，将她的血输给我，才保住了我这条小命。病好后我的头发都掉光了。因为生了重病，哥嫂就不敢再收留我了，把我送到四川荣县我父亲的家。大病初愈的我住在那里很不适应，我想我的母亲——我的娘。
因为抗战，那时的邮路已经不通畅了，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邮包，那是几经辗转一两个月才侥幸收到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件母亲亲手用毛线编织的红色的毛背心，看到它我就哭了。这是母亲知道我痊愈了，从遥远的北京给我送来的她对我的深深的爱。我抱着它久久不忍放下。这个背心我一直穿着，直到长高长胖也舍不得丢弃。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三姐把我接回北京，我才回到母亲的家，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我进入了志成中学，这是一个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学校，一直到高中毕业。在这里我认识了几位地下党的同志，他们启迪我，给我很多帮助，对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她一生最光荣的时刻
母亲送我去当兵
1949年9月我考入辅仁大学，先读心理系，后转经济系。1950年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我国掀起了抗美援朝的运动，母亲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参加卫生系统组织的学习，对于形势她非常了解，为保家卫国，她也积极参加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也鼓励我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
我告诉她我要把她给我的首饰全都捐了，她不反对，并说你自己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我就把母亲给我的金项链、红宝石的戒指和猫眼的戒指，还有手表和手镯，全都捐了。当时在辅仁大学的宣传板报中还特别表扬了我。
1950年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参加解放军，我报了名，母亲也支持，但我当时的男朋友到学校表示反对，因而我未被批准。1951年第二次学校动员参军，我又报了名，并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纸的决心书，这一次加上母亲的积极支持，我被批准了。母亲的表现受到我的学校和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委员会的重视和好评，因而邀请她代表全北京市参军人员的家属，在1951年7月12日于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盛大的欢送会上致词。次日（1951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曾对此次会议做了报道，其中写道：“辅仁大学叶淑穗六十五岁的母亲叶姚秀贞说，我很爱我的孩子，但是我更爱美丽的祖国。我们的女儿在新的教养下能走上光荣的岗位，也是我们母亲的光荣。”当月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都刊登了母亲讲话的照片，母亲感到这是她一生最光荣的时刻。
重病中坦然安排身后事
母亲的晚年
1953年母亲因年老体弱，打报告给市卫生局，申请停业，并得到批准。卫生局将医院原有职工均作了妥善安排，母亲于是放心地离开了医院，买下西单二条的一个小院居住。1956年西单地区要扩建，母亲又搬迁到海淀区羊坊店，购买了一个大的院落，和我五哥、五嫂、四姐、姐夫等住在一起，安享她的晚年。
不料，1957年母亲发现便血，到协和医院去就诊，被确诊为直肠癌。母亲得知后对自己的病非常镇静，我们去看望她时，见她精神愉快，毫无对癌症的恐惧。后来我们才知道，并且看到了母亲在病被确诊以后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出奇细致的安排，她将自己的多年积蓄分割成十余份，每个子女的名下各有一张定期存款单（其中还包括我父亲的），她把自己可能要花费的医疗费、丧葬费等等一一留足，还有自己积攒的首饰如何分配等等均作了安排。在遗嘱中她还特别写明，将她经常佩戴的两枚翡翠戒指留给我（我至今还保存这两枚戒指，视为传家之宝，分送给我的子女）。在那个时代，能如此妥善安排自己后事的，应当说还是非常难得和少有的。
就在这时，父亲突然回来了，和她共同生活了几个月。我的二妈（即父亲的第二位太太）的女儿叶宁（时任给水排水设计院党委书记）也来看望我母亲。叶宁是我的姐姐（她和她的哥哥叶绍民一起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哥哥牺牲在长征路上）。我现在还保存有我父母与叶宁和我们会面时的照片，照片是用135照相机拍的。照片虽然很小，却是母亲和我们最后的合影。照片上的母亲依然神态自如，坦坦荡荡，令人崇敬，令人佩服，令人深深地怀念。
1957年10月，母亲住进了协和医院。由于母亲是当时医学界的长者，为切除病灶，特请著名的外科医师主刀。但两次手术均未挽回她的生命，母亲于10月10日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并忠贞于自己的事业，为此奋斗了五十个春秋。她为自己的儿女，也为千万个新生儿的诞生付出了心血。她无愧于那个时代，无愧于她的一生。她逝世后《北京日报》曾发讣告，以兹悼念。（本文作者为原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供图/ 叶淑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