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一大惹人羨慕之處，就是官員空前高的工資。以幾百年後清朝學者趙翼的羨慕說，那真是“宋制祿之厚”。北宋宰相級別的高官，每月正俸（基本工資）就有三百貫，另外還有“加俸”“職田”各類補貼。就算“包青天”包拯當年開封府知府這一級別的官職，每年就有2000多石米糧的“職田”收入，加上糧棉等各種補貼，“工資基本不動”就能過上豪奢生活。
如此優厚待遇，自然是為了叫高官們忠心報國，清清白白為大宋做事。但最叫後人大跌眼鏡的，卻也正是這事兒：到了北宋立國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宋徽宗年間，高工資的北宋朝堂上，卻也“腐”的嚇人，以《宋會要》的原畫，就是“賄賂公行，莫之能禁”。以至於金兵氣勢洶洶殺來時，宋軍好些部隊，竟連軍糧裝備都被貪掉，兵馬竟都是“吃空餉”吃出來的虛數，只能眼睜睜被人砍……
如此雷景象，也正如羨慕過北宋高工資的趙翼，另一聲憤怒斥責：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怨痛結於民心，故至此也——北宋亡國，說是亡於金國，不如說，就是活活貪死的。
那麼，有如此高薪水的北宋，為何還攔不住一代代貪官們，撒開手腳玩命貪。最關鍵原因，卻是北宋在一件事上出了毛病：執法！
二、曾經執法必嚴
北宋從開國起，就定下了優禮士大夫的國家制度。但在宋太祖趙匡胤建國時，“優禮士大夫”卻也有個沒商量的條件：什麼錯都能原諒，貪汙腐敗不原諒。所謂“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減，獨於治贓吏最嚴”。就是宋朝的開國原則。
對這個原則，宋朝前幾任皇帝，都曾經奉行不輟。比如宋太祖年間，就有太子中舍王治和監察御史閭丘舜卿因挪用公款被“棄市”。還有太子洗馬趙瑜等人因受賄被流放刺配。到了宋太宗在位的二十年裡，對待貪汙腐敗，更是見一個殺一個。僅京中官員因腐敗被殺的案件，就是數十起之多。另外還有多人流放坐牢。而且也正是在宋太宗時代，官員貪汙腐敗，甚至到了“遇赦不赦”的地步。想等大赦天下？貪官們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當然，那個時候的大宋朝，官員工資還沒有後來那麼高。以北宋官員楊億的叫苦說，宋初官員的工資，哪怕是朝中高官，卻也只有唐朝官員工資的五分之一。大宋傳說中的高工資，還是從宋真宗簽過《澶淵之盟》，北方暫無戰事後開始的，從此後就一漲再漲。那北宋的官員風氣，是不是從宋真宗時期開始變壞？
事實是，宋真宗雖然給官員們漲了工資，而且也不像父親伯父（宋太宗宋太祖）那樣見了貪官就殺，但是懲貪的力度也絕不手軟。從宋真宗年間起，京城開始設立提刑糾查司，專門監督官員司法腐敗，而且專門編訂《會計錄》，甚至地方財政收支，等於是活活給官員們加了好幾道籠子。一旦發現腐敗現象，雖然不再動不動就處死，但刺配充軍抄家也是免不了，敢伸手就後半輩子盡毀。
可以說，北宋一直到這時，吏治的風氣，還是相對清明。不止因為優厚的待遇，更因執法到位的原則。可接下來，大宋的情況就變了。
三、坑死大宋的“寬仁”
待到宋仁宗登基後，北宋正處於經濟文明空前發達的盛世階段，宋仁宗本人以性情寬厚著稱，滿朝的“名臣名相”，也多是“寬和”的人物。於是朝中的大小事務，一切都以“寬仁”為本。些許的“小錯”，再也不會像太宗真宗朝那樣一查到底。
比如宋仁宗年間，就曾有個出名的案子：北宋天聖八年（1030），監翰林司閣門副使郭承佑貪汙事發，按照北宋法律，本該刺字流放。但畢竟是自己一直比較賞識的官員，重感情的宋仁宗竟然同情心大發，特意下令“免刺除名，配嶽州衙前編管”。這個口子一開，一個新的處罰方式誕生了：“編管”。即雖然也是充軍，但不用刺字，自然也不用承擔繁重的苦役。自此以後，每當有貪官東窗事發，經常就以此案為由頭大肆活動，想方設法給自己弄個“編管”。
貪汙腐敗的成本，自然一下就低了。
如此一來，北宋王朝的貪汙腐敗，自然是不知不覺就嚴重了。雖然宋仁宗一朝，出了包拯龐籍等清官。連宋仁宗都無奈哀嘆大宋“臣庶之家，貴近之列，交通請託，巧詐營為”。但真實情況卻更嚴重，以《宋史》記載，宋仁宗年間，各地的賬目都是爛賬一堆，大批公款被巧立名目拿走。甚至就連鄉村鬧災，前來查勘的官員，都要收了錢才給你報災，不然就是一堆苛捐雜稅扔過來。宋仁宗時代的龐籍就憤怒斥責：為什麼大宋的官員，不到二十年就貪到這地步。“蓋由寬法所致”，就是執法太寬了。
可是，龐籍喊歸喊，這以後的北宋王朝，執法卻是越來越寬。這以後的北宋王朝，經歷了著名的王安石變法。新黨舊黨打的烏七八糟，但對貪汙腐敗的懲處，卻是越來越松。甚至還有了貪汙官員得到赦免後，沒幾年依然可以出來參加選官的離奇事。於是既然貪汙腐敗沒了風險，當然也就越發突破尺度，終於有了宋徽宗年間，那腐敗到毫無抵抗力的大宋，還有痛徹心扉的“靖康之恥”。
對腐敗的寬仁，就是對民族的犯罪。看看北宋腐敗的過程，就知大英雄岳飛那句“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絕非客氣話，而是一個親眼目睹北宋亡國的英雄，對江山社稷最簡單的期盼。